用科学精神改造今天的中国文化

关于“让科学精神注入我们的文化”这个题目实际蕴含了两个大的前提：首先，它假定科学精神是一种人类的普适价值；其次，它认为在今天中国文化需要用科学精神进行一番改造。对这两个前提我都是认同的。下面就这两个前提中更为丰富的内涵展开谈一点认识。

谈到科学精神是一种人类的普适价值，自然要问到什么是科学精神。我们可以很简单地讲，科学就是求真。但这句简单的话里实际暗含了一个人们争论了几千年的哲学问题：存在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真理的世界，它超越我们的肉体，我们的感觉，我们所受限的现实世界。柏拉图认为这样一个真理的世界是存在的，他称之为“理念世界”。这个世界人类经过艰苦的智力跋涉是可以到达的。这个跋涉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摆脱”的过程，英语中的自由（free）的本意就是摆脱。我们需要摆脱肉体，摆脱错觉，摆脱各种条件的限制，摆脱各自的利益，摆脱世俗，摆脱喧嚣的市场，走出洞穴，只有自由的灵魂才能触摸到真理。尼采说过，自由还有什么副产品的话，就是创新。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创新就是求真。正是在以上的意义上，科学、自由、真理是同义词，它们在超越的、神圣的意义上是同义的。不承认存在这样一种超越的客观真理，科学家的工作就变得很渺小，人类就不会有那么多伟大的发明。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许多科学家自称柏拉图主义者。

当然，这样一种把超越视为真理的内在生命的观念有一个致命的内在缺陷，当它走向极端，就是必须肯定一个万能的上帝。这是希腊文化被基督教文化战胜的内在原因。西方世界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等多方位的反省与改变，经历了近五百年的时间，现代科学精神才得以脱颖而出。客观真理依然是科学追求的目标，但能否被检验却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分水岭。科学是一种描述，科学是一系列步骤，科学是一种方法，科学是一种预测，只有这样的科学才能被检验，才能不断完善，才能在改造世界和改善人类生活状态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孔德把这样一种科学看作是人类知识进化的高级阶段，它超越了神学与形而上学，是真正的人类理性精神。

对于中国人来说，承认科学精神是一种人类文化的高级阶段，是一种普适价值，需要我们克服民族的心理障碍。因为，现代科学毕竟发源与产生在西方，不管其是否有必然性。并且，它与西方的宗教、法律、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虽然在普适价值的意义上，我们最不排斥的是科学，但我们又是在一个很呆很窄的意义上讲科学。

这就自然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在今天中国文化是否需要用科学精神进行一番改造。这点在中国的历史上讨论的已太多了，从1923年丁文江和张东荪先生的科玄之战开始就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今天，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谈一下这个问题。最初，由于地理的原因，中华文化作为一种以血缘关系为一切伦理关系源头的文化，它实际不需要一种外在的超越的理性存在，它封闭地就可以解决一些形而上学的根本问题。例如，你是谁，你从哪里来，你到哪里去，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你如何解决有限的生命与永恒的价值的问题。因为血缘的延续可以有效地回答这一切问题并且规范社会秩序。我们的圣人把这种关系理论化、范畴化，从而形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中心价值。一个民族的文化价值一旦形成，就表现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以至于左右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等等。这样一种以现实性为品格的文化具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它使中国可以在一个人类成就的低水平上建立一种秩序与和谐。老百姓自己有一套丰富多样的日常生活，有一套息事宁人的处世哲学，他们懂得如何把地种好，把房子盖好，把桥修好，把日子过好，他们当中有着无数的能工巧匠，因此中国古代的技术（但不是科学）是相当发达的。在这种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些实际的世间智者，他们讲了大量的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说教，而很少进行思辨的讨论、批判与怀疑。于是，在这样的社会中，统治者就可以治大国如烹小鲜，最好的统治者就是无为而治的统治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方式，它给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宝贵的生存模式。如果，中国社会可以这样一直封闭地生存下去，我们可以说，我们不需要科学以及科学精神。但问题是，今天中国文化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已经分崩离析了。对一个不需要讲超越性的文化，其面临的危机之严峻是其他文化所没有遭遇过的。所以，对于今天的中国讲科学精神，首先要突出强调真理的超越性品格，摆脱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纠结；这也是培育一个民族的信仰、敬畏精神、法制精神、崇高与神圣、普适价值观所必须的。其次，我们也要强调现代科学精神中知识就是力量的一面。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社会，有了科学，这个世界就有了被管理的可能性，而且科学教育使很多人具有了管理的能力，这个世界被管理而不是被统治才成为现实。因此尊重科学、尊重知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是在中国社会需要反复强调的话题。文化无从选择，但教育可以改变文化，可以改变一代人的心理，改变一代人的世界。我们寄希望80后90后学了那么多的科学知识、管理的模式，具备了管理能力，注意力不再是政治，不再是意识形态，我们的国家通过科学可以进步。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