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文化琐谈

家训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五帝时代就已萌芽。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发展，家训文化也逐步走向成熟和繁荣。从隋唐时期的《颜氏家训》、《帝范》发展到宋以后的《袁氏家范》以及范仲淹的《义庄规矩》、陆游的《放翁家训》、朱熹的《朱子家训》、朱伯庐的《治家格言》和曾国藩的《曾国藩教子书》等等。这些《家训》瑰宝，为中华传统文化，增添了一重绚丽的光彩。

历代《家训》，是家庭长辈通过涛词、书信、箴言等文字形式，从理想情操、修身养性、求知立德、做人择友、珍惜光阴、勤奋学习等几乎涉及人生历程中的方方面面，向自己的子女晚辈们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训诲。这对于青少年在继承传统美德、树立远大志向、培养高尚情操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一面。在今天，也仍然可以借鉴，尤其是揭示当今个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相互关系等方面，更有其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曹操，不仅是一个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教子有方的家长。公元214年，曹操南征孙权，临行前，给三子曹植写下了《诫子植》：“吾昔为顿丘令，年二十三。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欤!”意思是，我曹操二十三岁时，己任顿丘县令，任期所为，于今回想，无甚可悔之处，而你今年也正好是二十三岁，难道可以不努力上进吗，他教育曹植，要勤奋学习，不要浪费光阴；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庸庸碌碌，要有所作为，不要一事无成。公元218年，曹操派长子曹彰带兵讨伐代郡乌桓奴隶主贵族的叛乱，临行前，写下了《诫子彰》：“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曹操带兵一贯纪律严明，曾有“割发代首”的佳话，在此家训中，更表现出了曹操的执法严明。他告诫儿子，在家里我们是父子关系，但在你接受出征任务后，我们便成了君臣关系。因此，你的一举一劫都要以王法为准，不得违犯军纪国法。从曹操的这些“诫子家训”中，不乏寄托着对子弟的殷殷厚望和在执法上不分亲疏的严正态度，这对于当今我们加强法制观念来说，依然起着一定的教育作用。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但他在处吐、立身、为政、治学等方面却异于凡俗之论，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早年曾发出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的赞语。曾国藩虽权绾四省，位居三公，但仙却在生活上崇尚俭朴，尤其是对子孙的教育极严。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在给大儿曾纪泽的信中说：“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共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在写给二儿曾纪鸿的信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还叮嘱：“概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尚年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及懒惰。”曾国藩还于同治三年七月在为纪鸿赴长沙考试时，写下了“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的教谕。曾国藩的这些D丁嘱子弟要注意言行和蕴含父子深情的“家训”，对当今广大青少年养成勤俭作风和不骄不傲、不奢不华，尤其是对那些官家子弟“务知自重”，不搞特殊来说，是不无裨益的。

包拯，是封建社会中清官的典型，他为官清廉，公正无私，就连他的舅父犯法，也按刑律，当众责打。在《包拯家训》中有这么一段记载：“后进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六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工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这是包拯临终前给次子包绶留下的遗嘱，用来教导子孙后代，要保持廉洁作风，并告诫子孙做官就要做清官，切莫做贪官。包拯的这一家训，对当今的官员及他们在教育自己的子弟中，难道不无启迪吗?

我国古代的家训文化，内容极其丰富，影响极其深远。家训文化，不失为做人的标尺、处世的范本，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作者单位：江西省万载县委宣传部，33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