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训家风漫谈

时间:2022-09-26 01:06:12

栏目前言: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家训家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每个家庭教育智慧的深刻体现,是一个家庭的立家之本、幸福之源,是良好社会风气的重要基石。为深入贯彻提出“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继续积极探索,广泛深入地开展家庭文明建设活动,以好的家风支撑起好的社会风气”的指示精神,深入推进文明河南建设,发挥中原传统文化对现代精神文明的促进作用,达到以“以正确的理念引导人、以规范的家训约束人、以优良的家风塑造人、以生动的故事感染人、以典型的人物影响人,以好的家训家风支撑良好的社会风尚”的目的,本刊于2015年1月起,特开辟“好家训好家风”专栏。

家风漫谈:

已被许多人遗忘的家风因央视在这个春节的街访被重新关注,这样的街头采访不仅成为马年春节一道亮丽的风景,而且也留给人们许多思索和启示。当然,对“家风”两个字大家并不陌生。许多古代大家庭都有家风、祖训,有的还被写进书里。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家风往往是从长辈那里传承下来的,是先祖智慧的结晶,对一代代的后人皆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齐家”最高境界就是形成大家庭里的“家风”,它代表着一家人的精神风貌、品格修养和处事原则。今天对家风的重提和梳理,既是督促我们在精神上寻根,也是提醒我们应从传统文化里汲取古人为人处世的养分,让今天的我们得到更多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的熏染。

古人“家风”里的浩然正气

古人在家风的训导方面,不仅留下许多谆谆教诲,而且流传下许多动人的故事。比如,我们熟知的孟母三迁、断杼教子;岳母刺字、精忠报国;北宋大政治家司马光的“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者,侈以自败”;晚清重臣曾国藩的“勤奋、俭朴、求学务实”;《颜氏家训》中的“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等等。皆是传唱千古的家规、家训、家风。古人关于家风的文字记载,而今梳理吟诵可谓多如繁星,像庾信在《哀江南赋》序中所说;“潘岳之文采,始述家风;陆机之辞赋,先陈世德。”辛弃疾在《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词中写道:“一葛一裘经岁,一株以瓶终日,老子旧家风。”作为极度重视家庭品德修养的族群,家风无疑是中国人和中华文化中最为朴素的沉淀,其浩然正气的风格与风尚,构成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脊梁。

在我国近代史上,众多著名人物的家风也为后人树立起人生观的价值标准,既给自身的家庭树立了端正的家风,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和家风,也对民族文化的弘扬、道德素养的形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像“做官不许发财”是抗日民族英雄、爱国将领吉鸿昌的家风;“不经商、不赚钱、低调做人、一生清廉”是开国领袖的家风;“做自立、诚实和正直的人”是刘少奇的家风;“守法,低调”是邓小平的家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而且对亲属子女严加管束,成为家风建设的楷模。他们那些激励人心、震撼人心的清廉之举和高风亮节,已成为我们党的巨大精神财富。

在古人和现代著名人物的家风中,传统家庭教育中的诗礼传家内涵当然会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但不管如何,诚信、正直、勤奋等核心的价值观念应被长久坚守,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我们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

看古人家风咋形成

如何治家,历来是人们议论甚多的一个话题。家训,对于今人来说,是个比较专业的说法。但在古时,却是常用词,因为“人必有家,家必有训”。家训指家庭或家族内部父祖辈对子孙后代的垂诫、训示,更是儒家知识分子在立身、处世、为学等方面教育后辈的家庭教育读物。古人家风的形成,更多靠的是长辈与子孙的身体力行,而不是背诵“家训”。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诫子文书,如曹操《戒子植》、曹丕《诫子》、嵇康《家诫》、诸葛亮《诫子书》、羊祜《诫子书》等都是教育子孙的文书。最典型者当数诸葛亮的《诫子书》。

诸葛亮曾经写过两封《诫子书》,其一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篇《诫子书》,不但讲明修身养性的途径和方法,也指明了立志与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

他的另篇《诫子书》说:“夫酒之设,合礼致情,适体归性,礼终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殚,宾有余倦,可以至醉,无致迷乱。”

这句话是说:摆设酒宴,目的在于合乎礼节和沟通感情,以适应身体和心性的需要为度,尽到礼节便可退出,这就达到和谐的极点了。当主人兴致未尽,客人略有倦意的时候,可以饮酒至醉,但不可到昏迷错乱的程度。这是诸葛亮在具体事情上对子女的训诫。

有人认为,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在他死时才8岁,而上述两封《诫子书》所言内容,不像是对儿童讲话,因而怀疑其系后人伪造。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诸葛乔过继给诸葛亮为嗣子这件事,就不会对上述两封《诫子书》有怀疑。

陶侃退腌鱼

东晋名臣陶侃出身贫寒,年轻时做过县吏,曾利用职务之便给母亲湛氏送去一罐腌鱼。湛氏不肯吃,还责备陶侃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

谢安侄子谢玄,年轻的时候喜欢佩戴紫罗香囊,谢安怕他丧志,“因戏赌取,即焚之”,用这种行为加以教育,自此谢玄停止了佩戴香囊。谢安兄子谢朗,“善言玄理,文义艳发”,小时候一次大病初愈后,在叔父谢安处与僧人支遁谈玄,论争得十分激烈。

谢安寡居多年的嫂嫂王氏担心儿子过度劳累伤身,两次派人叫谢朗回去。谢安总舍不得让谢朗走,想让他们论出个结果。王氏只好亲自跑到谢安家,说:“新妇少遭艰难,一生所寄惟在此儿”,哭着把谢朗拽走。谢安对支遁说:“家嫂辞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见之。”(《晋书》卷79《谢安传》)表示了对嫂嫂行为的理解和尊重。这两件事反映了谢氏家族重教育、讲礼节的门风。

曾国藩如何教育“官二代”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九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教育九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而后,曾大人直接教育儿子如何做:“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读书与做人,实质是相容并包的。通观曾国藩的一生,其言传身教对于曾氏家族的儿孙成才,以及家族可持续发展都奠定了扎实基础,值得今人借鉴。

张绪因势利导儿子

南齐人张绪之子张充“不持操行,好逸游”。

一次张绪请假回家,刚到西城郭,便看见儿子到郊外打猎,“左手臂鹰,右手牵狗”。张充也看到父亲的船驶来,便放下猎鹰和猎狗,在岸边拜见。张绪没有责备他,而是一语双关地问:“一身两役,无乃劳乎?”张充面有愧色,回答:“充闻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请至来岁而敬易之。”张绪便鼓励他说:“过而能改,颜氏子有焉。”

果然,第二年张充便修身养性,刻苦攻读,后与从叔张稷同有名望(《梁书》卷21《张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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