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与游仙诗

摘 要：波澜起伏的人生经历，使曹植对人生有了独特的感受，对建功立业的憧憬及对生命短暂的悲哀，让诗人内心充满了矛盾，这些都成为诗人诗歌创作的源泉，在诗人的游仙诗中得到充分体现。

关键词：曹植 游仙诗 建安时期

在中国诗歌史上，游仙诗作为一种重要的诗歌类型，它的起源要追溯到汉代以前的辞赋。但真正以“游仙”为题进行游仙诗创作的，曹植是第一人。正是经过曹植的努力，游仙诗才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得到文人的普遍认可和接受。曹植创作的游仙诗计有《盘石篇》一首、《仙人篇》一首、《游仙》一首、《升天行》二首、《苦思行》一首、《飞龙篇》一首、《桂之树行》一首、《平陵东》一首、《五游咏》一首、《远游篇》一首、《驱车篇》一首，共十一题十二首（此数据兹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统计）。这些游仙诗，除《桂之树行》、《平陵东》之外均为工整的五言诗，而且绝大多数是自创新题的乐府诗。

纵观曹植的整个人生历程，可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界点就是建安二十二年曹丕被封为太子。曹植的上述游仙诗，据赵幼文先生《曹植集校注》考证，均作于黄初和太和年间，也就是诗人生活中充满了矛盾与失落的后期，因为“失意人”、“有托而逃”的游仙诗只能在诗人失意的时候才被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境地。

一

建安时期，即曹植人生经历的前期，这时的诗人深得其父宠爱，“太祖孤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三国志・魏书》）。政治上很得意，一直过着风流自赏、富贵优游的生活，这时的曹植与失意人的形象是毫不沾边的。他在放纵享乐的同时，还憧憬着建功立业。在儒学精神的激励下，他所追求的是在政治上大展宏图，正如《与杨德祖书》中所说：

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

希望自己能建立不朽的功业以获得永恒的名声。

由于儒学精神占据着诗人思想的主导地位，所以此时的曹植对神仙长生不老、逍遥自在等特点尚未过多加以注意。现实生活的环境和建功立业的抱负同样也能给他以安慰与满足，在现实生活中就能享受的快乐何必非要到虚无缥缈的神仙那里去寻找，再加上汉末以来人们对神仙之说的怀疑态度，使他根本并不相信神仙之说。所以诗人在《辨道论》中对神仙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对曹操召集方士的目的进行了明确说明：

本所以集之（方士）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惑民，故聚而禁之也。岂复欲观神仙于瀛洲，求安期于边海，释金轲而顾云舆，弃文骥而求飞龙哉！自家王与太子及兄弟，咸以为调笑，不信之矣。

曹植的这一番言论与他前期崇尚儒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当然，对神仙思想持批判态度，并没有影响诗人对生命短促、死亡悲哀有着深切的感触。建安十七年阮逝世，建安二十二年，疫气流行，王粲、徐干、陈琳、应、刘桢“一时俱逝”，二十三年繁钦卒，二十四年杨修被杀，二十五年即魏黄初元年，曹操逝世，曹丕继位篡汉，另两位好友丁仪、丁兄弟被杀。身边朋友的陆续离去及在《金瓠哀辞》中描写“首女”的夭折都给了他刻骨铭心的记忆，盛年不再、生命不永使得壮年的曹植感受到了时间流逝的无情，希望能留住溜走的岁月。早期的曹植虽然没写一首游仙诗，但生活的阅历、对建功立业的急切憧憬及对生命短暂的悲哀，已融入其生命意识中，为诗人以后创作游仙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立为太子，标志着曹植政治上的失败；曹操的去世是诗人悲惨命运的开始。曹丕一上台就对曹植进行了一连串的迫害，先是杀掉了一向拥护曹植的丁氏兄弟，并把他置于监国使者的严密监视之下，甚至授权灌均捏造罪状，欲置其于死地。早期那个恃才傲物、风流倜傥的贵公子不见了，此时的诗人是个委曲求全、性命难保的“失意人”的形象。

生活境遇的改变使得曹植不得不改变其心志以适应变化了的外部环境，从人上人变为阶下囚，曹植一方面要讨好曹丕，在《制命宗圣候孔羡家祀碑》中把迫害自己的曹丕誉为一代儒家大师，可与黄帝、禹舜、周文王并称，对曹丕讨好、妥协是希望曹丕能给他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另一方面，曹植千方百计地想表明自己的心迹，以示对曹丕的忠心，来消除曹丕的疑虑。但是他的这一番努力，结果收效甚微，所以在任城王遭毒害的时候，诗人悲愤地发出了“天命与我违”的呼喊。

现实生活是如此残酷，实现理想抱负是如此困难，作为一个“失意人”，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摆脱命运的安排，只好到虚幻的神仙世界中去寻求解脱与安慰。据赵幼文《曹植集校注》考证，在黄初年间即在曹丕当帝时期，曹植共创作了《盘石篇》、《仙人》、《游仙》、《升天行》二首及《苦思行》等游仙诗，黄节《曹子建诗注》认为这些诗均为“伤人世不永，俗情险艰，当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现实世界的压抑和残酷，反衬出神仙世界的美好，因此，诗人希望摆脱尘世，到神仙世界里去寻找自由与快乐。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六云：“观‘九州不足步’（《五游咏》：笔者加）五字，其不得志于今之天下也审矣。”（转引自《三曹资料汇编》，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1页）如果说他前期生活中既有自由又有实现建功立业的机会，那么后期这些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东西全被剥夺了，这些正是后期曹植压抑自己所孜孜以求的。曹植的游仙诗正曲折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现实生活，表达期待一位明君出现帮助自己实现政治理想和在神仙世界里摆脱囚徒般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的一种追求。

黄初年间是曹植一生中最痛苦、最难熬的时期，在现实中虽屡受挫败，但他并没有放弃，仍对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抱有希望。这也成为诗人这时期创作游仙诗的主要内容之一。“潜光养羽翼，进趋且徐徐。不见轩辕氏，乘龙出鼎湖。徘徊九天上，与尔长相须。”曹植一生追求的建功立业的理想，此时毫不例外地表现出来。正如诗人在《求自试表》中所说：“如微才弗试，没世无闻，徒荣其躯而丰其体，生无益于事，死无损于数，虚荷上位而忝重禄，禽息鸟视，终于白首，此徒圈牢之养物，非臣之所志也。”“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声名并灭。”正是诗人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活得充实、不虚度此生的表现。黄节《曹子建诗注》可谓一语中的：“托意仙人，志在养晦待时，意必有圣人如轩辕者，然后出而应之，所谓可行于天下，然后行之者也。”他在等待圣人出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和政治理想。

这时期诗人除了表达对理想抱负的追求，还有对自由的无比向往。他一再强调“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仙人篇》），“意欲奋六翮，排雾凌紫虚”（《游仙》），正是基于此，诗人希望在尘世之外，能有一个极大的自由的空间可供自己任意翱翔，而神仙思想正是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世界的一种补充，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与理想，都可在神仙世界里得到满足。

三

曹继位后，对曹植诸人在物质待遇上要比曹丕时期好得多。太和三年，曹植转封当时比较富裕的东阿，而且曹还亲下手诏关问曹植，这使得诗人又燃起了希望，也许能重新获得重用。他一方面关心国家大事，同时也表明自己对当朝统治者的忠心，屡次上书求试，希望对当时朝政尽忠尽力。他期待“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志欲自效于明时，立功于圣世”，“翼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辉日月”（《求自试表》）。虽多次遭打击与迫害，始终没有放弃追求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但魏明帝始终没有给他任何施展才华的机会。在这种处境中，诗人晚年的内心充满了悲愤之情。理想的破灭使他更深刻地感受到了人生的艰辛，在碌碌无为中痛感生命流逝的无情。因此，此时的诗人更喜欢用游仙这种形式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与愿望。太和时期的游仙诗除表达自己的建功立业的抱负和追求自由快乐的愿望外，又多了对长生的渴慕与追求。

太和时期的曹植已经不是建安时期那个风华正茂、毫无生命危机感的贵公子了，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打击迫害后，产生了对长生的企望。太和时期创作的游仙诗除《桂之树行》外，每首诗都表达了对长生的渴望。如：《五游咏》：“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服事享遐纪，延寿保无疆。”《平陵东》：“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飞龙篇》：“寿同金石，永世难老。”《远游篇》：“齐年与天地，万乘何足多。”《驱车篇》：“同寿东王父，旷代永长生。”这种对长生的渴慕与诗人的生活境遇是密不可分的。后期客观环境和自身感受的变化，改变了诗人对神仙思想的态度，对神仙和方术逐渐产生了企慕的思想感情，因此在此时作的《释疑论》中否定了在《辨道论》中所得出的结论。虽然有学者认为葛洪说“陈思王著《释疑论》”并不可信，认为《释疑论》应为葛洪本人所杜撰。（参见汪大白《曹植〈释疑论〉应系葛洪所杜撰》，《学术界》2001年第5期）但笔者认为结合曹植自身后期遭遇的实际情况，他的思想转变具有现实基础与可能性。再加上汉魏之际道教形成，仙风正炽，儒家正统思想遭受打击的时期，特别在曹丕称帝后曹植受到的一系列打击与迫害，不可能对自由、快乐的神仙思想无动于衷，这就是在后期曹植创作了大量游仙诗的原因。企求长生是因为惧怕死亡，而晚年的曹植时时被死亡的威胁所笼罩，害怕自己年命早殒，理想抱负不能实现，从而寄希望于神仙方术，希望自己仍有骋才肆志的机会。

曹植后期是一个非常忧郁的角色，异常的苦闷与失意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解脱愿望，神仙思想固然能让人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但成仙之前还需要找到从绝望的现实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诗人找到了老庄思想。在《释愁文》中就借玄灵先生之口对自己痛苦的原因作了一番剖析，并为自己开了一副药方：“方今大道既隐，子生末季，沉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缨弹冠，谘诹荣贵。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华薄，凋损正气。吾将赠子以无为之药，给子以澹泊之汤，次子以玄虚之针，炙子以淳朴之方，安子以恢廓之宇，坐子以寂寞之床。使王乔与子遨游而逝，黄公与子咏歌而行，庄子与子具养神之馔，老聃与子致爱性之方。趣遐路以栖迹，乘青云以翱翔。”以老庄哲学化身的“玄灵先生”正是曹植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排除忧患，消遣生涯。这正和曹植在《桂之树行》中表达“得道之真人咸来会讲，仙教尔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烦，淡泊无为自然”互为印证。这就是道家与方士合流的长生观，即既追求神仙的长生不老，又追求道家的淡泊和达观。

当然不容否认的是，曹植后期对神仙的态度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为现实所迫接受了神仙思想，另一方面在创作大量游仙诗的同时又流露出“反神仙”的思想。最明显的莫过于在《赠白马王彪》中所言：“虚无求列仙，松子久欺吾。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曹植之所以发出这般感慨，在《赠白马王彪序》中说得很清楚：自己与任城王白马王三人“俱朝京师，到洛阳，任城王薨。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后有司以二王归藩，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任城王的暴死使他进一步感受到人生的无常，残酷的现实动摇了他对神仙的信仰。不过，曹植的此番“反神仙”思想的言论不能说明他内心就真的彻底否定了神仙不死之说， 他在创作《赠白马王彪》前后的黄初年间也创作了《仙人篇》、《游仙》、《升天行》（其一其二），之后又创作了《飞龙篇》、《桂之树行》、《平陵东》、《五游咏》等游仙诗。这表明他在总体上仍然相信神仙思想，处于困境的他希望借助神仙得以解脱，只不过结果总是让人失望，故发出了“天命与我违”的感慨。他只是借“虚无求列仙，松子久欺吾”抒发了自己的愤激之情，具有明显的感性成分。

曹植在遭受人生命运重挫的情况下创作游仙诗，是一个“失意人”对其理想抱负及自由、快乐的追求无法实现的一种安慰与补偿，他向往的神仙境界是对现实社会一切缺陷的弥补，是对压抑的、残酷的现实的一种逃避。没有此种人生遭遇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如此具有悲剧精神的诗作的。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发展规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