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口:转移,还是过渡

近日于某报看到吴敬琏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一些观点，他认为其症结在于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过少，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转移。有人将这一观点概括为“就业优先论”，本人更愿意称之为“劳动力转移论”，对于这一观点，本人有一些不同意见与吴先生商榷。

“转移”的或然性

与吴先生的观点不同，本人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不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非农产业简单地转移，而是国家以和谐发展的态度，通过富农政策以及其他的有关政策，在让农民有了余钱、技能之后，再行之一定的鼓励政策,以引导大部分农民向新的乡镇经济过渡。在这里,“转移”和“过渡”有着相当的区别。从字面上看转移是由此及彼，过渡则是由此及“此”。当然分歧不仅仅在字面上，而是涉及到对待这一问题的观点、制度、政策等等深层次的东西。

毋庸置疑，“转移”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农、牧民从土地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的必然性，但在“转移”的进程中又存在哪些或然性呢？

首先，我们来看看西方国家的进程模式：通过“圈地运动”强迫农、牧民失地，迫使大量的人口进行转移，其中一部分转移到了新产业，另外相当一部分是分流到了美洲新大陆。这个模式显然是不能复制的。

那么其他的模式，比如韩国或者东南亚的情况能不能在中国复制呢？这也许有可能也许不可能，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讨论起来没多大意思，因为中国的情况太不同，太不一样。

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

我们还是结合中国的情况从问题的源头谈起，我们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什么样的劳动力？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简单劳动力还是复杂劳动力？毫无疑问，在当前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数是简单劳动力，然而,当他们一旦拥有了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简单的剩余劳动力了，而可能是企业家、技术人才，这个时候“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显然已经有所转化。

这里我首先就整个问题的前提作了一个简单的探讨。显然这一探讨触动了整个系统的基石。事实上，当前流行的一些其他的观点“利益保护论”、“结构调整论”、“统筹发展论”、“市场化带动论”都不同程度地触动过这一前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吴先生指出，中国的情况不能吃“单方”，他以最为欣赏的浙江为例进行说明，浙江以市场化带动民营企业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并促进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也就是统筹发展。

浙江的情况确实不错，也值得称道，但这已是昨天的事情，现在的情形是新形势新问题。最近浙江经常闹“煤电油”之类的危机就是新问题，而中国整体的环保及能源压力更是小觑不得，加之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因为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已经不堪重负，诸如此类的种种问题，我们不得不质疑这种简单的、浅层次的“转移”。可是，我们再来一个设想：如果这一切只是大量人口进行“转移”的开始呢？毕竟中国有十亿农民，而按工业化的标准，现在的情况真的只是刚刚开始。

怎样“过渡”

怎么认识“过渡”这一观念，并从制度上、政策上加以鼓励、引导、滋生呢？

“过渡”其本身是由此及“此”，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政策，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由简单劳动力发展成复杂劳动力，并催生出新的与城市经济相互补充、和谐发展的农村经济，它强调的是主体的自我生长、自我消化吸收的内在功能。

这些年，我们不知不觉地为了工业化而“转移”，忽略了农民占着中国大多数人口这一人文现实问题，最近的免农业税政策无疑是一个英明的决策，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开头。在以人为本的时代，对一个占着人口大比例人群的重视，无疑是一个举重若轻的战略。

这个政策是彻底的富农政策，它在赋予农民生存权的同时还赋予了农民的发展权，此外，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把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催化成有效的人力资源，其意义更是非同一般。当然这也只是“过渡”政策的一部分，“过渡”政策还应包括相关的教育、培训、信息疏导、行政指导、宏观调控等政策，以及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法规加以支撑，分别从物质上和知识技能上富农，以信息疏导、行政指导、宏观调控等政策支农，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农民直接提供致富机会。在此基础上，出台下一阶段的富农政策；对于那些刚刚从农村成长起来的经济主体有必要“扶上马，送一程”。这样的“过渡”政策是有希望的。

向何处去

讨论这个问题，有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那就是新近出现的“民工荒”。“民工荒”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民工荒”的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只要解答了这些问题就有助于我们得出由此及“此”中“此”的答案。

我个人认为,“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形成的，是中国经济全局发展到今天出现布局调整的一个趋势。这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的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向人口密集的中部转移，并且在这种趋势的长远发展下，形成沿海外向型经济、中部劳动密集型经济、西部资源依托型经济的全国格局。

由此看来,这个“民工荒”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它的出现还是个好事情，它符合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原则。

沿着这个方向，我们是不是能隐约看到中国未来乡村发展的模样了？大量的结合当地资源情况与市场要求的产业集群及由此带动的第三产业的形成，将构成中国新的乡镇和散布其下的众多农村居民社区的场景，可能是更符合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局面。

谈到这里补充提一下，曾经由于过量民工外流所造成的农业荒地增多的现象，其实质同样是经济发展失衡的结果，与“民工荒”的现象是在本质上相互印证的。

由公务员出任村长

在这样的经济发展趋势的要求下，政府职能作何转变以及相应的机构如何系统动态地进行调整，才能充分在制度上对新经济的运行加以保障呢？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非常重要，但在此，我仅想从两个方面谈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农村优秀人才的回流问题。很多年来我们的农村一直处于这样的一种境况，因为农村穷，农村的优秀人才决不回头地往外走，而村长的人选又局限于农村本身，这种机制必然形成农村的人才“洼地”。在人才决定一切的今天，肩负着新形势新要求任务的村长之类的人选如果不能跟上形势，显然是行不通的。由高素质的公务员来出任村长及部分村官，应该是一个从机制上解决问题的办法。

另外，吃“单方”的问题。中国人办事喜欢吃“单方”，这些年关于“三农”问题所形成的阳光工程、扶贫办、科技文化教育三下乡等各种机构和活动全是吃“单方”的结果。这些机构和活动相互独立，职能却又交叉重叠，效率和效果怎么能好得起来？全盘整合所有现行的相关政府职能机构并重新布局和调整应该,是时候了。 （作者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