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家族企业异与同

一、我国与国外家族企业制度的相同之处

1、控制权仍然牢固掌握在家族手中。保留家族成员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是家族企业之所以成为家族企业最基本的前提，或者说是底线。如果家族企业的控制权被家族以外的成员掌握，它就不称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家族企业。不论采用什么方式，我国和国外家族企业都不愿、也没有放弃家族对企业最终控制权的牢固掌握。而保留对企业的最终控制权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家族企业的经济剩余索取权。这当然是所有企业的所有者拥有企业的终极动力了。

2、家族企业制度的泛家族化特征显著。所谓泛家族化，本文认为，以家族成员的家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在不危害、或者更有利于家族企业的家族利益的前提下，并不排斥外部管理资源的介入，同时尽量争取以家族企业认同的家族文化融合外部管理资源，满足市场经济体制中对包括家族企业在内所有的家族企业的共同要求――向外部开放，通过资源的流动实现优化配置。

3、家族企业存在着共同的非正式制度基础。中外家族企业都拥有家族文化赋予的相关成员彼此之间高度的信任和密切的合作，以及相互依赖、同甘共苦的共识。这是始终贯穿于中外家族企业的创业、扩张和延续过程中，存在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的一种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

4、尽量保留家族企业优势。家族企业的制度建立和完善大都遵循尽可能保留家族企业优势的原则，在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成长中尽可能地选择那些能保留家族企业优势的制度，并力求避免家族企业与生俱来的劣势，实现家族企业优势与现代企业制度间的融合。

二、我国与国外家族企业制度的不同之处

1、掌握控制权的方式有别。国外的家族企业一般都能够将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通过控制股权的方式掌握日益庞大的家族企业或企业集团。无论是相互持股，还是相对控股，目的只有一个：保留最终控制权。而我国的家族企业大都采用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形式来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即使是上市的家族企业，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的干预程度也是较高的。从企业内部来说，我国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的正式制度根源是单一化的产权结构，非正式制度根源则是“肥水不留外人田”的封闭小农意识残留。从企业外部来说，根源则是我国职业经理人市场的落后和外部管理资源的缺乏。企业内外部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阻碍着我国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进程，因而掌握控制权只好依靠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活动来实现。

2、开放程度有别。我国和国外的家族企业都是从家族所有、家族经营起步的，但是通过对目前二者发展的现状作横向比较，作者发现，它们的制度的开放程度是不同的。我国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单一决定了企业制度的相对封闭，而国外家族企业无论是股权集中还是股权分散，对外的开放程度都相对较高。

3、制度化程度有别。家族企业开放度的差异导致了它们制度化的差异。例如在企业治理结构上，开放度较高的国外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较多地借鉴现代企业制度的合理成分，注重企业管理规则的客观性、一致性和公平性，而开放度较低的我国家族企业则忽视企业的制度建设，往往是在血缘差序格局当中实行“以亲制疏”，忽视企业制度建设、在执行规则当中存在主观性和随意性。

4、治理结构形同神异。我国与国外的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从形式上看基本相同，但是我国与国外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在相同的形式下却有着不同的实质。国外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大多为企业决策科学化、运作规范化提供制度保障。而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却是家长制主导的。企业的“董事会”其实更多的是“家庭会议”，“监事会”成员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的保证而成为摆设，对企业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我国家族企业更多的是人治下的制度，感情下的制度，家庭成员主导和控制下的“三会”。

5、文化的影响。我国的家族企业文化是排外的，而国外的家族企业文化是开放的。我国大陆的家族企业文化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文化的区别在于：海外华人家族企业的文化是我国大陆中华文化和国外文化的融合，即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开放性的要求，通过华人文化中“家族”的泛化，依靠家族文化维系，依次实现对家庭外家族内、对家族外的次序开放。而关于“家”文化，我国与日本同受儒家文化影响，但是不同的发展环境又使“家”文化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我国的“家”文化强调血缘、亲缘、姻缘；日本的“家”文化则强调安身立命、和谐、相互依赖，更注重家族名义，而非家产，而关于“家产”，又强调人力资本形态的能力、延续家族名义的经营管理的能力，而非物质形态的实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