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消失”的私人词组

句号意味着句子的结束。肉体的僵硬昭示了死亡。我，正躲在文字后面窥视一场遥远的消失。

地址

我长出第一根白头发。一根白头发变成一缕白头发。白色的头发在我的辫子下面被人看见，身体告诉我，青春盛年可能正在消失。消失？这个词让我感到真正的恐惧。是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日历翻了一篇又一篇，时间是个磨人的小妖精，总有本事让你在它的温柔乡里，不知醒悟。当你有所察觉，它已经留下若隐若现的法令纹或者白头发……

刚认识时钟的时候，我对时间无比痴迷。一个下午，鼓着腮腺炎的小腮帮子，我琢磨出了一个让我骄傲的逻辑――今天就是昨天的明天和明天的昨天。我斟酌再三，鼓起勇气，用反问句的形式把这个逻辑告诉妈，期望得到表扬。妈正在给我织一件小兔子图案的毛衣，我打断了她数针。“不是！”面对我妈这种连头都没抬的否定，我用人体模型一遍又一遍地论证。左手代表昨天，身体代表今天，右手代表明天，默默地确认这个逻辑成立。从此我和时间之间有了一个属于我们的秘密。这有什么用，时间并没有放过我。在它迅速流动的时候，我必须做点什么，证明我存在。

我开始做一个写作者，苍白的经历让我害怕。没有丰富的世界，我只能不断翻检自己过去的时间，查看一下哪里有裂缝，能证明我和故事之间有天然的联系。但是，生活，两点一线。上班的r候，如果晚出门五分钟，在第一个路口能看见一条金毛。如果走快一点在第三个路口能看见一只雪纳瑞。至于它们的主人什么样，我从没抬头看过。

我调整走路的速度，试图改变每天固定的时间点上出现的人和狗。和固定的时间点做游戏，也许就是蝴蝶效应的开始。我期待遇见不同的人和事，从此也能稍微偏离一下可预见的轨道，变得有趣和不可捉摸，最后成为故事最肥沃的土壤。我讲出来的故事，将成为详细的注解，说明我是谁。

我是谁这个命题，干瘪又老套。我们填过无数的表格，说明我是谁：姓名、性别、籍贯……所有的信息都真实、固定、熟悉。唯独籍贯这一行汉字的排列组合，和我有遥远又神秘的联系，又陌生得只是白纸黑字。

我对这行地址的印象只有三个片段：只要跟兔子混熟了，就可以跟它瞪眼睛，试试能不能得红眼病。讨好母鸡，就可以接近嫩黄的小鸡，放肆地把小米撒在小鸡背上，看它们挤在一起互相啄。老狗，天天在秋千架下睡觉。只要我坐在秋千上，它就站起来，跟着摇尾巴。其余的时间，它放任我在院子里疯跑，除非我想要走出院门，不然它连眼皮都不抬一下。

这行地址后面还有一个见我一落地扭头就走的奶奶。我不具备接续香火的功能，也终结了她的盼望。她拒绝给我任何印记，又不得不按照家谱给我取一个名字。家谱必须记录这根脉络上所有的枝杈，所以我必须有一个名字。我和这行地址的联系就存在于固定的逻辑中。奶奶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办法。很多年，过年的时候，我必须硬着头皮给奶奶打个电话拜年，在语气和语调上尽量显示出对她的思念和过年的喜庆。这场尴尬在某一天终于终止了。奶奶睡到了爷爷身边，不用再想香火的事情了。

你说它是故乡么？它只是一行地址。你说它仅仅是地址么？它是我的“籍贯”。

扭过头，跟在火车后面的太阳是紫色的。我想起了夸父。追应该是一个神秘的动词，也是一个奇怪的动词，目前它蕴含我的一种不甘心的状态。太阳现在正在追赶着火车，一边追一边下坠。火车还没到终点，太阳就完成了坠落的动作。我正等着火车到站之后告诉我，这一行字后面的生活。我追着而去的是一行永远进入不了又无法从我身上擦去的地址。

等 待

我对死亡的第一印象是甜。甜甜的。从某一天开始，太阳落山家里也不开灯，更没有人说话。爸告诉我不要唱歌，不要跳，乖乖把饭吃了，自己出去玩。无聊，我想唱新学的《酒干倘卖无》。妈要出门，我闹着要一块奶酪。回来的时候奶酪在包里。往常，妈会帮我剥开金灿灿的糖纸，露出淡黄色的奶酪。我跳过去，就着她的手只能咬一口，不能多吃。那天我把整块奶酪塞进嘴里，没挨骂。甜的味道锋利地直冲眉心，那感觉，开天辟地一般。爸把我拉到一边说：“姥爷没了，别吵妈妈。”姥爷？“没了”是再也不回来了？反正我有点怕他，他那么高、那么壮，看着像一堵墙，不来就不来吧。我还停留在他顿着拐杖对我说：“你过来……”然后我们聊什么了，完全忘记了。

死亡有的时候猝不及防，有的时候硬生生发生在你眼前。让你目睹身体逐渐失去控制的过程。姑姑走向死亡是从失语开始的。癌细胞侵占了她的大脑，姑姑的最后一句话是告诉爸，“快把你的褂子脱下来，我给你摆摆。”第二天，她就正式开始剥去活着的每一项证明，首先拿掉的是语言。起初，不论人家说什么，她都是含糊不清地回答。接着，思维和语言已经脱节，她无法表达自己，只会说“知不道了，我知不道了。”接着一笑，你会觉得这一笑特别善良。笑的时候有一道光能把你照亮。没过几天，姑姑彻底无法表达了，除了笑，好像成了一个陌生人。她安静地接受失语这件事儿。剩下的时间对她来说，没什么特别的，只要能起床，就重复做饭、洗衣服几十年不变的日常……她一生没离开小村子，失语之后连院子都走不出去了。时间最无能为力之处在于无论你怎么痛苦，必须等，等着熬过这段时间，又恰恰因为熬着，剩下的时间显得又慢又长。

干芦苇倚在墙上，太阳倚在干芦苇上。秋千还在，老狗不在了。小院还是以前的样子，姑姑从前就在院子里，守着太阳，等着满村子乱跑的我爸回来。强行扒下浸透了汗的褂子，递给爸锅饼和京胡，由着爸跑出院子。远处皮黄一响，姑姑就笑。

最后一次等待是她失语之前的一天。我们的飞机延误，她按着预定的时间给我们熬黄鳝汤。等着等着，她只记得要等我们来，忘了炉子上的黄鳝汤。黑暗的小厨房，一直闪着火光，一罐煤气烧光了。

除了语言，身体也开始失去控制了。姑姑躺下了。没有语言，不能动，继而放弃了眼神交流。只有躺着的时候她才享受真正的时间。尽管那个时候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疼痛让她并不轻松。等待死亡的时间是松弛的，是无力的，是细弱的。就像姑姑的胳膊，她躺在那儿，皮和骨之间隔着失去弹性的肉。原有的丰腴变成一种状态――耷拉。她的身体随着别人摇晃的节奏毫无美感地律动。没有了牙齿，嘴巴就是多余的，氧气管帮助她完成呼吸的动作。每次她都把嘴唇鼓起又重重地落下，啪的一声，打在牙床上，缩成一团。

成熟的标志是越来越有耐心等待，至于等待的结果并非都是皆大欢喜也没有关系，我们在等待的过程中磨慢了性子。比如小侄子。从前，早上我还没醒，窗口露出一个小脑袋，“小姑你怎么还在睡觉？”“你先去玩儿，我再睡两分钟。”两秒钟，窗口又出现刚才的小脑袋，“小姑，两分钟到了。”他太小，没有耐心等我睡醒。时间过得太快，这会儿，他已经学会安静地坐下来和大人一起等。

所有人都在等，村里小脚的老女人们一起晃进屋，握着姑姑的手，肯定地说她是有回应的。她们的眼光越过氧气管，看向姑姑满是皱纹的脸，又肯定地说她脸色是红润的。这是她们对死亡的集体期望：脸色红润，可以安静地等。至于等多久都无所谓，只要可以安安静静不折腾、不受罪。

死亡终于来了。所有人都是准备好的，又都是束手无策的。姑父一个人坐在床边，低着头，不看姑姑。我们都说，走吧。姑父一动不动。这个经过枪林弹雨的男人，抬起眼睛望着我，“你去跟他们说，我陪陪她。”所有人退出那个房间，在门口继续等。这会儿时间打了个死结，没人愿意伸手解开。

两个陌生人走进来，时间的那个死结被他们解开了，“今年的丧事不准大操大办，上面都是有文件的。”姑父一生服从于文件，他终于站起来，离开姑姑的床……本来可以等三天，让姑父好好陪陪姑姑。“算了，人家都说了文件不允许。”姑父一点头，时间恢复了流动。姑姑很快就被送走了。两个陌生人像家人一样，陪伴葬礼全程。整个葬礼简化程度达到了要求，他走了，比来的时候安静。

姑姑终于等到了结果。许久之后我回到城市，悲伤才被一层一层地剥离。姑姑走了，昨天比今天离她更近一些，那些着急过的日子啊，那些争抢的日子啊，也和那些无聊的时间一样一去不复返。

失控是消失的前奏。当男人不再能用荷尔蒙参与世界，自然而然地成了旁观者。我要说的就是姑父。姑姑走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姑父不会做饭。姑姑走后的第四天，他开始控制不了自己的尿，控制不了自己的口水，然后是语言。当然更没法告诉自己的儿子，他到底想不想去养老院。我走的时候，姑父坐在屋子后面，看远处平整马踏湖的施工队尘土飞扬。他看看我，看看湖。我得回家，马踏湖再也不是他曾经摸过鱼、养过藕的“大湖”。据说治理马踏湖是村里的新项目，他等着马踏湖的新变化，也等着癌细胞领着他走向最终的结局。

立春

过年之前，我回去上坟。据说，上面又下了文件――今年必须要在过年之前唱一台戏。唱戏，村里给补助。不唱戏，罚款。村剧团还是三十年前爸离开时的那个，行头、演员，连装行头的箱子都没变过。村剧团召集了老演员，买了新行头。我爸曾经是十里八村叫得响的京胡，今年的戏一定能唱好。演出时间定在立春。

立春这天，我一大早起来，走出院门，刻意注意天的颜色，并不比平时更蓝，太阳灰得像蒙了尘的镜子。搜肠刮肚想出几个词，描述春天的开始，然而语言的归语言，自然的归自然。这天没什么特别。今天是春天，昨天是冬天。可是现在的体感温度和昨天差不多。快过年了，小村里的人很忙，小村很安静。在外面打工的壮劳力还没回来，家里的女人都窝在小厨房里过油，跑来跑去的只有村子里的狗。

我站在院子里，看门的狗没叫，它已经习惯我出出进进。这是一只被拴在仓房门上的小母狗，听见有人路过就玩儿命地叫。立春也一样，早上起来照例是要叫一通的，它锲而不舍地赌，说不定路过的主人能给它扔点吃的。农村的狗伺候得没那么精细，有什么吃什么，主人忘了就没得吃。我拿了一个牛肉馅饺子，远远地扔给它。小狗拉着铁链冲过来，所有力气都集中在吞饺子这个动作上。这几天没吃东西不像是饿坏了，倒像是气坏了。哼哧哼哧地弓起背，脊梁骨顶着皮。每嚼一下都露出牙床，脖子上的毛竖起来，看得见干净的底色。一个饺子显然不够，但是二姐不在家，我只好忽略它的叫声。

人有百样，狗也是。有闻声狂吠的，还有迎来送往的。邻居家的母狗生了小狗，四只肉团缩在墙角晒太阳。我走进去，黑色的小母狗一声不吭地摇着尾巴跟着我。肚皮抽抽巴巴点缀着几个小，我怀疑那四个肉团到底有没有奶吃。在院子里转了几个圈，主人不在家。小黑狗一直跟着我摇尾巴，丝毫没有去看看自己的孩子的愿望。倒是主人两岁的小孙子对我的到来表示不满。他也没有什么发泄渠道，穿着罩衣，站在门口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跑到墙角使劲儿踩其中一只小肉团。小母狗仍然围着我摇尾巴，一直把我送出院门。

门外，一只浑身白色带黑花的瘦狗跳着追一只母狗。瘦狗看起来就像腰围一尺九的男人，细腿细腰，脏兮兮的，一看就是流浪狗。它弓成半个括号，用两条后腿先着地。终于在一堆垃圾旁边追上了母狗。反正路上没人，不会打扰它们。

这几个场景没有一个能给“立春”这两个字做注解。冬天终结得不着痕迹。

远远地锣鼓响了，我爸早在戏台上调弦。顺着声音去了，戏台就是学校操场上的主席台，我期待的“出将”、“入相”四个字变成了“推陈”、“出新”。演员都是当年我爸的同学。我爸最小，六十岁。我想扮上，化妆师当然会给我爸这个面子，只是她眼睛花了，我的眼妆晕成了一片。她一边给我上妆一边说：“你看人家，脸上没有褶子，也好上妆。你们这些老脸老褶子，夹住我多少颜色。”后台笑成一片。一个小男孩儿跑过来问：“你是谁？我怎么没见过你。你是上面派来唱戏的么？”话音刚落，他转身就跑，扔下我在原地，来不及回答。

台上唱老旦的素琴，唱到一半喘了起来，唱腔里带着气管拉风匣的声音；拉月琴的佩忠忘了戴花镜，眼前的谱子完全是个摆设，好在这么多年，谱子早就背下来了；包拯眉心的川字皱成一团，月牙在眉毛中间委委屈屈好歹是弯了……总之，戏唱成了，起码不会罚款，三十年没聚的老伙计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

立春就这么过了。

最终我看到了这行地址后面隐藏的规则――家谱。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男孩写明姓名，女孩标注数字。我因为远在他乡，自动被忽略了。我爸的名字后面是一片空白。奶奶抱养了爸爸，为的就是把这行家谱越写越长。即使我在，也只能是一个数字，长不过其它分支。那块空白，像一条又瘦又急的河水，把我和那个村子隔开，把我和疼我的姑姑隔开。除了背熟这行地址，我永远无法再走进它。

村子里再也没有人等我了。在梦里，看见一座新盖的水泥宫殿，水泥地面刚被扫过，尘土均匀。陌生的老人坐在路边。我看见后厨新出炉的烤鸭，姑姑远远地走过来，说：“在这儿吃得不错，放心吧。”然后再没和我说过一句话，也再没到我梦里来过。我们在梦里就此别过。

爸说，可能不用再回去了。

即使是节气这种轮回不变的时间点，也不可能年年一样。消失的时间让我理解了这个世界上的棱角。对这个世界诸多不接受的地方终会和解。消失的时间和我之间的秘密越来越多。该走的总也留不住。该怎么和这些消失还有消失带来的情绪相处？真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