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管理的理论及实践衔接分析

时间:2022-07-29 02:17:34

教育管理的理论及实践衔接分析

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问题,在各个领域、各门学科中是一个聚讼已旧的话题。这在教育管理中也不例外,而且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探讨已经超出了一国的范围,“客观地讲,如何看待和处理理论与实际的问题,这并不是我国教育管理学独自面对的一个问题,实际上,世界各国也大都面临类似的处境并对此抱有浓厚的兴趣”[1]。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人们纷纷从各个角度对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提出各种观点。这些“应然”的表述一方面丰富了我们的理论,另一方面也确实为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指出了一些方向。但是,现实中的问题仍然是层出不穷:理论工作者抱怨自己研究的理论无处用,被束之高阁;而实践工作者抱怨没有实用的理论,已有的理论在实际情况中根本用不上。

总之,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二者就像两条并行的铁轨一样离得很近却永远也不能相连。那么,这究竟是谁之错呢?理论,抑或实践?我们常常在这样一种单向度的思考中来解决问题。而事实上,这也正是研究的误区所在。实际上,“更重要的是理论与实际两者原本就像一枚钱币的两面,它们本来就是交互共生的,须臾不可分离”[2]。任何只单向度地提“理论联系实际”,而不同时提“实际联系理论”,那都是不当的。“联系”实际上体现在两极矛盾中,它既要求“理论联系实践”,又要求“实践联系理论”。只有做到了双向度的思考,才真正体现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才能真正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自然也一样。因此,我们在分析二者的关系时,既要看到理论方面的问题,也要看清实践上的问题,甚至是二者兼有。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分析我国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研究误区入手,探讨一些整合二者关系的方法和出路。

一、我国传统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中的问题与缺失

(一)重视国际化研究,忽视本土化研究

我国的教育管理学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走上真正的研究之路。尽管我国教育管理学起步晚,但我们的发展并不缓慢。随着研究的深入,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重点转到大量吸收国外的管理理论、教育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实践,出版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学校管理学著作和教育管理学著作。尽管理论体系不统一,但理论化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这种通过吸收国外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理论来建构我们的教育管理理论的倾向一直持续到今天”[3]。正是这种深入的研究,大量的译介国外的教育管理理论,使我国的教育管理的理论水平有了迅速的发展。“如果对目前我国的教育管理理论做一个判断,可以这样说,它基本上是国际化的,基本上反映了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理论和教育管理理论”[3]。但同时,也正因为这种理论研究的国际化,使得对我国自身的一些实际的管理现象看不清,甚至看不到,往往忽于研究。而事实上,“我们国家很多独特的教育管理现象,我们至今都还没有适当的符合规范的概念或语意去描述它、定义它。其实,这才是最有价值的教育管理学的基础性研究,是不仅具有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意义的基础性研究”[4]。所以,对于我国教育管理论研究来说,“我们不缺国外管理理论的评价,也不缺国外教育制度的介绍,我们缺少的是大量的教育管理的本土化研究”[4]。

(二)重视管理性,忽视教育性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国外的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理论的影响,“自泰罗创立科学管理以来,企业界似乎始终是管理理论的摇篮,而教育管理理论只不过是把企业管理理论拿来,根据教育组织的特点作一些修改而已”[5]。所以,从古典管理理论到现代的管理丛林理论,从管理的过程说到管理的全面质量说,凡是管理界提倡的,我们基本上采取的都是“拿来主义”。而且,我们也经常打着创新的旗帜,介绍各种各样的新的管理理论,如战略管理,危机管理等。客观上,我们研究这些管理理论本身并没有坏处,因为所有的管理都具有相同性或相似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这还有助于教育管理理论的发展和丰富。但事实是,从来都不存在抽象的管理。而我们在研究和介绍这些理论的时候往往没有考虑到教育的独特性,仅仅是对这些管理理论的原样的移植。“一些教材编写者在移植的过程中,常常忽视对企业与学校不同组织背景的区分和说明”[5],从而导致了教育管理学成了经济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的“殖民领地”。

(三)重视“应然”,忽视“实然”

教育管理理论中的“实然”是指历史上或现实中“是什么、怎么样”。“应然”是指“将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然”是教育管理的价值取向,它集中体现着教育管理理论对实践的规范和引导。但它只是一些可能、期望或理想式的“虚无”,可以用它作为参照物,去有条件地认同与采纳或否定与批判,而不能作为定论或认识的根据来接受和应用。但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我们的理论工作者总想以权威的身份自居,告诉那些教育管理实践工作者“应该怎样”,而不愿去理论一番“实际上是怎样的”。对此,有学者总结为几点:第一是理论研究没有理论创新,只是政策文件的说明。第二是研究方法简单化,满足于泛泛而谈,缺少具体的事实判断。第三是研究内容单调机械,套话、空话多,这些也是我们理论研究中的一些问题[6]。

(四)理论研究草率“出新”,“跟风”严重

理论的研究需要创新,创新是理论研究的基本要求,也是研究的灵魂之所在。但是,创新并不是草率的“出新”,或紧跟在某些热点理论的后面。我们不可否认,热点问题往往是具有一定的创新性,而且,也在现实中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理论要体现现实与时代的需要,紧密联系现实中的实际情况,这本身并没有错,只有从实际中来的理论才有创新性,才有生命力,而且也才可以促进实际问题的解决。但是,如果过于“一窝蜂”地就某些热点问题关注,容易造成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问题论问题,失去创新性不说,还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的教育管理理论应该站得更高,站到现实的问题之上,去思考问题背后更深层的原因,从而更准确地把握现实的脉搏,把握管理世界的本质。

(五)理论研究中的“权力”干预严重

在教育管理的研究中,政治或政治权力的干预本身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因为行政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分配,避免不了权力的插手。但是,权力的干预必须符合教育管理的研究规范和要求。实际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理论研究实际上就是对政治权力的一种解说,一种诠释,缺少自身的一种批判意识和独立意识。而这样一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局面,必定影响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时候政治上的某些言论甚至会成为教育管理研究中的标准。这从一方面也反映了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中缺少自觉和主体意识,缺少一种独立的研究人格,这也是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问题。

(六)研究方法方式单一,缺少多元化与创新性

长期以来,在教育管理的理论研究中一直未能超出两种基本的范式: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思辨研究从方式来看,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纯粹的单一思辨,它体现的是“沉思、重思和否思”[7]的特征。以这种方法来研究教育管理,绝大多数都属于“摇椅上的研究”[8]。实证研究的基本特点是规范化和数量化,排斥价值判断和个体的主观体验,体现的是科学的精神。但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有这两种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思辨研究在我国的教育管理研究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而实证研究只是处于陪衬地位。从长期的研究来看,这两种方法为我们在短期内构筑起一个教育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框架是功不可没的。但是,由于教育管理研究本质上是应用性的研究,因此,这两种研究方式,特别是思辨研究,仍是难以摆脱空洞无物的痼疾,不能满足实践主体的需要。

二、我国现代教育管理实践

研究中的问题与缺失一般来说,教育管理理论与教育管理实践的脱节不外乎以下原因:一是教育管理理论未植根于实践而构建了一个空中楼阁;二是教育管理实践无法领悟教育管理理论的指导精神;或者以上两点兼而有之。因此,我们也不能一味地谴责教育管理理论的不足,而是要看到,两者的脱节有时候是与教育管理实践有关的。从客观情况来看,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与教育管理实践理性的匮乏有关。实践理性又称实践合理性,是指“是实践主体的理论素质,它标志着实践主体的理论成熟程度,是实践主体对理论的辨别、理解、接受和构建能力达到较高水平,理论与实践在主体活动过程中有机统一到一定程度的表现”[9]。那么,在教育管理中,实践理性主要是指实践主体所拥有的相应的意识和能力,如忧患意识,批判意识和改革意识等。实际上来说,教育管理实践理性的缺乏主要凸显以下几个问题:

1•缺少研究意识,满足于经验管理,拒斥理论。许多管理实践者在管理过程中,由于缺少研究意识,看不到教育管理理论的真正价值,一方面认为实际存在的理论是一些“没有用的废话”[10],不能指导实践,因而不去接受和理睬它们;另一方面,还有一些管理实践者认为理论太抽象、太“玄”,看不懂,还不如自己的“土”经验管用,但又不能对自己的经验进行提升和总结。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逐渐的弱化甚至丧失了其教育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其实,理论往往是通过抽象而上升到一定的规律的高度,从而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且,任何理论本身都内隐着人类的实用旨趣。而自己的经验,是一种个人的、内隐的理论,常常具有局限性,有时候,在获得经验的同时也会出现判断错误。所以,大多数时候,抽象的理论比具体的经验具有更强的指导性。

2•在实践过程中曲解理论。所谓“曲解”是指在教育管理理论论证合理、完善、正确的情况下,由于实践主体自身理解的缺乏而不能在管理中正确的使用理论,往往会造成理论的错误使用。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由于一些管理者对素质教育理解的错误,就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开几门艺术课而已,或者是误认为素质教育就是开展一些课外活动。这样的误解导致的是理论与实践的共同变质。

3•缺少批判意识,盲从理论。盲从的表现之一就是“跟风”。实践主体不辨理论的真伪,或者是不考虑自身所拥有的实践条件,或者是不考虑别人实际行动的本质、目的和动机,一哄而上,结果是:或者误用了错误的理论,或者是超出了自己的条件而“功败垂成”,或者是最后的结果与自己的目的“南辕北辙”。盲从的表现之二就是权力的干预。教育管理实践与教育管理理论领域一样存在有权力的干预现象,这就使得实践主体有时受权力和利益等一些因素的影响而盲从长官的意志,为一些错误的理论“摇旗呐喊”,或者做出一些超过自己理论实施条件的实践行为。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在实践领域中也缺少一种批判意识和主体意识,也是实践主体理性的缺乏。

三、教育管理理论研究与教育管理实践研究的整合及对策

通过对两方面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影响二者关系的成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制度的因素,也有两方面研究的因素。所以,我们试从这几个方面谈谈对二者整合的一些看法。

(一)要改革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把教育管理中的权力下放,为教育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创造一种良好的外部环境制度因素在教育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整合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季苹教授在《走出巢穴》一文中提出,在我国的教育管理中,存在有几类人:行政人,理论人和实践人[11]。理论人是指理论的研究者,实践人是指实践的研究者,而行政人实际上就是制度的代表。理论人进行的理论研究要受到行政人的制约和管理,而实践的人的研究也要受到行政人的制约和管理。这种制约和管理就是一种制度的安排,也是权力关系的表现。在这样一种制度环境中,理论人和实践人都是“失语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中基本上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无论是理论研究也好,实践研究也好,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听命于行政人。无论你的理论有多好,没有行政人的许可,实践中就不会实施。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权力的干预”。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制度中的利益。之所以权力的干预能起作用,利益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理论人和实践人的利益都受到制度的影响,因此,他们很大程度上要屈从于这种安排。因此,改革现存的制度,主要是我们目前的教育管理体制,把行政人的权力合理下放和分配,同时也使理论人和实践人的利益能得到合理的保障。这样,使无论是理论人还是实践人都有独立自主的研究环境和行动环境,从而在制度上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条件。目前的校本管理就是一种很好的尝试。

(二)要从内容和方法上加强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其结合点是研究”[12]。没有研究,教育管理理论是很难应用于实践,去指导实践,更不要说与实践相连了。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内容,二是方法。在内容的研究上,我们要研究教育管理中的“真问题”。吴康宁教授认为,所谓“真问题”,就是“‘互通的问题’,即研究者个人意愿与社会需要之间的互通,研究者个人生命过程与社会发展过程之间的互通。”[13]这是一种“双赢”的研究,是把理论的研究寓于现实实践问题的解决中,又有利于个人的成长。我们的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也要研究这种“真问题”。这种“真问题”从一个纬度上来看,就是我们教育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很长时间来,我国的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在译介和移植国外的教育管理理论和管理理论的同时,注重的是基础理论的研究,而很少关注应用性研究。教育管理的应用性体现的是教育管理理论要服务于当前的管理实践。因此,加强对社会需要的问题也即实践中问题的关注,是我们的研究中应该注意的“真问题”。同时,加强教育管理理论与其他管理理论的整合,加强国际化理论和本土化理论的整合,也是我们研究中应该注意的“真问题”。在研究的方法上,我们要能走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局限,进行实地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实地研究是“教育管理研究的第三条道路”[7]。实地研究是指:“教育管理者离开自己熟悉、习惯和珍视的教学科研场域较长时间地‘沉入’到相对陌生的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中去,采用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等获取资料的方法,系统详尽地描述、理解乃至批判反思研究对象的物理及精神特征、思想信念与行动逻辑的相对松散的研究方式体系。”[7]这种研究方式要求研究者必须参与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设身处地体会研究对象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它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实践情景的真实交流和沟通,通过这种真实生活的体验,研究者能了解真实的问题,并从中得出一些经验来。研究者依据自己已有的理论知识,通过对实地问题的了解和研究,能把这种真实情景中的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进一步指导实践,真正起到整合理论与实践的作用。

(三)加强对教育管理实践主体的培训和培养,使教育管理实践主体自身成为研究者,从而提升他们的实践理性在教育管理理论与实践的整合问题中,教育管理实践主体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他们能否接受理论,怎样接受理论,以及如何在实践中去实施,这些都影响到理论能否与实践的真正结合。而这都与实践主体的理论素养和研究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对教育管理实践主体进行培训中,一方面要加强他们的理论学习,并与自我反思相结合,提升他们的批判意识和理论素养。批判反思是教育管理实践主体的当务之急,也是他们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因此,实践主体应该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加强自身的理论学习,通过管理日志、学习体验以及与其他实践主体的对话来增强自身的批判反思能力。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管理实践主体的创新学习,提高他们的研究意识。不仅仅教育管理理论需要研究,教育管理实践也同样需要研究。不通过研究,先进的理论不能被应用于实践,指导实践;不通过研究,先进的经验也不可能得到概括和提升,这样的经验也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要提高他们的研究意识,前提还是理论的学习。除此,通过日常的管理实践来进行行动研究和实地研究,使他们自己成为研究者,在研究中提升和成长。而这些从根本上讲,需要的是教育理论研究者、教育管理培训者的支持和帮助,也是理论研究者的问题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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