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突破:关于我国媒体更正的现状、问题及思考

更正是国际上公认和通行的新闻职业规范之一。近几年，在管理部门强力管控下，我国媒体主动更正的情况有所改善，但依然存在更正与否多取决于他律、更正形式不一、程度不显著等问题。西方新闻界的更正方式和规范操作性强，值得我们借鉴。当前，亟须转换监管方式，构建长效监管机制， 发挥行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媒体则应坚守职业精神，正视错误，培育“更正文化”。更正道歉不应仅限于事实性错误，非事实性错误同样需要重视。

新闻更正 报道规范 媒介自律 媒介他律

张振亭，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张会娜，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更正是国际公认和通行的新闻职业规范。据分析，在 84 个国家或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中，有三分之二明确规定报道失实须及时更正。[1]早在1948 年联合国通过的《国际新闻自由公约草案》中，就将更正提到了与新闻自由几乎同等重要的地位。[2]我国在19世纪末也有过明确规定。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公报》曾设有“更正”“正误”等固定的更正栏。[3]然而，事实表明当前我国媒体的更正情况却不容乐观。比如，2013年8月，《新晚报》《北京晚报》先后刊发报道称，斯诺登爆料美国登月造假，一时间引发了大规模的传播。事后经多方证实为假新闻，但那些大肆传播虚假新闻的媒体并没有进行相应的追踪、检讨、澄清、更正，媒体在赚取了不少眼球或流量以后便若无其事地一哄而散。[4]同年8月28日，《南风窗》刊发失实报道，迫于压力于9月7日晚致函当地宣传部，承认存在问题并向广大读者致歉。袖珍式道歉信以及道歉方式，都被认为相当敷衍、硬伤累累，远不能起到澄清事实、消除负面影响的作用。[5]

我国媒体公开更正的现状究竟如何？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世界范围内，媒体对于更正道歉有哪些规范可资借鉴？如何突破当前的困境？

一、近几年我国媒体更正情况

《新闻记者》杂志自2001年开始评选年度虚假新闻，本文以2001年-2013年该刊所评选出的128条假新闻的更正情况为例，管窥近几年我国媒体更正的大概情况。总体上看，128个样本中有38个涉事媒体作出了亡羊补牢的更正，但仅占29.69%；大多数媒体在刊发虚假新闻后采取了“鸵鸟政策”，置之不理者达七成。

1. 更正逐年增多的趋势不明显，是否更正多取决于他律

从历时性来看，更正没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近两年反而有所下降。据《新闻记者》对年度虚假新闻的评选，笔者就其更正数做了统计，其中2011年虚假新闻的更正数为0，2012年的更正数为2条。在13年中，虚假新闻更正的高点分布在2006年、2007年、2010年和2013年。其中，2007年和2010年的更正数均为5条；2006年和2013年的更正数均为4条。四个高峰年中虚假新闻更正的共有18条，占总更正数的47.37%。

促使媒体更正的因素可分为自律和他律。假新闻更正没有逐年增多的趋势表明媒体自我、主动更正意识并没有增强，是否更正依然更多地取决于他律。事实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更正高峰年都与专项整治活动或政策的出台有关。

2005年，等在京召开“坚决制止虚假新闻报道座谈会”，要求“凡出现虚假失实报道，要用同等版面时段、同等篇幅予以更正和道歉”。[6]2007年北京电视台“纸馅包子”恶性假新闻事件发生后，就该台播发虚假新闻予以通报，要求建立重大失误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错必改、有责必究。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采取切实措施制止虚假报道的通知》，要求新闻出版单位采取措施，制止虚假报道，“完善问责制度”；同时要求，不管什么原因导致虚假报道的，媒体都应该“公开道歉”。2011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印发《关于严防虚假新闻报道的若干规定》，要求新闻机构建立健全纠错和更正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这是迄今为止，关于防止虚假报道的最严格、最具体的规定，也是我国大多数媒体“更正制度”建设的开始。2013年，新闻出版总署多次通报虚假失实报道的查处情况，管控力度明显加大，该年新闻更正明显增多。

应该说，上述活动或政策，对维护新闻真实性、培养媒体纠错意识、建立健全更正制度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以座谈会、通知、通报和规定为主要形式的行政管控方式，多是针对一段时间内虚假新闻泛滥的专项治理，容易造成“运动式”打假，运动期间假新闻少了很多，运动一过卷土重来，治标不治本。

2. 更正形式不一，没有固定栏目或版面，更正程度不显著

本研究发现我国媒体更正的方式主要有5种：后续报道、情况说明、启事、更正、致歉。

“后续报道”是指媒体并未对失实报道作明确更正，而是在后续报道中予以更正，被认为是“犹抱琵琶半遮面”。[7]“情况说明”是指对虚假报道的产生原因、过程、归责进行说明，多有推责之嫌。如2010年5月8日中新社总编室发出《关于〈中国每年有220万青年死于室内污染〉一稿的说明》，认为过错在于北京海曼普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未核实数据。“核实新闻事实，本是媒体的职责，怎么变成提供材料的公司之责任？”[8]“启事”虽有公开性、正式性，但随意性较大，且不够明确。对于失实、虚假报道仅以“启事”作结，有失诚恳。“更正”是指公开纠正报道中的失实情况，并进行改正，主要针对的是明显的事实性错误。“致歉声明”是指承认错误，并公开向读者或当事人道歉。我国媒体刊发“致歉声明”的很少，特别是自觉刊发的更少，多是因为当事人的交涉之后，不得已而为之。

分析还发现，我国大多数媒体没有固定的更正方式和栏目名称，也没有相对固定的版面、更正位置。更正的显著程度取决于3个方面：在哪个版面，在版面的哪个位置以及处理更正的方式。在《新闻记者》统计的38个样本中，仅有2家媒体在头版刊发致歉声明。另外一个比较集中的情况是，并不在原媒体上更正，而是在其相应的网站上刊登启事。这显然违背了更正的“对等”原则。

3. 主管部门依法追究责任，责成相关媒体进行公开更正

2005年以来，在有关部门的重拳打击之下，我国媒体主动更正道歉的情况有些变化；但仍有部分媒体，姑息虚假失实报道，事后选择沉默；抑或拖延时间，淡化读者对媒体犯错的印象，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部分媒体更正不及时，失去了最好的更正时间，根本无法达到弥补虚假新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目的。如2008年9月11日《武汉晚报》刊载的虚假新闻，四川新闻网第二天即予以纠正，并称其行为“让媒体蒙羞”。《武汉晚报》并没有及时作出更正和回应，而是在11月15日刊发了后续报道，作了一个另类“更正”，[9]前后竟相隔50多天。

针对重大虚假失实新闻报道，有关主管部门一般都要求相关媒体进行反思，责成其进行公开更正，消除负面影响。在本文分析的《新闻记者》统计的38个样本中，从所公开的资料看，有6个所涉媒体是在主管部门要求下，被动公开更正道歉的。其他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二、世界范围内媒体关于更正道歉的普遍做法

及时更正报道中的失误、错误，是世界范围内新闻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和普遍做法。全球新闻界都面临虚假新闻的困扰，但他们对待虚假新闻的态度以及补救的措施、相关制度和规范值得我们借鉴。

1. 态度明确，认错坦率，不掩饰不隐藏，尽快更正错误

更正是新闻报道准确性的内在要求和外在体现，预防和更正，是新闻报道准确性的一币两面。因此，对待更正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待准确性的态度。[10]《华盛顿邮报》认为要追求准确性，必须坦率承认错误；承认错误能增强对读者的可信性，也会使报人显得谦虚；澄清和更正应该清楚、简练而直接。 《纽约时报》赞赏记者诚实、主动更正错误。“美联社”声明当有错误时，必须尽快说出来；更正必须在“编者按”中始终标注为更正；当更正事实性错误时，不使用诸如“改写”“改正”“澄清”或“改变”之类委婉的说法。“路透社”的原则是完全坦率承认自己的错误，迅速而清楚地更正；不在随后的更新中掩饰或隐藏更正或重写有错误的报道。可见，“错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更正，更正要及时”是他们共同的信条。这一信条简单到不需要任何解释，关键是要成为媒体的惯例，媒体人的下意识，落实到每个新闻实践环节之中。

这些当然不仅停留于理念层面，更是实践，其中尤以《纽约时报》最为典型。不管过去多久，差错多么“微不足道”，只要发现有误，它总是会郑重更正并道歉。新近的案例是，一名黑人19世纪中期在美国被拐骗为奴的经历当年登上了1853年1月20日的《纽约时报》，但他的姓氏却被拼错了。2014年3月，由他的自传改编的电影《为奴十二年》获得奥斯卡奖，这家报纸在时隔161年后发出改稿，更正了当年的拼写错误。该报2011年也曾刊登启事，更正了122年前的错误。2000年元旦，该报曾发表了一份期数更正说明，向公众致歉，并正式将出版期数更正过来，总出版期数减少了500期。如此更正“陈年差错”，足见其勇气、态度和责任。可能正是如此，才成就了其难以企及的公信力。

2. 设有固定而显著的“更正栏”

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更正必须刊登在显著位置，以便读者迅速知道。1972年6月2日，《纽约时报》第二版开辟了“更正”专栏，把原来分散在各个版面的更正集中到“更正栏”里，“更正所有事实错误，无论大小”，以方便读者查找和阅读。该栏每天出现，位置显著而固定。《洛杉矶时报》《哈特福德报》《波士顿环球报》等也设有相对固定的更正专栏。其意义，用美国知名新闻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的话说，就是“凡是固定刊登‘更正’新闻栏的报纸，便是最负责的报纸。”[11]

我国部分媒体设立有更正专栏，如《南方都市报》A叠第二版的“实事求是”栏。《新京报》从创办之日起就设有“更正与说明”栏目，下设“事实纠错”“文字更正”“解释与说明”等子栏目。

3. 不做错误归属或责备某个人，以集体的形式做自我批评

所谓错误的归属，即在“更正”中指出谁是错误的制造者，例如是记者的错误还是编辑的错误，是传媒本身的错误还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对此，《华盛顿邮报》有明确的规定：对于错误，我们更正时不在内部做归属，例如区别记者错误还是编辑错误。但是，更正我们收到的来自外部消息来源的错误信息时，我们可以向读者解释那一事实。但是此规定不适合重大失实报道。如果一个记者或编辑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错误，从《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以及路透社的做法来看，通常会直接公开犯错者的名字，并指出其错误。不管错在谁，既然是失实报道，媒体就是第一责任承担者，因此，多是以集体的形式做自我批评。我国的有关规定也是如此，明确要求“总编辑代表媒体做更正”。

三、思考和建议

针对我国媒体更正的现状，对比世界上媒体的更正惯例，笔者有几点思考和建议：

1. 转换监管方式，构建长效机制

更正首先是一种自律，在当前自律不够的情况下，外在监管成了防止虚假报道，督促媒体更正的必然选择。但目前以行政管理为主，注重批评教育，“运动式”打击虚假报道的做法显然无法收到长期效果。即使加大执法力度，从严监管，依然是不适应的。原因在于，随着我国媒体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抬高了监管成本，加剧了监管难度。如一条虚假新闻出炉后，顷刻间被大大小小的网站转载，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奏效。因此，必须转换监管方式，构建长效机制。一个必然的出路是走法治化，出台级别更高、更具约束效力的法律法规已是当务之急。

2. 发挥行业组织的功能和作用

当前我国正在探索如何创新社会管理，社会组织被认为应发挥“生力军”和“引领者”作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加强社会组织建设”被专门列为一章，鼓励社会组织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特有的作用。

海外传媒界管理的经验也显示出行业组织的特有地位、功能和作用。美国1887年成立的“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功能之一是自律成员的道德行为；成立于1922年的“美国报纸主编协会”在首届年会上就提出了《新闻规则》；“全国广播业者协会”曾制定通过了《全国广播业者协会道德准则》等自律、规范性文件。目前，各国（尤以英国为典型）、地区普遍设立了“新闻评议会”。它是一种新闻行业自律的监督与仲裁机构，基本职能和主要任务是处理行业内或与社会间的纠纷。当前我国传媒业界的行业组织，除“记协”之外几乎是空缺的。我们完全可以成立类似“新闻评议会”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是一个自律机构，但对其成员而言亦是一种外部规范力量。其在构成上应有别于“记协”，主要由新闻界从业者、社会各界人士、新闻学专家学者等组成，对新闻界的操守作为一个“压力集团”（ pressure group）存在。关于此，已有郑保卫等知名学者呼吁多年，[12]也有“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的探索和经验积累，[13]最新的精神也要求“完善媒体评议制度”。因此，构建新型全国和地方性行业组织，发挥其特有功能和作用应立即付诸实践。

3. 坚守职业精神，培育更正文化，塑造公信力

我国传媒缺少主动更正的意识，有历史的原因。过去一直过于强调报纸的指导性，[14]媒体是高高在上的，很难想象其会主动承认错误。现在传媒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转型正在深入，但媒体的“游戏规则”显然还没有建立起来，起码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媒体要认识到自身是传播生态中的一环，要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塑造良好形象，以此提升公信力，吸引读者。只有如此，才有出路和活路。如果说虚假不良报道会使媒体公信力受损，出现错误而不更正、不致歉，则是对公信力的“二次伤害”。传媒公信力首先是一个整体概念，如果传媒业的公信力下降，任何一家媒体都很难“一枝独秀”。也就是说，某家媒体的一则报道出现差错而不更正，可能会拉低整个传媒行业的公信力。

新闻传播活动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出现差错是难免的。正如《华盛顿邮报》记者迈克尔・格特勒所说，“错误必然要发生”。[15]研究指出，防范虚假新闻最简单、有效的方法，一是不故意造假，二是反复核实。[16]而消除虚假新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第一步就是更正。因此，媒体，包括新闻人，要正确认识、对待错误，尽量减少错误；在媒体内部培养一种“更正文化”。在这种文化氛围里，传媒人出于职业精神、责任、新闻理想和工作惯例而愿意去更正，不会因为更正错误而恐惧或者被惩罚。

4. 非事实性错误同样需要更正

准确不只在于事实无误，报道不完整或片面，偏颇、夸大、煽情等非事实性错误也是应该极力避免的。比较而言，事实性错误容易更正，非事实性错误则比较复杂。针对这种情况，美国媒体通常会采取“编者按”、专栏文章等方式来予以矫正。

我国媒体存在太多煽情、主观、片面等问题，[17]但因此而更正、道歉的却凤毛麟角。《信阳日报》的道歉为此提供了范例。2012年12月14日，信阳光山县发生了23名学生被犯罪嫌疑人砍伤的恶性案件，而该报却于17日刊发了题为《光山：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成就宣传”报道，舆论一片哗然。迫于压力，该报于18日公开道歉。像这种充满夸大之词的宣传稿在我国可谓司空见惯，这何尝不是一种失实？但若非巧合撞在枪口上，公开道歉的又有几家？因此，更正和道歉，绝不仅仅是改正错误的问题，而是一种新闻信念、原则、和操守。

参考文献：

[1] 陈中原. 点击新闻职业道德关键词[J]. 新闻记者，2007（7）：13-17.

[2] [14] 陈力丹. 更正与答辩――一个被忽视的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J]. 国际新闻界，2003（5）：32-37.

[3] 陈志强，傅小朋.中国近代报纸的纠错机制――以新记《大公报》的更正类栏目为例[J]. 《中国出版》，2011（6）：66-68.

[4] 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 2013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J]. 新闻记者，2014（1）：3-19.

[5] 范娟华等.言论的自由不是诽谤自由[N]. 河南日报，2013-09-13.

[6] 辛哲，文济. 虚假新闻报道：重拳出击，合力围歼――“坚决制止虚假新闻报道座谈会”综述[J]. 新闻记者，2005（7）：3-6.

[7] [9] 贾亦凡等. 2008年十大假新闻[J]. 新闻记者，2009（1）：4-13.

[8] 贾亦凡等. 2010年十大假新闻[J]. 新闻记者，2011（1）：10-14.

[10] [15] 张宸. 当代西方新闻报道规范[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301，287.

[11] 李子坚. 《纽约时报》的风格[M]. 长春：长春出版社，1999：123.

[12] 郑保卫. 组建新闻评议机构，强化行业自律监督[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10-11-08.

[13] 陈华. 北京网络新闻信息评议会的实践与思考[J]. 新闻战线，2007（8）：64-65.

[16] 乔木. 美国如何防范假新闻[J]. 中国记者，2014（3）：119-120.

[17] 李希光. 新闻学核心[M]. 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