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次被当成“贼”

（一）

“防火！防盗！防记者！”这句话不知从何时就已兴起，今年8月23日我这个记者却当真被人当成了贼。

事情缘于一名打工者辞工时，因要求厂方退还他入厂时的300元押金，被工厂一名副总经理殴伤。那天我和南方电视台的记者一同到该工厂核实此事。

当事人告诉我：“进厂后每个人都要缴押金，每个人要2000块。”所有工人进该厂后，都会在合同上写明要缴纳“风险金”2000元，其中300元是在入厂前缴纳，其余的则从工资中扣除。有两名工人告诉我，厂子的确收了押金，但数额并不大。随后，记者也从附近的居民和档主处得以证实，当事人的确早上在该厂因为讨要押金被打伤。

我与被打伤的这名工人一同来到该厂的车间，准备前往其被打伤的地点时，却被该厂的两名工人拦了下来，并要求我出示证件。可就在他们看证件时，一名中年男子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干什么？干什么？”说着就开始推我。来人正是打伤工人的副总经理。

我向他讲明来意，他称此事派出所已调查，他并没有打人，并要将我推出去。当事人辩解打伤的现场就在工厂的办公室内，而现场可能还有血迹。这位副总经理一听这话火了，大声嚷嚷道：“他们几个是不是偷了我们厂里的东西，快把门关起来！”几名工人在他的指挥下，将工厂的大门关闭。我和南方电视台记者同时被关在了门内。

当时与我们同去的摄影记者拍完照片后，退到了厂外，他见厂门被关时，奋力想阻止该厂工人的行为，但仍被推开，无奈之下他只好打电话报警。而与此同时，将我们关在门内的厂方见状，也立刻打电话报警说我们偷窃。

大概10分钟后派出所的民警赶了过来，该厂才打开厂门让我们出来。事后我们曾要求民警查看我们的包，以证实我们是否行窃，但民警却表示知道是该厂的负责人“胡来”，而未查我们的包，同时以我们行窃为由报警的杨某对我们“行窃”一事再也只字未提。在民警的劝说下，我们并没有坚持要民警调查我们“行窃”一事，同时也放弃了追究该厂限制我们人身自由一事。

事后曾有多名同事认为我们维权意识淡薄，我也曾后悔过。但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自己虽在该起事件中被诬为“贼”，但在平时的调查采访中，自己的一些所作所为，却又与“贼”何异。记得几年前，为了替一名投诉某品牌电脑液晶显示器的市民维权，我与这个市民一同去了经销显示器的经销商处讨说法，当时我并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是随投诉者一同与经销商交涉，直至该经销商态度强硬地表示：“我们的液晶显示器有3个死点是正常情况，不能退！”我才给经销商留了张名片。次日报道刊出后，经销商所说的话原文不变地在报纸上刊登出来，经销商的投诉电话也打进了报社。他的投诉理由是在对我身份不知情的情况下说下这番话，而我“做记者做得跟个贼一样”。试想一下，如果当时我亮明记者身份，他是否会找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搪塞我？

答案显而易见，事实也确是如此。记得在去年4月左右到天河客运站附近做拉客仔给旅客换假币的暗访时，由于我与摄影记者当时未亮明身份，附近的一些档主都很热心地提醒我们不要上那些拉客仔的当，并在聊天中讲述了大量这些拉客仔坑骗外来旅客的事实。当报道见报后，我们再次与当地派出所民警到该处调查时，许多档主都反了口，并且一本正经地称那都是以前的事了，“经过多番整治，坑骗旅客的拉客仔都已绝迹”。很多时候在群众眼中都是明摆的事实，但记者这一身份却成了自身的障目之叶。只有舍弃了这障目之叶才能了解最直接、最真实的情况，而这个时候记者就是“贼”，窃取别人不愿公之于世的真像，窃取不为外人所知的隐情。

（二）

很多时候，记者也会遭遇贼一样的对待。8月23日那一次，我算是比较幸运的，只是被关了一会儿，并未遭到什么人身攻击，但许多记者并没有这样好的“待遇”。去年9月25日广州市人和大桥一辆小轿车凌晨坠桥后，相关部门对现场进行封锁，阻挠记者到现场进行采访，为了能如实地报道这一起事故，“新快报”《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南方电视台的8名记者也采用了“做贼”的手段，他们翻过了桥外的一堵围墙，偷入桥底对现场进行观察，可当他们被发现后，也立刻遭到了“做贼”的惩罚，不仅被推入桥边一间没有灯光的小黑屋内，并有数人被打伤，其中《南方都市报》的一名摄影记者在被当地治安员推搡过程中，脚板被钉子刺穿。事后虽同城媒体都对8名被打的记者进行了声援，广东省相关部门也对此事展开调查，可“贼”却始终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当然记者被当成“贼”打也绝非偶然，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一个朋友小饶，今年3月采访一家手机店被砸时，突然遭到3名身穿制服的治安员追打并受伤，当时小饶是站在封锁线外，也无任何违规行为。当我与其他记者一同找当地民警为小饶讨说法时，处理此事的民警却一再强调：“当时他肯定没有亮明身份。”记者就算没有亮明身份，那也算是平民，平民就该被无故殴打吗？记得当时站在封锁线观的群众多达上百人，而被打的却这么巧是一名记者。或许我们可以说治安员早已发现小饶的身份是记者，只不过记者在他们眼中并不是什么好角色，而是“贼”，他们才会那样“义不容辞”地下手追打。

凤凰“8・13”特大塌桥事故数名记者被打一事中当地政府的一席话，却将他们“把记者当成贼”这一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据媒体报道，8月16日在湖南凤凰采访凤凰“8・13”特大塌桥事故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都市报》等5家媒体的记者在采访一遇难者家属时，遭到当地相关部门的无理殴打。事发后，当地政府对《人民日报》记者遭遇的“不愉快”致以歉意，但对于其他被打的记者，当地部门却表示：其余媒体属违规采访，“非法采访人身安全不受保护”。如果仅仅是职责内的采访事宜却使得记者的安全都不受保护，在他们眼中记者不是贼，那又是什么呢？

（三）

记者究竟在社会中充当了怎样一个角色？拥有舆论监督的职责，却缺乏舆论监督的力量，或许正是这一点，才让许许多多原本害怕舆论监督的人理直气壮地将记者当成贼。你是记者，那打了记者又如何，无外乎就是个治安事件。而一些部门，抱着传统的官僚意识，不习惯接受媒体和民众监督，往往认为记者的批评报道是在添乱，也往往对记者采取各种刁难和打压，于是记者因其职业特点而可能遭遇人身攻击、恐吓、因公受伤或殉职等诸多潜在危险。这就给我们一重隐忧：在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媒体和记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充当“破案先锋”或“打黑英雄”？

固然，曾几何时，假记者多了起来，他们招摇过市，骗吃骗喝骗财，严重败坏了我们这些真记者的形象。这些假记者混迹于我们中间，还真不那么容易分辨出来。假记者固然要打，但也要更好保护好真记者的采访安全。 调查显示：有近七成人表示记者帮自己解决了问题，认为记者是“肩负社会责任的特殊群体”，对社会文明进步有比较大的促进作用。这是让我们欣慰的，但也有九成多的公众认为记者职业比较危险，应有专门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记者正当的采访权和舆论监督权。记者的生存状况耐人寻味，因公受伤、殉职的记者几乎每年都在攀升。所以，保护记者的职业权利和人身安全，既要立法填补空白，又要让职能部门职责归位。双管齐下，记者头上的暴力阴云才能驱散，记者才真正成为安全职业。

（作者为《信息时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