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源于大自然报复

过去三四十年来的所有新型疾病都是人类侵占荒地和人口结构发生改变造成的。

疾病源于人与自然关系

眼下有一个词常挂在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嘴边——生态系统服务。它指的是大自然以各种方式来帮助人类完成工作。例如，森林过滤我们所饮用的水，鸟儿和蜜蜂给作物授粉，二者既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也具有生物价值。

如果我们不能够理解并照顾自然界，就会造成这些生态系统的崩溃，反过来以我们所知甚少的方式影响到我们自己。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传染病的演变模型，它表明大多数流行病——包括艾滋病、埃博拉病、西尼罗河病、非典、莱姆病以及过去几十年来出现的数百种疾病——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人类对自然界所做的种种事情的结果。

事实表明疾病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环境问题。在影响人类的新型传染病中，60%属于动物源性的，也就是说起源于动物，而其中超过三分之二起源于野生动物。

专家力图破解疾病生态学

由兽医和环保生物学家组成的小组正在与医生和流行病学家一道展开一个全球合作项目，从而理解“疾病的生态学”。它是得到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一个叫“Predict”项目的一部分。专家们试图根据人类改变地貌的情况——例如修建新的农场或道路——来弄清楚下一波疾病在哪里可能会波及人类以及如何在疾病露头但还没有扩散开来的时候发现它们。

他们从高危野生动物种群中搜集血液、唾液和其他样本，创建一个病毒档案馆。这样如果某一种病毒的确感染人类后，人类可以更加迅速地辨别它们。而且他们还在研究如何去管理森林、野生动物以及牲畜，以阻止疾病离开丛林，演变成下一波流行病。

这不仅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世界银行曾经预估，一次严重的流感大流行可能会给世界经济造成3万亿美元的损失。

更糟糕的一个问题是穷国圈养牲畜的方式，因为这可能会成倍放大野生动物所携带疾病的影响。国际牲畜研究所本月初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每年有超过200万人死于野生动物和家畜传播给人类的疾病。专家们表示理解这其中的原因迫在眉睫。

总部在纽约的生态健康联盟的总裁、疾病生态学家彼得·达萨克说：“过去三四十年来的所有新型疾病都是人类侵占荒地和人口结构发生改变造成的。”

自然界“保护性效应”是关键

新型传染病的源头要么是新型的病原体，要么是老的病原体变异成为新的——正如每年的流感一样。例如，艾滋病就是20世纪20年代非洲的猎人屠杀黑猩猩后才从黑猩猩传给人类的。

疾病总能走出丛林和野生动物，想方设法进入人群——鼠疫和疟疾就是两个例证。但是专家们说，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新型疾病的数量翻了两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类越来越多地侵占动物的栖息地，特别是在世界上疾病的“热点地区”，如热带地区。随着现代的航空旅行以及红火的野生动物走私市场的出现，在密集人群聚居区暴发严重传染病的可能性极大。

专家们表示，预测和阻止下一波流行病的关键在于能否了解他们提出的自然界“保护性效应”。例如在亚马孙地区，有一项研究表明森林采伐活动每增加约4%，疟疾的发病率就会增加近50%，因为传播疟疾的蚊子在采伐区光照和水都合适的环境下会大量繁殖。错误地开发森林可能会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这便是新的小组试图破解的联系方式。

建病毒档案馆防范流行病

公共卫生专家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模型中考虑生态的因素。例如澳大利亚刚刚宣布了一个耗资数以百万美元的项目，以了解亨德拉病毒和蝙蝠的生态。

莱姆病研究人员理查德·奥斯特费尔德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生态系统中做了损害生物多样性的事情——例如我们将森林划分成小块或者将动物栖息地改成农田——那么我们常常会灭掉那些起到保护作用的物种。”

下一波流行病的命运可能要取决于Predict项目的工作。生态健康联盟及其伙伴——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史密森学会和全球病毒预测行动组织——正在热带寻找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建立一个病毒档案馆。他们的大部分工作集中于灵长类、鼠类和蝙蝠，因为这些动物最有可能携带感染人类的疾病。

生态健康联盟的兽医乔纳森·爱泼斯坦说，总的来说，过去20年来所获得的有关新型疾病的知识应该能让我们睡得安稳些。他说：“这是史上第一次有20个国家联合起来，开发一个监控新型动物源性传染病的预警系统。”

（原载《参考消息》）

滕秀平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