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与甲流对抗的应急战

2009年4月4日，还是在清明节小长假期间，来自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的短期外教Barry老师顺利抵达学校。

作为负责外教工作的外事办工作人员，我中断休假，第一时间赶到学校和他碰头。一见面，我就发现六十开外的他，仍然高大魁梧，满面红光，精神焕发，充满活力。不过，他告诉我他自己来中国之前感冒了，现在鼻子还是有点塞，头还有点痛。我立刻把他带到学校医务室，在我的翻译下了解病情的值班医生给他开了三九感冒灵胶囊，并悉心叮嘱了用法和用量。

第二天下午，我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他告诉我已经好多了，请我放心。他还开心地说在学校青年志愿者国际服务小分队两名成员的陪同下，他不仅熟悉了校园环境，还到苏州古城区参观了两个园林，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听到这个好消息，我本来略有紧张的心情也基本放松了。通过电话我告诉他，每个外教宿舍里都配有中英日三语对照版的《苏州市职业大学外籍教师生活手册》，里面详细介绍了许许多多苏州著名景区的基本情况和交通信息，这本手册将方便他畅游整个苏州。他非常感谢我的问候。

本以为等到假期结束，Barry便可以登上讲台和大家一起分享学习和生活的乐趣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吃晚饭的时候，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来，是住在Barry隔壁宿舍的也是他多年的挚友加同事John打过来的。一听上去，John的声音很着急，他说Barry傍晚开始头晕，现在已经躺在床上，脸色发白。我立刻放下碗筷，跟出生才45天的女儿挥挥手，火速赶往学校。虽然我是英语专业，但是大学里选修过的急救课程提醒我，Barry最起码是出现了脑缺血的症状。因此我在去学校的路上就打了120急救电话，进校门的时候又吩咐值班保安看到救护车立刻带到外教公寓楼。等我心急如焚地赶到Barry的房间时，看到他正躺在床上，双眼紧闭，脸色煞白。John说Barry从来没有生过大病，怎么一下子就这样了，他询问我能不能用我的车子送他去医院。我安慰他救护车已经在来的路上了，Barry的现状只有平卧才是最安全的，他心里的焦虑才稍微放松了一些。

救护车一到，John、我和急救人员一起抬着体重近130公斤的Barry上了救护车，风驰电掣地向苏州大学附二院开去。闻讯而来的外办同事戴老师已经在附二院大厅等着了，我们凑了急救费，Barry立刻被推进了急救中心。可是没多久，护士就推出了病床，Barry躺在上面，竟然已经插上了氧气管，戴上了心电监护仪。护士手里还拿着许多检查单，要求我们担任翻译并陪同他做各项检查。我和戴老师心里一沉，觉得情况有点严重。等到GT等各项检查做完，拿到报告的值班医生竟然给我们开出了病危通知书，上面赫然写着“全身脏器衰竭”。随后，Barry就被送往IGU病房，实施进一步抢救和观察。实在不能想象18个小时前还能游览苏州园林的他，现在已经基本没有意识，身上到处插满管子和金属贴片。

看到情况如此严重，我立刻向分管外事的程校长做了汇报。程校长随后也赶到医院，一方面告诉医生不要考虑医疗费用，全力治疗；另一方面，和我一同询问医生到底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个“全身脏器衰竭”。但是这个问题，多名值班医生始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希望他能早日康复，但事与愿违，由于他数次呼吸衰竭，医生又给出了第二张“病危通知单”，请我们做好思想准备，可是还是没有能够告诉我们病因。看到这种情况，从事近7年外事工作的我当机立断，根据省市两级外国专家局多次培训的重点，向省市两级外办的领事处、涉外处做了紧急汇报，并向澳大利亚驻上海领馆以及合作伙伴启思蒙学院国际部传递了这个重要信息。一个小时后，省市两级外办领导和分管外事工作的苏州市领导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向附二院及学校领导询问了解Barry的病情和治疗进展，并做出重要指示，要求附二院立刻成立专家抢救小组。澳大利亚驻上海领事馆官员也直接和我联系，仔细询问具体情况。由于ICU病房不能进入，我就站在病房外3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身心俱疲，但我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因为我知道此刻我代表的绝非个人，而是整个苏州市乃至江苏省外专外教管理战线的能力和效率。尽管接电话、做翻译、问情况已经让我忙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但我还是按照出入境规定，在24小时内拿着Barry的护照到所属派出所做好了临时住宿登记。同时我告诉心急如焚的John不要紧张，因为此刻苏州市职业大学乃至苏州市外国专家局都是Barry的坚强后盾。这句话让一直坐卧不安的John拿起手帕，擦起了眼眶。平时经常组织圣诞联欢、旅游参观等活动的我，看惯了学校外专外教欣喜的笑容，这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他们流泪。但是我知道这不是后悔、难过的伤心泪，而是激动、感动的热泪。

在得到Barry生命垂危的消息后，他的保险公司也立刻启动应急预案。在由医疗专家和附二院的专家热线电话联系，商谈进一步治疗方案的同时，调派了3名经验丰富的美国籍抢救人员，迅速包租了东方航空公司的班机将他们送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并安排救护车赶往苏州。在详细地和救护车驾驶员说清了医院名称和地理位置之后，我办完了Barry出院手续，并到医院大门口等待接应。3名外国抢救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Barry做了转院准备，送上了救护车，赶往虹桥机场，搭乘包机航班送到香港继续抢救和治疗……

一个月以后，上海领馆官员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Barry已经康复，重新回到了澳大利亚，并再次感谢我为此做出的一切努力。澳大利亚保险公司也向我电话致谢，感谢我的不懈努力，并告诉我Barry罹患的是Swine Flu（也就是让世界各国采取严防措施的甲型H1N1流感，但当时国内尚未出现这个疫情）。启思蒙学院国际部Bev和Helen两位主任专程来到我校，送上了Barry的个人感谢信以及整个启思蒙学院的感谢信。她们对我再三感谢，说幸亏到了这个管理和服务极为到位的学校，Barry才能大难不死。

而我想，如果没有各级外国专家局的多次培训，自己又不注重学习的话，我恐怕无法应对Barry重病的紧急情况。这是一场对突如其来的甲流病情的应急战，而Barry能够在争分夺秒中从死神的阴影里走出来，主要得益于外国专家局组织的培训。那些培训的日子也许有些单调，但是在关键时刻发挥出了巨大的效力。因此面对她们的感谢，我的回答是：Barry不管是到哪个学校，只要那里的外教管理人员注重学习，通过外国专家局的各级培训，他们就都能够立刻按照外事紧急预案，及时向有关外事部门和使领馆汇报，确保在校外教得到及时帮助，逢凶化吉，有惊无险。我深深地感到，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各级严密的培训带给我们的强大自信。（本文获“我与外教”全国征文大赛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