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相关文本分析

摘 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演变过程，这种过程一方面受到国外突发事件影响和国内社会转型矛盾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人对这一思想的重大创新与认识局限。等领导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成果与思想先导。

关键词：；刘少奇；邓小平；人民内部矛盾；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A8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4－0023－05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是继《论十大关系》之后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关系、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的经典著作。其时党的领导人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与《正处》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重要理论成果。

具体来说，与《正处》相关的有如下文章：《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1957年2月)(以下简称《提纲》)和《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做结束语的提纲》(1957年3月1日)(以下简称《结束语》)，其后对《正处》精神的宣讲，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1957年4月8日)、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这一组文章揭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脉络，反映了党的领导人对这一思想的共识与发挥。

本文以《正处》文本为主，结合《正处》前后的两个提纲和随后对《正处》的宣讲，联系刘少奇、邓小平的相关文献，分析其相互关系，揭示《正处》的方法论意义。

《正处》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首先从理论的层面，渐次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然后从实际层面分别论述了涉及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经济生活领域：农业合作化；工商业者；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节约；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政治生活领域：肃反；少数民族；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意识形态领域：知识分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社会生活领域：少数人闹事。

上述十个方面，论述比较多的依然还是政治生活、意识形态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问题，即使经济生活领域中的五个问题，也多从政治和思想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例如对合作化侧重于合作社的评价、巩固和对农民生活的争论；对工商业者侧重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及其改造问题。所以自己也说：“关于经济问题今天不准备多讲”。对此，胡乔木有如下评论：“本来主要是经济矛盾(说社会矛盾，包括经济)，发展到政治矛盾，以经济为主的社会政治矛盾。多年来，一方面，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另一方面，对大量社会政治矛盾没有处理好。最明显的是干群关系，花的力气很大，收效甚微。”

《正处》的意义，薄一波有精到的分析：“第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创立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第二，在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第三，正确地提出和论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一是正视矛盾而不回避矛盾。明确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甚至指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他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关注矛盾、研究矛盾是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区分矛盾、解决矛盾是社会革命思想的重要内容和突出之点。二是提出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原则。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就是一贯倡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三是关注人民内部矛盾背后的物质利益原则。在论述合作社的矛盾时指出“我们必须经常注意从生产问题和分配问题上处理”，“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的重要原则。尽管其后常常偏离经济利益而从政治、思想层面观察和解决问题，但《正处》对物质利益问题的提及值得重视。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这是写的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讲话的提纲，后来在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上，将题目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前者可以说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母本”。值得重视。

从形式上看，两者基本一致(见下表)，变化有二：一是第六和第十一条作了逻辑上的对调，二是

《正处》的表述更简洁、规范和富于概括性。

从内容上看，《正处》呈现出系统化、理论化的特点，而《提纲》则要点突出，一些思想的火花并没有在《正处》中得到提及和展开。

在第一部分，《提纲》明确指出：“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行政命令的方法和武断压制的方法。”其中“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还特意加上着重号。在《正处》中表述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后者更多的是正面论述，但对干部的震撼力和针对性，显然前者要强些。

第七部分，《提纲》提出“从六亿人口出发，节育”的重要思想，并且正视“广州、上海等处还有一些人失业”和数百万人“不能入学和安排就业问题”。在《正处》中则希望大家“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尽管也指出人多“也有困难”，但却没有提及“节育”，“失业”问题也变为一般意义上的“就业问题”并点到为止。

当然，《正处》更多地发挥了《提纲》的观点，如关于两类矛盾的分析，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论述，并且对《提纲》中罗列的一些现象和观点有所选择，如《提纲》第十部分中“中国人穷与愚(不识字)的二重性”就没有论列。

如果说《提纲》是《正处》的上篇，那么《结束语》则是其下篇。由于是结束语的性质，因此此文中的一些提法和判断更值得重视。

相对于《正处》，《结束语》在如下方面有进一步的思考：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明确指出“批评政府不犯罪”。《正处》只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论述批评，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而“批评政府不犯罪”则更多是从政治和现实的角度提出，也更为敏感。

在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问题上，明确指出“在法律范围内(不允许行凶，毁物)”。之所以 如此，如《正处》所说：“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不值得大惊小怪”“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地克服，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从“批评政府不犯罪”到对“在法律范围内”请愿的认可，都可以看出对落实社会主义民主是认真的，具体的。这正是《正处》之后发动开门整风的重要原因，当然随即发生的反斗争及其扩大化也可以从中找到解释，因为对政府的批评与请愿更应该看作是法律赋予给民众的一种权利与选择，而不仅仅是一种领导者的认同。

在节育问题上，明确了“控制在六亿人口”的人口政策。这呼应了《提纲》，却在《正处》定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论述。《传》对此演变过程有较为详细的介绍。在对《正处》讲话稿修改中曾经有如下表述：“我国人口增加很快，每年大约要增加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五百万，这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近来社会上谈论这个问题的人多起来了。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研究有计划地生育的办法。如果这个办法可行的话，也只能在人口稠密的地方研究实行，只能逐步地推行，并且要得到人民的完全合作。”这里肯定了计划生育的必要性，并有政策方面的思考。这是对《提纲》的重大发展。但遗憾的是，在最后的修改稿中，“去掉了第七节中的计划生育问题。计划生育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事。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直到一九五七年十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还是讲要实行计划生育。但这次修改是把它删掉了，加了另外一句话：‘我国人多是好事，当然也有困难’。”。这是否也反映了在这一问题认识上的不确定性呢?

综上所述，《提纲》要点突出，关注民生；《正处》全面系统，政策性强；《结束语》则切中要害，相对尖锐。从《提纲》经《正处》到《结束语》，反映了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思想的演进及其反复，这种反复和《正处》的最终定稿及其发表受到当时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和自身认识局限的影响。

《正处》从酝酿到形成到发挥到6月19日在《人民日报》上首次公开发表，与中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所面l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相一致，与随后开展的由整风到反右到最终回归整风的新问题新变化相一致，也与随之而变化的思想认识相一致。这主要反映在《正处》讲话后的若干重要讲话和文稿中。

《在宣传会议上讲话(提纲)》(1957年3月12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3月12日)，指出：“社会大变动时期，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存在决定意识，各种不同意见反映出来，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些意见中，对知识分子的把握开始偏离了正确的轨道，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进而得出结论，“我们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这种判断为后来反斗争扩大化埋下了伏笔。也就是说，在看来，当社会主义改造主要是经济方面的革命结束以后，还需要一个政治战线甚至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即“阶级斗争”，这一思想就成为“”得以发动的“理论先导”。

《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1957年3月19日)，一方面，延续了对矛盾和社会矛盾的一贯看法，“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所以主张“将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看作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方法”。另一方面，对知识分子的认识与判断日益严重：“六亿和500万――左、中、右。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中争取三分之一――150万人真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就很好了。”认为“考验知识分子的主要标准，一条心、半条心”。这种愈益脱离实际的判断，一方面源于部分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开门整风中的“过激”言论或者失之偏颇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是在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对知识分子的偏见所致。这必然对其后反右斗争扩大化、伤及大量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

《中央关于检查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和执行情况的指示》(1957年4月19日)、《对中央关于转发全面检查肃反工作文件的批语稿的修改和说明》(1957年4月23日)，尖锐批评了“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认为这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关注党的作风建设，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与权益跃然纸上，但做这样的判断同样显得言语太重，沿袭的依然是阶级斗争的思维与话语。如果说在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处理开始有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倾向，那么在处理真正的属于敌我矛盾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却表现出了相当的理性与冷静。的批示表明，他在《正处》中提出全面加强肃反工作，就是“为了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正确地实事求是地肃清反革命残余分子和处理尚待处理的反革命案件，科学地总结肃反经验，以便发扬正气，批判歪风，帮助绝大多数正直地忠心耿耿地在肃反战线和司法战线上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同志，进一步提高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之目的”。

对《正处》的阐释与发挥，邓小平、刘少奇的两个讲话堪称范文。其所以如此，正如所说：“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在党内搞通，使党本身能够认识、掌握和解决这个问题。”应该说，邓小平、刘少奇的这两篇文章与《正处》一起构成了党的领导集体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

邓小平《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直接源自《正处》第八部分中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正处》认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而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在于“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原因理解。

邓小平的不同之处在于，从“我们党是执政的党”这个角度提出的，进而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应该说这是对“互相监督”的原因比较深刻的认识。邓小平明确指出：“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就要接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接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由此，邓小平提出了来自三个方面的监督：党的监督、群众的监督、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这对“互相监督”的方针来说是一种细化和落实。

关于闹事问题，邓小平的观点也颇有见地。“群 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急速推进，建国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日渐突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有几十个城市发生大、中学校学生罢课、请愿事件，也共有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退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等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这正是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现实前提。而其时匈牙利事件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正是产生《正处》的外部条件。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相互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这种认识也许不无道理，但是如果将其绝对化和严重化则正是后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来源。所以有学者指出：《正处》“是时代的产物，它达到了产生它的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峰，又带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它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却又未能把其中的一些光辉思想贯彻到底；它为我们提供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基础，但也留下了可以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发生、发展的罅漏”。

如果说的《正处》提出并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中的十个重大问题(因为第一部分论述两类矛盾、第九、十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还偏重于“破题”的话，那么刘少奇《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则是这一问题的逻辑展开和进一步深化。文章第一部分从多个侧面问答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可以看作是对《正处》的阐释。其闪光点在第二部分对人民内部矛盾表现的深入分析及其对策探讨。

在刘少奇看来，“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这是第一。明确“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从一个侧面初步揭示了“领导上的”背后的体制性因素，为妥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人民内部矛盾还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由于“人民群众不仅在政治上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而且在经济生活、生产上也关心社会主义的民主。这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所以，“在这里，人民群众对我们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干部，是有些不满意的。就是说，我们有些领导机关的干部是不是多分了一点，生活待遇太高了，房子住得太好了。”这里对分配问题的分析实际上触及到绝大多数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利益问题，即利益分配的公平与公正。

由此第三，“人民内部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就可能闹事。”这些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其中“大部分是合理的，是可以实现的，一小部分是不合理的，是不能实现的。这一小部分不合理的不能实现的要求，经过认真地解释，向群众讲清楚道理，群众也并不坚持。”关于“可以实现”和“不能实现”的区分既体现了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也尊重现实经济条件的制约和承认人的现实差异，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理性的抉择。

建立在上述认识基础之上，刘少奇批评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四个错误观点：“站在人民之上”；“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时至今日，这些错误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正视和加以克服的问题。

不难看出，邓小平、刘少奇的讲话在《正处》精神的基础上，对监督问题的发挥和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不仅是对《正处》的深入理解和深刻阐释，而且从实证的角度提出了切实的措施，有利于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综上所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急剧变化的演变过程，这种过程一方面受到国外突发事件影响和国内社会转型矛盾的制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本人对这一思想的重大创新与认识局限。也就是说，进入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已经上升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已有论及，已经体现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开创性和指导性已经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更加凸现出来，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这一思想的理论光辉，这也是其时邓小平、刘少奇对这一思想阐释与发挥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