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研究回到表现与审美的原点

摘要:陆建华解读汪曾祺的“私信”,源于其与作家共识文学表现人性原点的特殊机缘,其《私信中的汪曾祺》论述作家和评论家之间16年文学对话的价值,即阐释汪曾祺创作的灵感、背景、人物等机制的形成,对作家进行人格品藻以及论述此著所表现的文化批判精神,这一切都是对汪曾祺研究的深度发展。

关键词:私信;汪曾祺;人性原点;人格品藻;文化批判

中图分类号:I 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3—0059一04

作为汪曾祺研究专家的陆建华,在奉献了《汪曾祺传》、《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两部专著之后,以专注和恒心进行后续研究,最近又推出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著《私信中的汪曾祺——汪曾祺致陆建华三十八封信解读》(以下简称《私信》)。这是汪曾祺研究中的一项新成果,说明关于汪曾祺的研究远没有止境,还可以在广度、深度方面不断走向深入,此著就是很给力的一个证明。

文学与艺术是表现人性的,这是古今中外都认可的艺术哲学;我们还不无偏激地认为,表现人性是文学的唯一本质。陆建华为什么跟踪研究汪曾祺?就是因为他自觉地回归到“文学表现人性”的原点。30年前,当他看了汪曾祺在《北京文学》、《雨花》上发表的《受戒》、《异秉》、《大淖记事》三篇小说之后,敏感地发现了一个很不寻常的、在其时内容表现颇为另类的一个汪曾祺。他说:“因为作者善于发现在那些特定生活历程里的向上的因素和闪光的核心——健康的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他独出心裁地用一种轻快欢乐的调子朗诵了一首又一首关于劳动人民人情美和人性美的颂诗。”而这种表现人性的创作理念,正是汪曾祺从他十分崇拜的老师、自称是“乡下人”的沈从文那里,师承和效法而来的。汪曾祺也像他老师那样,“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种庙供奉的是‘人性’”。在《受戒》等这些小说里,创造性地再现了老师在《柏子》、《阿黑小史》、《边城》等等作品里的“人性小庙”。即从小英子、小和尚的身上,看到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傩送、柏子、阿黑等人物的灵动、率性和纯真的人性。作为管理文艺的政府公务员,在打倒“”后正在批判清算极“左”文艺思想的最初几年,在整个文艺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尚未得到“拨乱反正”的时候(1985年被称为文学观念年,到那一年文艺界对文学表现人性的观念才基本取得了共识),在《受戒》发表后正遭遇着《作品与争鸣》署名文章批评的时候,陆建华却有自己的胆识和勇气,能够悖反与抗拒建国17年、“”十年“批”人性的习惯思维定势(在理论上批判巴人的“人性论”,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等等。在创作上,批判萧也牧《我们夫妻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宗璞的《红豆》、电影《早春二月》等等),认定和选择了处在脱颖之初的汪曾祺,并且从文学表现人性的根本观念上,确认了“一个料峭春寒的时刻”的汪曾祺对以后新时期文学复苏的价值,确认了汪曾祺远离“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主流话语而更具“独出心裁”的另一种“边缘”价值,这无疑是陆建华在“料峭春寒时刻”的聪明才智和远见卓识。因此,陆建华的这个审美良知的发现与确认,很不寻常,也格外地显得难能与可贵。

从事创作的汪曾祺和从事文学研究的陆建华同时坚守与确认了文学表现的原点,也就开始了两者互为“知己”的文学对话,就有了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私信”,也就成就了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缘与佳话。具体说来,1981——1997年间,从复出后最初发表的《受戒》等小说开始,陆建华就开始对这位高邮籍作家进行了长达16年的跟踪研究,于是北京一高邮、北京一南京的“两地书”频频往来,主要就文学创作与评论以及相关事宜进行思想互动,两者进行着“多年师生成兄弟”般的对话与交流。所以,这部《私信》的著作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写出来的。作者“奇货独居”,就收藏的汪曾祺致陆建华的38封书信(1981年7月17日的第一封信至1997年3月18日的第38封信),一一进行解读;就书信往来的时代背景、原委、书信本身的内容以及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的外延,进行了全方位的诠释、描述与整合。如果仅仅依靠汪先生的这些来信的字句进行皮相的说明,是不能完成“解读”的,必须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必须把握旧高邮的历史变迁、风俗人情、作家本人生平事迹,尤其复出后的思想和创作的林林总总,加上作者对其作品的深入理解等等,尔后再经过考据、考证、考辨,在进行准确无误的确认之后,最后还必须经过个人的理性构思与材料编织,方才可进入每篇书信文本的学术性“解读”。从这个意义说,《私信》的出版,不仅开辟了汪曾祺研究的新路径,而且证明了作者酷爱资料的原始收藏和积累,是一位极其严谨、很有学理涵养的学者。

作家和评论家是应该而且是完全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的,汪致陆的“私信”就是证明。这部书虽然重在对汪先生的书信进行解读,但真实地记录了两个人之间从相见、相识、相知到建立惺惺相惜的“忘年交”之过程。从这方面说,这一交谊的主要线索,分明增加了这部书的亲切感和可读性,无疑引起读者的浓烈的情趣和期待,以至让我们不忍释卷,读完后还在反复玩索回味。自然,这部书的言说重点还是写“私信中的汪曾祺”,惟其如此,全书的描述重点是汪曾祺。《私信》仍然沿着让文学回到文学审美自身的理念,来描述汪先生的。作者以相当多的篇幅叙写汪先生作品坚守和表现人性的原点意识,不仅解释说明了作家作品原创的思想,甚至还解秘了像《受戒》这样的小说中人物原型,和作者个人情感经历之间的关系,其审美灵感甚至是来自对少年初恋的祭殇;解读了《皮凤三楦房子》怎样让“高大头变成了皮凤三”,从中解秘作家对清苦贫民“哀其不幸”的悲悯与人道主义;作者还从《葡萄月令》解秘了1958年被划为下放到张家口果园种植葡萄的情感记忆,把作品写成“一往情深的劳动赞美诗”,表现了作家性格中对既往坎坷的淡定……这些都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汪曾祺和他人性的“希腊小庙”。

《私信》给我们最深刻的感觉,是作者对汪曾祺进行了人性化的描写,重点是对这位“大器晚成”的作家反复进行多方面的人格品藻。以旧高邮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对故乡魂牵梦绕,是游子对养育自己故土的深情缱倦;阅读家乡高邮的刊物,甚至为文学作者改诗,还不厌其烦地为家乡文学青年看习作、甚至推荐给杂志以争取得到听到编辑的意见;找出关于文游台的对联,建议由书家写好并悬示台上共游人观赏;为在高邮建王氏(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纪念馆,为二王画像而帮助寻求与人物“精神相适合的画风”的画家人选而出谋划策;当得知家乡一位“汪迷”历8年之久难购《汪曾祺小说选》,即把自己“留种”的一本予以赠送;他沉湎于约稿的忙碌,不计稿酬的多少,而把这种忙碌当作自己的事业与责任;住夫人单位分配的陋室20余年,不为改善而去跟单位领导叫板;当知道家乡准备为他举办研讨会,即明确表示“高邮很穷,何必花这笔钱”……凡此种种,在陆建华的笔下,生动地再现了汪曾祺的人格操行。他既是一位不拿架子、和蔼可亲的,与什么人都可交朋友的“可爱”的老头儿,又是一位恋着故土、有比一般高邮人还高邮的“草根族”;既是一位讲文明、守规范、有担当,有着爱国心和责任感的公共知识分子;又是一位正直不阿、儒雅淡泊、温柔敦厚,以诗文诉求自我人格操行的“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总之,作者对汪曾祺的人格品藻,让读者更加感性并且强烈地认识到:在汪曾祺“大器晚成”的16年间,一方面他为酷爱的文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另一方面又在道德情操上严于律己、进行着人格理想的自塑。从这个意义上看,《私信》是对《汪曾祺传》内涵的扩容,更是对汪传的深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