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能带来幸福

金融与人们的幸福之间的关系，目前可能尚未有专门研究和结论。但细细思量，金融能带来幸福。

决定幸福的因素一般归结为家庭（婚姻和子女）、就业、生态环境、社会环境、收入等。而在使人幸福的诸多因素中，收入占有首要的地位。休谟认为，稳定地拥有财产，是实现个人幸福的前提，一个没有确切而又稳定的财产权的个人，显然是没有资格来谈论他的自由与幸福的。

如果一个人能妥善解决自身的收入问题，就解决了人生幸福的起码问题。先有两个案例：一是2013年6月，美国知名民调公司——哈里斯互动，对2345名美国成年人进行调查，发现2/3美国人觉得幸福感下降，而主要原因就是金融危机致财富缩水，就业困难。二是2012年10月，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严重的经济衰退及通货膨胀，导致英国国民幸福指数较全球金融危机前下降了13%，因为家庭收入持续下降。两个案例从反面表明，人们的财务（金融）一旦出现了问题，将直接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就一般情形而言，金融之于幸福，意义更为广阔。

依据金融学原理合理安排人生，是提高幸福的有效手段。金融领域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贴现率，是指将未来支付改变为现值所使用的利率，或指持票人以没有到期的票据向银行要求兑现，银行将利息先行扣除所使用的利率。现在，一般将贴现率当作衡量未来收入和支出折算成现值的一个桥梁。贴现率越高，则同样一元钱发生在将来的收入或支出折算成今天的货币价值就越小（当然，这里的收入和支出是广义的概念，不仅是金钱意义上的）。那么，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发生的经济损益越不重要，只有眼前的损益才是重要的。不同的人，由于从事不同的行业，或者身体状况不同，或者知识水平不同，或者处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贴现率不同。例如，对于一个身患绝症的病人而言，其生命的贴现率非常高。对他来说，未来无关紧要，最有助于提升其幸福指数的选择，是最能增大他生命的总效用的方法。与其不同的是，一个有妻子儿女的人，有助于提升幸福指数的选择是，愿意支付高额的保险费，为的是死后他的家属仍可继续享有一笔收入。由此可见，如果深刻把握金融理论，对于贴现率高的人而言，要么选择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要么降低贴现率，以增加其幸福度。

金融市场发达与否，也会直接影响人们的幸福水平。年轻人财富积累相对较少，通过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利用金融制度，可以有效地改善自身的生活水平，从而提升个人幸福指数。

当然，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能保证资产的保值增值。如果出现了金融危机，很可能会对个人生活产生更多不利的影响。但是，利用金融市场的功能，能使规避这些不利的影响成为可能。

金融的普惠程度，影响人们的整体幸福水平。对于一个社会而言，要提升整个社会的国民幸福水准，需要与之相应的金融市场结构。比如说，信贷市场可以区分以下层次：大银行，主要为大中型企业服务（大银行为小企业服务，也存在成本制约等因素），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小金融机构，主要为社区服务；村镇银行、小贷公司、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等，主要满足小微企业融资的需求，也为普通民众提供金融服务。从当前的情况看，我国主要缺乏适应小微企业和居民需求的金融机构，也即金融普惠性不足。经济学中有一个与“幸福指数”相对应的概念，名为“痛苦指数”，等于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乘积。我国的众多小微企业，解决了将近70%的就业问题，可谓大大造福于民。如果金融环境没有改善，那么，这些企业的生存环境值得忧虑，社会的失业率也将上升，痛苦指数相应上升，幸福指数则将下降。与此同时，人们的小型创业需求、消费需求、小额的投资需求、健康保险需求等，均需要相应的金融服务。对于大银行而言，向一家大企业发放1000万元的贷款，成本远远低于向100个小企业发放1000万元贷款的，而收益则更高。所以，小微金融需求，大中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提供服务。那么，需要政府从法律上、制度上，为小微金融的生发，提供良好的环境和保障。正如吴晓灵所说，“适合的小额信用贷款、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等金融项目能够成为催生人们幸福感的助推器。”（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农村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