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EC蓝”的气候政治学

中美合作新突破

绿色中国：中美为何选择在APEC会议结束这样的时间和场合发表《声明》？为什么是中美联合，而不是单方面各自宣布气候目标，或者与其它国家共同为之？还有人认为，中国应与联合国合作，在2014年9月潘基文发起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宣布中国的减排承诺。对此，您怎么看？

张海滨：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声明》是中美长期磋商、谈判而逐步形成的一个成果，达成这一共识很不容易，谈判相当艰难。比如，围绕中国所提承诺“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中的“左右”二字，双方曾激烈交锋。中美在“习奥会”上签署《声明》，是双方在面临不少困难的情况下，经过综合考虑而达成的一项战略性安排，并非轻而易举，需要做出艰难的取舍。

从美方来看，奥巴马只有两年多的任期了。时日不多，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美国两任总统，奥巴马必然要思考8年总统任职期间能留下什么政治外交遗产，而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奥巴马想建功立业的一个领域。如果要深究美方的某些特殊目的，我认为至少有两个。一是刚在国会中期选举中惨败，共和党完全控制了国会。奥巴马急需在外交上有所斩获，挣回一点脸面。因此，奥巴马很看重这份《声明》。二是美国想拉上中国为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打下基础，定下基调，展示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为此，美国奥巴马政府采取“抓大放小”的策略，力推中美这两个世界排放大国的气候合作。

从中方来看，如果选择与美国共同宣布减排目标，就要承担基础四国的团结可能受损和联合国潘基文方面有所失望的风险。但多年的粗放式经济发展使中国面临日益严峻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已高居世界第一，面临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雾霾等环境问题肆虐已对公众健康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强调，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而是我自己要干，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因此，《声明》的签署从最根本的原因上说，是中美两国国内发展战略思路日益趋同的结果，是两国共同利益所致。当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双方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高度来看待中美气候合作，把中美气候合作打造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亮点的努力也是此次声明得以签署的重要背景。双方需要有一个有显示度的成果来为中美关系输入正能量。《声明》正好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

此外，从时间节点上看，APEC是一个“国际能见度”很高的多边外交场合，其时间点又处在12月初将于秘鲁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前夕。在这个时间、这个场合联合发表《声明》，十分高调，易为国际舆论所关注，进而为全球气候谈判注入正能量和推动力，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就2020年后国际气候安排达成新协定夯实基础。中美高调向世界展示合作成果，是在向国际社会传递一个信号：中美合作虽不足以完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但若没有中美合作，却是万万不行的。一句话，《声明》的发表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

绿色中国：《声明》是否标志着中美在气候合作方面的历史性突破？

张海滨：是的，《声明》的重大历史性突破表现在中美首次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下简称“共区”原则）上达成政治层面的共识。长期以来，在“共区”原则这一关键问题上，中美两国存在根本矛盾。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之前，美国对“共区”原则还是持形式上肯定、实际上否定之态，哥本哈根之后，美国干脆在形式上也予以拒绝了。这与中国坚持“共区”原则的基本主张尖锐对立。结果就是，凡是含有“共区”原则的文件美国就反对，凡是没有“共区”原则的中国就反对。

但是，如果一味在这一原则上争论不休，针锋相对，中美在全球气候变化议题上就没什么可合作的余地了。就算搞再多的谈判，也是形同虚设。

此次《声明》实现了这一矛盾的突破。声明中提到了“共区”原则，满足了中方的主要关切;但用“体现”代替了传统上的“依据”表述，降低了“共区”原则的重要性和约束力，满足了美方的主要关切。与此同时，中美双方的减排承诺在性质上的差异也在事实上体现了“共区”原则。这样，中美各退一步，在“灰色地带”寻找到了合作的空间，既推动双边合作迈上新台阶，又具有全球示范效应。这体现了两国决策层的大智慧，也印证了“谈判就是妥协”的道理。

另外，在观察中美气候合作时，也应注意到，中美气候合作的格局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从过去的单向流动，即美国向中国单向输出技术和产品向双向互动转变，即中国也开始向美国进行绿色投资。中国在电动汽车、高铁等领域已具备相当优势。目前，中国对美清洁能源投资已经超过100亿美元。

我想强调一点，《声明》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更关键的还在于落实。

绿色中国：此次两国元首签署《声明》是否意味着，气候变化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张海滨：是的。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这是第一次，意味着双方都把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提升到最高层面，预示着中美两个大国将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政策和举措，显示更负责任的姿态。这绝非一个简单的措辞变化，其重要的政策含义值得充分重视和密切观察。

此次《声明》虽非中美间的第一个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但它的重要性不容低估，预示着气候变化议题很可能超越气候变化本身，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大议题。这个“大”字可从两方面来理解。

一是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角度来看，气候合作有助于夯实中美关系的基础。美国对中国的崛起始终采取防范加接触的“两面下注”政策。尤其是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政策以来，中美关系紧张局势有所加剧。为稳定中美关系，主席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将其概括为“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中国要和平崛起，要实现“中国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美国是世界“老大”，要尽量避免与之发生正面冲突，否则将对中国十分不利。最近，副总理在访美期间，明确指出，中国既无想法、也无能力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其用心之良苦可见一斑。

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中美两国在国际聚光灯下发生正面交锋，致使中美关系受到影响。美国舆论认为中国日益“傲慢”，应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哥本哈根之后，中美双方逐渐意识到，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对抗对双方和世界都不利。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的领域，应扩大合作，实现双赢，并以此积累互信，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减少战略误读和误判，为中美关系注入正能量。此次《声明》集中反映了这种共识。在这一框架下，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如果说，中美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那么，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就是中美关系的助推器。

二是从全球层面来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是中美展示大国责任和担当的最具显示度的领域。气候变化问题是最典型的全球性问题，是当今最大的国际公共产品。保护气候就是保护地球。谁能拯救地球，谁就是真正的全球领导。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自然应兼济天下，携手应对气候变化，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国际社会对中美合作也有着深厚的期望。

因此，从全局和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是十分重要的。

绿色中国：奥巴马上台以后，一改小布什政府在气候问题上冷淡、不作为的形象，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表现越来越积极，美国立场转变的缘由是什么？此次发表《声明》，美国有着怎样的利益考量？

张海滨：奥巴马上台后大力推动气候变化议程，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第一、奥巴马的个人偏好和政治考量。奥巴马有较强的绿色环保理念，气候变化是其个人兴趣所在，关于奥巴马的政治遗产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及。第二，经济考量。奥巴马政府试图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契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重振美国经济，提升美国产业竞争力。当前美国面临的最大的战略性挑战是，在全球清洁能源竞赛和低碳经济转型中保持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这关系到美国未来数十年的竞争力和能源安全。第三，外交考量。长期以来，美国在全球气候谈判中饱受批评，形象不佳，领导权旁落。奥巴马政府一直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但由于国会不配合，白宫无法单独发力。中美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两个主要大国，排放占全球的40%以上，影响举足轻重，如果美国能与中国联手应对气候变化，其国际形象将大为改善。第四，环境考量。越来越多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和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给美国造成的巨大人员财产损失，二者叠加推动了奥巴马政府从国家安全的高度看待气候变化问题。

此外，美国的页岩气革命、能源结构调整和清洁技术的进展使美国具备了更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把美国带向了能源安全的彼岸。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早在2008年就达到峰值并开始进入“下行轨道”，这使美国的国际压力有所减小，在气候外交上主动权有所增加。

美国不干，我们也要干

绿色中国：国外有评论认为，中国宣布其温室气体排放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这个峰值没有上限，中国仍然可以在未来15年内随意排放。您怎么看？

张海滨：我认为，这种评论是不合实际、不负责任的。的确，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才6000美金。如果根据联合国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将近2亿。所以，无论外人如何看中国，中国人自己必须清醒，中国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基本的发展权应该得到尊重。当前，中国正处在快速城镇化、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阶段，在一定时期内温室气体排放的适度增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第一步，尽早达到排放峰值;第二步，以尽可能低的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对其峰值年的排放总量定出上限。

应对气候变化对每个国家都是挑战，但对正处于快速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中国而言，这一挑战尤其巨大。中方在《声明》中首次就峰值年做出明确承诺。考虑到中国经济、人口的超大规模和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及复杂性，中国做出这一承诺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和决断力的。世界应该为中国的这一承诺点赞。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的政策力度之大是罕见的。我有机会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国务卿克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菲格雷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及现代世界环境运动的元老、加拿大人斯特朗先生等人讨论过中国的气候政策，他们无不对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展示的决心和诚意给予积极评价和充分肯定。我们可以很有底气地说，我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努力比不少发达国家要大得多。

当然，在看到国际社会和舆论的主流对中国的气候政策持肯定立场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觉得中国的承诺与他们的期望之间还有差距，中国还应该做得更多。这就是一个“期望差距”的问题。两个原因导致了这个问题。一是在对中国定位上，国内国际存在差距。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有很多人用不上电、上不起学，但国际上有些人感觉中国已经是富国、强国了，认为中国已经是发达国家了，至少不是一个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对中国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二是在对中国能力的认知上，国内国际存在差距。中国要实现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非化石能源提高到20%左右的目标，同时还要保持年均7%的经济增长，任务十分艰巨。但国际上有人以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无所不能的，只要号令一下，什么目标都能实现。实际上，我们受到各种条件和利益的羁绊，要实现这些目标是很艰难的。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是万能的。所以，我们要努力管控好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值。

绿色中国：“APEC蓝”本来是民间调侃的一个词，但主席却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中用大篇幅提及“APEC蓝”，您怎么解读？

张海滨：主席在APEC欢迎宴会上的致辞全文1156字，其中谈“APEC蓝”用了340字，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花大量篇幅谈论“APEC蓝”，其中深意，颇值得玩味。从中可以管窥环境和气候问题在国家最高领导人心目中的位置。

他的讲话中有四句话令我印象最深。第一句：“这几天我每天早晨起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气质量如何，希望雾霾小一些，以便让各位远方的客人到北京时感觉舒适一点”。这句话反映出北京的雾霾已成为的“心腹大患”，因为环境问题已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他本人高度重视和关切雾霾问题。第二句：“我们正在全力进行污染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这句话是向世人表明，中国政府治理环境是动真格的，有坚定的决心。第三句：“让孩子们都生活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之中，这也是中国梦中很重要的内容”。这句话表明，他深知公众对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的迫切追求并宣誓了他的执政愿景。

第四句：“我要感谢各位，也感谢这次会议，让我们下了更大的决心，来保护生态环境，有利于我们今后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做得更好”。这句话反映出中国环保和气候政策的一大特点是“事件导向”。类似的例子是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使北京的环保工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6年中国将主办G20峰会，它比APEC峰会规格更高。按照这个逻辑，中国届时将采取更严厉的环保措施是情理之中的事。当然，为保“APEC蓝”，我们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北京全市机关和学校集体放假，周边六省市联动，一万五千多家企业停、限产，北京所有建筑工地停工，交通实行单双号。这种超常规的运动式环保非长久之计，不可持续，甚至引起强烈反弹。但不管怎么说，“事件导向”总比“灾难导向”要好得多。

一叶知秋。如果读完这段话，再把新一届领导集体的讲话和出台的相关文件做一个梳理，就不难发现，中央对节能减排的力度是越来越大，各种指标是不断加码。上周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由此可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紧迫性在上升，中央的决心在加强，减排步伐在加大加快。

由此看中美气候合作与博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内生动力之强大，前所未有。过去，不少人认为，中美在国际气候博弈中，采取的是“相互绑定”战略，即一方的减排承诺以另一方的减排为条件。从关于“APEC蓝”的讲话中能强烈感受到他铁腕治污的决心和他铁腕反腐的决心一样大，节能减排、低碳环保已成为中国的重大国家利益。因此，可以大胆断言，今后即使美国未能兑现其《声明》中的承诺，中国也将独自前行，义无反顾。

气候谈判的国际政治学

绿色中国：请您对刚刚在秘鲁利马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做一个总体评价。

张海滨：利马气候大会向着2015年巴黎气候谈判迈出了一小步。“利马倡议”确定了关于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框架的要素，将适应与减缓并重，明确了“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提交规则，绿色气候基金募集到100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这些成果确保气候变化谈判仍在轨道上缓慢前行。但在气候谈判的关键和实质性问题上，包括国家自主决定贡献的范围、资金、技术转让、评审机制、协议的法律性质和覆盖的时间范围等，都未能达成共识。真正难啃的骨头都留给了巴黎气候大会。所以，决战在巴黎。

绿色中国：请对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做一个展望。

张海滨：从现在的气候谈判进程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综合考量，2015年巴黎谈判的结果比较大的一种可能性是将会达成一个巴黎气候协议，但这个协议将是比较松散的。松散主要体现在两个“弱”字上。一是承诺的减排目标弱。协议下各方的自主决定的减排承诺难以实现“在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比前工业化时期不超过2摄氏度”这一共识目标。二是协议的法律约束力弱，因为美国国会不会同意美国加入一个有强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气候协议。

这样一个松散的协议不会令所有人满意，但有总比没有好。最重要的是，各国都要切实行动起来，虽然一时可能无法达到最终目标所要求的高度，但就像百米赛跑一样，先要起跑，我们可以在后续行动中再不断加速。国际社会已经承受不起“没有协议”的结果了。如果再无法达成协议，国际社会真的可能从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后的失望走向绝望。我相信，这是所有国家都不愿看到的结果，各国有智慧去避免这种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当今时代，全球气候政治实际上是一种旗帜之争，道德高地之争，谁也不敢做导致气候变化谈判失败的历史罪人。

绿色中国：资金技术援助是谈判中的一个核心问题。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未来十年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可如今资金到位的很少，承诺沦为了“空头支票”，原因是什么？

张海滨：发达国家开“空头支票”，是逃避责任的一种恶劣行为。其中原因得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找。从主观上说，发达国家虽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气候谈判初期就接受了“共区”原则，但缺乏对它的全面深刻理解，自私自利的心理始终存在。只要一有借口，发达国家就会加以利用，曲解“共区”原则，逃避该负的责任。近年来这种逃避责任的情况愈演愈烈。

从客观层面讲，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和排放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具体而言，第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随着近年来以基础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和发言权显著上升。G20取代G8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在下降，其优越感和优势地位逐渐丧失，普遍感到失落、焦虑，这就导致了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意愿在降低。第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经济普遍受到重创，国内经济陷入困局，对外援助的国内阻力增加，用于外援的资金量有所减少。第三，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迅猛，全球排放格局发生显著变化。90年代初，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占了全球的70%以上。现在，发展中国家的排放占到全球的60%以上。南北排放格局的变动客观上使发达国家承担的道义压力变小了，也给它们模糊“共区”原则、逃避责任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绿色中国：2014年9月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期间，纽约市30多万人上街游行，全球160多个国家、2000多座城市也有游行;上周的利马气候大会期间，世界各地也有大规模活动。公民社会、草根阶层和非政府组织是如何影响气候政治谈判和各国气候决策的？

张海滨：这是国际气候谈判的一道壮观的风景线。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政府和企业一道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三大主体之一。我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参加过多次气候谈判大会，对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影响力有切身体会。

非政府组织首先是一个压力集团。气候谈判的主体毫无疑问是各国政府，但政府代表不是在真空中谈判。非政府组织常常会在谈判代表必经之地或示威，或交谈，对代表施加影响和压力。它们还通过与媒体合作，设置各种奖项影响各国的声望。比如说，由全球900多个民间环境组织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每年在联合国气候大会期间评选出“化石奖”，颁发给减排不力的国家，相当于“表现最差奖”。今年利马大会期间，“化石奖”授予了澳大利亚、比利时、爱尔兰和奥地利，这必然会使这些国家的国际形象受损，促使其领导人不得不自我反思。没有国家不爱面子。在一个信息化、全球化的时代，声望、声誉已经成为了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而软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非政府组织是信息的提供者。气候变化议题技术性极强，各国政府在做出决策时需对气候变化问题有一个相对全面和清晰的科学认知。而非政府组织汇聚了一大批专业人士，掌握着第一手的信息和数据。他们通过举行边会、报告等方式向政府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有用信息，提高了政府的谈判能力和科学决策能力。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权威评估报告就得到了非政府组织的大力支持。

第三，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直接参与气候谈判。目前，许多国家的气候谈判团里都包括了来自非政府组织的成员。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的代表团里尤其普遍。这样一来，非政府组织就能在第一时间了解谈判进程，增加了气候谈判的透明度。

第四，非政府组织是国家气候履约能力的建设者。国际气候谈判的最终目的不是达成协议，而是履行协议。目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履约能力不足的问题。非政府组织成员的身影和足迹遍布世界各个角落，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通过实施各种项目使各国的减排承诺得以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