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城镇化

由于城镇化具有集聚效应和历史路径依赖的特点，因此，其进程不应完全依赖市场的力量，也不能全盘由政府去计划控制，而应以市场力量为基础，在生态环境优先、重大产业布局等问题上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解决这一难题，中国模式未来将呼之即出。

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增长点在哪里？中国如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发展如何真正让老百姓得益？解决这一系列重大课题的关键是城镇化。

当今的中国尽管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但名义的城镇化水平刚刚超过50%，远远落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其他经济体。根据笔者2005年的研究，中国名义城镇化水平，包括计入常住城镇人口的比重，比之于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整整低了11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中国名义的城市化水平包括了那些常年住在城镇、在城市打工但并没有融入城市的外来务工人群，那么中国实际城镇化水平更加落后。

城镇化将带来长期的投资和发展，带动一大批基础设施的发展、产业的重新布局和转移、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毫无疑问将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十几乃至20年发展的最大动力。城镇化也是让中国一大批中低收入家庭能够逐步享受到较好的公共服务、健康文化服务的必经之路，是一个重大的民生问题。

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城镇化将迎来一个加速发展时期（附图）。按照国际规律，城市化往往分为慢、快、慢三个阶段，即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时期是慢速的，经济发展进入中等水平之后将明显加快，达到高水平之后又会放缓。附图中的点是世界各国过去50年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数据点，上面的曲线是世界各国历史上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下面的曲线是中国城镇化率与人均GDP的关系。从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的城镇化率低于世界相应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同时，中国已经进入城镇化加速阶段（李稻葵、冯俊新《城镇化基本规律研究》，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工作讨论稿，2005）。

城镇化的最大难点

在于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城镇化的进程不同于绝大部分其他经济活动发展的过程，其中具有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历史路径依赖。也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地区出于各种原因，初始的城市化水平比较高，聚集能力比较强，那么这种力量将不断地发展，该地区最终会成为一个重要的大城市乃至特大城市。相反，另外一些地区尽管具备了大城市的基本要素，但是由于起始的推动力不足，以至于永远发展不起来。这种例子在国际上比比皆是。美国的洛杉矶是一个极端缺水的地区，但是现在已经发展成美国第二大城市，这不见得是自然条件所导致的，还有一些人为因素，比如说洛杉矶水务局的控制权很大，因此周边小城市的人口都不得不聚集到洛杉矶市区，导致洛杉矶的集聚度不断上升。

由于聚集性这一基本特点，城镇化不应该完全依赖于市场的力量，否则就相当于把城市化的进程完全交给一些历史因素乃至随机因素，其发展的后果是不尽如人意的。具体说来，人口会朝着一些环境支撑力不足、地理位置并非最佳的地区聚集，其结果往往并不是最优的。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水资源不足，年降水量不均匀，基本集中于7、8、9三个月，很难合理利用，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北京已经形成了国际都市的集聚力，水资源必须从外部调入。如果完全依赖市场机制，北京的人口一定还会不断攀升，最后形成巨大的生态承载难题，因此必须合理规划控制。

但历史经验也表明，如果完全由政府去计划控制城市化进程，而不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那么城镇化发展的结果往往也是悲剧。在前苏联时代，这种人为规划所产生的工厂型城市比比皆是，它们自身并没有后续的生存力；没有市场的推动力量，这种城市的生命力是非常有限的，最终会枯竭。市场必须发挥基础的力量，这一点也是城镇化以人为本的基本要求，因为市场的力量往往比政府的力量更人性化，更有柔性，是千百万百姓自发的决策所导致的。如果不尊重这种市场的力量，等于违背了个性化要求。举例说来，如果百姓都愿意向某些大城市聚集，而政府却设置种种障碍，这与当今世界以人为本的大趋势是相矛盾的。

城镇化是树立中国模式的关键一步

学术界争论已久的所谓中国模式问题，至今并没有结论。稍微有基本共识的一点是，如果将来出现一种中国发展模式，那么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一定是政府与市场的有机融合，即，政府通过合理的监管规划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市场又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与西方几百年以来基本上靠市场力量推动的发展方式截然不同。

所以，基本上可以形成共识的是，如果我们能够在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问题上做好文章，那么中国模式未来自然会呼之即出。城镇化恰恰是未来十几年中国经济不断走向成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逐步形成自己的市场格局与体质特色的基本发力点。如果在城镇化问题上中国能够实现市场与政府力量的有机结合，那么中国模式将会自然而然地被世人所承认、研究甚至借鉴。

市场与政府如何有机结合

城镇化问题上，市场与政府的有机结合主要应该体现在三点。

第一，生态优先。政府必须对各个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有基本的研究和规划，我们称之为生态环境优先。各个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完全不一样，这一规律任何人都不能违反，美国这样强大的经济体也不例外：像拉斯维加斯这样在沙漠中建立起来的赌城，那是小规模的独特的人间奇迹，不具有复制价值。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对于环境问题有精辟的论述。他在《国富论》里谈到，那些有着毛细血管般支流的河流入海口处，具备着商业和工业发展的巨大潜力。无疑，亚当·斯密看到了，商业最应该发展的地方是大河三角洲。事实上，英国等列强在鸦片战争之后所签订的、旨在打开中国两个三角洲的不平等条约，就是遵循着亚当·斯密的这个潜在规划思想。当今中国最大的环境承载因素是水，哪里有水，哪里就能够承载大规模的人口和产业；哪里缺水，哪里就会出现人口与产业发展的瓶颈。根据这一原则，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仍然具有强大的产业和人口承载能力，未来中国的超级城市群一定会出现在这两个地区。

第二，重大产业布局是关键。现代政府不可能完全规划到细而又细的各个产业，但是最基本的产业发展概念是应该有的，亚当·斯密《国富论》的论述蕴含了这个思想。比如说，钢铁企业就应该建在临海处而非内陆，其根本原因是钢铁需要大量的物流，而煤和铁矿石从海上运输是最适合的。本着这个原则，北京附近非临海一带的钢铁厂应该逐步撤到临海地带。再比如说，高科技和服务业所依托的是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国拥有这一优势的去处如青岛、大连、昆明等地区，对于高端的研发和培训业应该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这种优势应该通过政府的协调来发挥。

第三，市场为基础。市场的推动力来自于千万个个体和家庭，与行政力量不同，它更为人性化，是个体自主决策的结果，所以市场的力量是根本，而且其中的关键是要逐步打破人口流动的限制，让百姓能够自然地迁徙。这种市场的力量也包括地方房价会随着产业的布局和环境承载力的变化而产生变化。如北京这样的地区，未来的房价一定会比之于全国其他地区更高，其他生活成本也会更高。通过这种机制，将会自然形成北京人口不断膨胀的一道屏障。正是这种市场的力量，才能够逐步取代人为的户口限制。而这种市场的力量，也需要基础的政府制度建设来扶持，比如说土地制度，未来应该允许农民逐步地将自己在农村的生产用地和宅基地转让出去，通过这种方式让农民获益，并自愿选择向哪里移民和如何发展。

城镇化不仅是未来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民生福祉提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最终形成中国发展模式的重要锻造车间。城镇化这篇文章做好了，中国经济将会持续发展，中国模式最终也将在世界上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