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探析

摘要：明代继承唐宋三品以上给谥的资格限制，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明代官员得谥品级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三品以上两京大员方能得谥的标准贯彻始终，而品行业绩特别突出的少数四品以下官员也可得谥。官员生前品行业绩是衡量其得谥与否的重要因素，业绩平常者概不予谥。个别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则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因品行业绩特别突出而得谥，他们的所言所行符合传统谥法对立德、立言、立功方面的要求。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着官员得谥，其他因素诸如官员之间的恩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也会影响官员的谥号。总体而言，明代官员得谥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是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反映了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

关键词：明代官员；谥法；得谥因素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1)05-0115-06

有关中国古代官员谥法、谥号的研究，学界多是笼统概括地介绍官员谥法规定及某官员得什么谥号，而官员得谥因素并未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学界尚无专文系统地探讨官员得谥因素。明代是我国古代官员谥法、谥号承传发展的重要时期，其突出表现是取消官员恶谥及唐宋议谥、驳谥、论枉之风，皇帝赐谥权强化，加剧了官员得谥过程的复杂化。本文试以明代官员得谥因素为切入点，从官员得谥资格、品行业绩、皇权制约、官员政治上的恩怨、避讳等方面，透视明代官员得谥过程中的受制因素，阐释谥法在古代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及其实际运作过程，以期从新的视角探讨明代政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一、明代官员品级对官员得谥的影响

谥号作为封建统治者对政府官员劝善惩恶、扬名千古的一种治国治吏手段，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积淀并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官员文化。严格的资格限制是官员得谥的重要内容，实践证明只有资格所限范围内的少数官员得到谥号，才能发挥谥号应有的激励作用，实现其预期的社会价值。就中国古代十分庞大的官僚体制及其众多的官员而言，为笼络和鼓励那些功勋显赫的官僚，最高统治者在其生前用高官厚爵显荣之，死后以赠诔赐谥褒奖之。谥号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传播媒介，对于在任恪守职责、尽心尽力的官员具有榜样示范和展示人格魅力的作用。在中国谥法史上，官员得谥的资格限制伴随谥法而产生，且贯穿始终。先秦至汉代实行爵位谥，有爵方有谥。魏晋南北朝打破爵位谥的资格限制，事功卓著的官员也可得谥，但一般须为侍中以上官职。侍中的官品，《晋书・职官志》的记载较为模糊，《隋书・百官志》记为三品。此期确立的三品以上给谥的标准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仅唐宋遵循此制，明代也加以沿用。清代提高了给谥品级，一品才能给谥，二品以下例不予谥，给谥范围大大缩小。

明代承袭唐宋三品给谥的制度，三品以上两京大臣中的贤能者准予给谥。《万历大明会典》、《国朝典汇》等典制类史籍没有明确记载官员给谥的品级，但在明人笔记中有三品以上给谥的说法，清人更将此视为明代谥法之内容，这在龙文彬《明会要》、王士祯《国朝谥法考》等史籍中都有明确记载。笔者统计过洪武至崇祯十六朝得谥官员的品级，其结果也印证了明代三品以上官员方才得谥的资格限制。一般说来，品级越高得谥几率越大，一品得谥最多，并且会取得上等谥号。清人孙承泽曾云：“国制：一品，美恶兼谥；二品以下，贤者得谥。则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难更仆也。”他对明代一品官员“美恶兼谥”及“易名之典在一品者最多”情况的评价较为客观。明代中期以后，朝中确实有少数奸邪的一二品高官无善行而得美谥之例，如成化、弘治时期的内阁大学士陈文谥“庄靖”、内阁首辅万安谥“文康”，嘉靖时的道士邵元节谥“文康荣靖”、陶仲文谥“荣康慧肃”等，他们取信皇帝，恃宠作恶，生则盗其禄位，死则盗其荣名。历史是公正的，他们无善行而得美谥，最终不为社会所认可。如嘉靖朝道士、官员因方术所得的谥号在改朝换代后皆被削夺。上等谥号多为一品官员所得，也是有据可证的。如“文正”一谥，自宋代以后，被认为是官员极美之谥，明代一品官亦难得到，自洪武至崇祯十六朝得谥“文正”的仅太师礼部尚书兼华盖殿大学士李东阳、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谢迁二人，而李东阳与当时手握一定谥权的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因政治上的特殊关系而得谥“文正”，受到时人质疑。可见，明代一品官员得谥“文JE"仅限于个别人，且为内阁大学士，内阁大学士的职位在明代中后期相当于宰相一职。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员中贤能者方可得谥。换言之，并非三品以上官员皆能得到谥号，而得谥官员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人。笔者统计洪武至崇祯十六朝三品以上得谥官员786人，而这十六朝三品以上官员的具体人数之多难以统计。笔者根据《明史・职官志》统计，三品以上的职位设置大约有133个，按每朝每个岗位1人计算，十六朝总计有2128人，加上嘉靖、万历两朝统治都长达40多年，还有朝中复杂的争权夺利因素，官员进退频繁，三品以上官员的人数实际上要比这个数字多。按十六朝三品以上的得谥官员786人可知，得谥官员在整个三品以上官员队伍中所占比例是比较小的，可以说明代得谥官员在三品以上官员中是优中选优，“如行业平常，即官品虽崇，不得概予”。正因如此，才能显现出谥号应有的教化和荣耀作用。

明代三品以上能够得谥的官员是两京主要衙门的正副长官，包括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都察院都御史、副都御史和佥都御史，还有通政司通政使、左右通政，大理寺卿、左右少卿、詹事府詹事、少詹事、太仆寺。光禄寺卿等及地方个别布政使，尤以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和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为多。内阁官员、六部的吏部和礼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是得谥的主体，占得谥官员的三分之二以上。他们生前是国家事务的决策者，对国家政治走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权重位宠，生前享有优厚的政治经济待遇，死后有祭葬费用，是官员得谥比例最高的群体。

明代三品以上两京大臣方能得谥可视为官员得谥的大原则，而明代谥法有其灵活性，四品以下的中低级官员如有特殊贡献，诸如死节、谏言、理学成就突出等也有得谥的，其规定更为明确，“品官未高而侍从有劳，或死勤劳，特恩赐谥，不拘常例”及“或以勋劳，或以节义，或以望实，破格褒崇，用示激劝”。只是品级越低，得谥几率越小。笔者统计自洪武至崇祯十六朝得谥官员881人，三品以上的得谥官员786人，约占89％；四品及四品以下的得谥官员95人，约占11％。史载：“国家谥法，非三品以上两京大臣不得与。留都大臣之有谥者，惟倪‘文僖’谦、‘文毅’岳、周‘襄敏’金、刘‘清惠’麟、梁‘端肃’材、王‘襄敏’以旗，六公皆尚书也。张学士益五品而得谥‘文僖’，以扈从土木死难之故。若太医院院判蒋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艺小臣侍上起居，乃得谥‘恭靖’，则尤为异典矣。”

明人视四品以下官员得谥为异典，据此推知，三品以上的得谥官员可视为常典，尤其六部尚书是得谥官员的主体，自洪武至崇祯朝六部尚书得谥约占这一时段得谥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多。明洪武十三年(1391)取消宰相之职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相当于宰相的职位，只是把前朝集中在宰相一人手里的权力一分为六，六部尚书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仅次于皇帝。不过，尚书在天顺朝以前得谥较少，得谥官员以武官为主，洪武朝惟武官有谥；成化朝以后文官成为得谥主体，六部尚书为得谥官员的最大部分，这是由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的，即使后来发展起来的内阁首辅也须加上六部尚书职衔，一般都在二品以上。他们是朝廷中的高级官员，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左右着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方向。他们去世后，国家给予的封赠要比一般官员高得多，是谥号得主最大的群体。而五品学士张益、六品太医院院判蒋用文能够得谥是因各自的特殊情况所致，非属常例谥。

综上可知，有明一代，三品以上官阶为官员得谥的标准，这一标准贯彻始终；四品以下官员得谥皆因其品行业绩特别突出，并且比例非常小。可见，官品高低是决定官员死后能否得谥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明代官员品行业绩在官员得谥中的重要性

明代官员品级是官员死后是否得谥的重要条件，官员品行业绩是其能否得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谥号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对人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因此明代官员得谥首先限定在三品之内，进而在三品官员中优中选优，依据的就是官员的品行业绩。有些官员品级达到给谥级别，而品行业绩平常，是不能得到谥号的，这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于万历十二年(1584)六月载入会典。当时礼部审查礼科制定恤典一事，就大臣谥法明文规定：“申明谥典，文武臣各行所司，查生平履历有无论劾，广加咨询，必其节概为朝野之具瞻，勋猷系国家之休戚，公论允服，毫无訾毁者具议，请上裁。行业平常，虽秩隆毋许滥议。上诏纂入会典。”这一具有法典意义的规章制度在实际运作中得到具体执行。如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秦鸣雷(1518-1593)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登进士第一，历官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谕德、翰林院侍读学士、南京国子监祭酒、侍郎至南京礼部尚书，但一生业绩平平，且被弹劾五次。这五次弹劾对死于万历二十一年七月的秦鸣雷能否得谥甚为重要。秦鸣雷身为尚书二品大员，位至赐谥级别，但议谥被取消，“本年七月初七日卒，祭葬如例，而吏部又言鸣雷于万历元年为给事中赵思诚追劾，家世非正，行业平常，必不当议谥云”。按照谥法规定，行业平常不能得谥，如果被言官弹劾也不能得谥，秦鸣雷二者兼具，为官期间贪污受贿，个人品行低劣，没得到谥号主要是个人品行业绩决定的。

除明代三品以上得谥官员中绝大多数人品行业绩符合谥法要求外，也有个别官员为官期间作恶多端、玩弄权术、攀附权贵，死后也得到了不应得的谥号，如成化时的大学士陈文、万安等，还有嘉靖时的真人邵元节、陶仲文及进士盛端明、顾可学等，利用方术取信皇帝，死后得到美谥，但这毕竟是个别人。不过，邵元节、陶仲文、盛端明、顾可学等人的谥号在新皇帝穆宗登基之后皆被削夺，陈文、万安的谥号虽未被削夺，但遭到了时人抨击及后人的斥责。

与三品以上方能得谥官员的资格限制相对应，四品以下的官员得谥，其品行业绩是关键因素。他们或因节义，或因一技之长，或因谏言等，其所言、所行皆有可称道之处，符合传统谥法对立言、立德、立功的要求。如官从五品的翰林待制王，为协助朱元璋以和平方式完成全国的统一，洪武五年(1372)奉命出使云南，招抚元宗室梁王归顺明廷。他面对强敌，慷慨辱骂元朝遗留势力，不失大明天子臣节。史载：“梁王颇有降意，留神未遣。适元遗孽有自立于朔漠者，遣其臣脱脱征粮饷于梁王，以危言激使杀。王以名儒，不忍杀，匿之民间。脱脱诮让益甚，王不得已出之。脱脱欲以威屈，慷慨骂曰：‘天既灭汝元，命眷我大明混一天下。汝如爝火余烬，岂能与日月争光?我奉上命，必不为汝屈。汝以凶威逼我，我宁畏死耶?’遂自刎。”，诏赠王翰林学士，谥“文节”；正统中，赐谥“忠文”。王一介小臣，建文、正统两朝先后赐谥，旨在褒奖他危难之时能坚守君臣大义，誓死效忠朝廷。因节义而得谥的四品以下官员多集中在特殊时期，如靖难之役因忠于建文不屈服于朱棣而死者，正德十四年(1519)因谏武宗南巡而被杖死的谏言之臣，崇祯年间因不屈李自成农民军而死者，也有因偶发事件而英勇献身的官员如正统时的江西永丰县知县邓就属此类。因一技之长而得谥的有明代太医院院判蒋用文，官阶正六品得谥“恭靖”，以精湛医术和高尚医德取信于上自皇帝下至普通百姓。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撰的蒋公墓表中云：“上尝论保和之要，对日：‘在养正气耳，正气完，邪气无自入焉。’又问卿于医，效率缓，何也?对日：‘善治者必固本，急之恐伤其本，圣人所以戒欲速也。’言关于理道概类此。用文初人太医院为御医，永乐八年升院判，自是专侍文华殿。其于医主李明之、朱彦修不执古方，而究病所本自为方，故所治恒十全。王公贵人下逮贱隶细氓有疾众所难愈者，谒用文，多良愈；如用文谓不可愈，即无能愈者。凡所愈，报不报不计，为人恂恂醇厚，恭谨有行义，其自幼以孝闻乡里。”蒋用文不仅医术精湛，且谋略过人，辅助仁宗拥有天下，甚得仁宗器重。“士奇与用文同事上于春宫，相知实深。用文官太医，其所以受知于上者，能随事献规益，有问必正对，以是甚见亲厚，而非专以医也。用文明当世之务，其哀矜恻但之意恒存于中间，与之言，未尝不忠爱倦倦也。”蒋用文官品虽低，死后却得到谥号这一最高政治殊荣，其突出的品行业绩甚得皇帝赏识。明人都穆对此有记载：“蒋用文，淮南人，儒而精于医，初以戴原礼荐入太医院为御医。永乐中升院判，极蒙宠异，仁宗在青宫，龙眷待之。后公以年老卒于京师，仁宗特加院使，赐谥‘恭靖’，命中使护丧以归。国朝太医院官无赐谥者，有谥唯公一人而已。”可以说有明文记载的太医院院判得谥号的的确就蒋用文一人。明代还有因谏言而得谥的中低级官员，不过他们得谥时间都不在当朝，而是改朝换代之际新皇帝赐予的，其目的是刷新政治，表明新朝皇帝愿意接受大臣谏言，共同治理天下。这种情况出现在明代中后期，主要集中在嘉靖、隆庆两朝。嘉靖帝登极，下诏对正德十四年(1519)因跪门谏止武宗南巡而被“责打、降级、革除为民、充军”的文武官员，“该部具奏起取复职，酌量升用”，对“杖死者追赠”。隆庆元年(1567)，为嘉靖朝谏言而被杖死的官员杨继盛、杨允绳等追赠。如从五品官杨继盛任兵部员外郎时，上奏论权臣仇鸾请与俺答互市市马有“十不可，五谬”，被贬为狄道典史。后来，仇鸾败露戮尸，杨继盛起复，任官至兵部武选司；后又弹劾奸臣严嵩“十大罪，五奸”，嘉靖三十四年(1599)十月被廷杖弃市，临刑赋诗：“浩气还太虚，丹心

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杨继盛官从五品，能正身立朝，忠谏皇帝，斥逐朝中邪恶势力，被害致死。穆宗即位，恤直谏诸臣，以杨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此外，明代四品以下得谥官员中，还有因理学成就突出、皇帝左右近臣及清节公廉而得谥的。

明代官员品行业绩是官员得谥的决定性因素，大多数官员所得谥号与个人品行业绩名副其实。根据品行业绩给谥对死者是肯定和表彰，对生者是劝诫和激励，这种双重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具有积极意义。尤其是四品以下官员非一般的品行业绩能够得谥，激劝效应更大。

三、明代皇权专制对官员得谥的影响

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强化使皇帝操控官员得谥也进一步加强。这具体表现在明代官员谥号都出自恩赐，皇帝操纵官员得谥，亲自裁决官员谥号，这是明代皇权高度集中的结果。正如明大学士丘浚所言：“自古谥皆请于君，春秋之世犹然，后世始以属有司，我朝始复古制，凡大臣有功德于世者，其谥皆上赐云。”[16](卷84《举赠谥以劝忠》)皇权对官员谥号的控制是通过官僚机构的层层运作实现的。首先，官员去世后，礼部向朝廷请谥，能否允准是官员得谥的第一道槛。礼部得到皇帝的圣旨准谥，由吏、兵二部负责对请谥的文武官员进行业绩考查，“文武大臣有请谥者，礼部照例上请得旨，行吏兵二部备查实迹，礼部定为上中下三等，以行业俱优者为上等，行实颇可者为中，行实无取者为下，开送翰林院拟谥，请旨”。翰林院初拟两个谥号，由内阁呈递皇帝，皇帝从中钦定一个，通过颁发赐谥诰文，公之于众。如万历时的内阁大学士王锡爵的谥号，礼部拟谥揭帖：“‘文肃’：勤学好问，正己摄下；‘文介’：敏而好学，执一不迁。御笔钦点‘文肃’。”从中可以看出皇权对大臣得谥的操控。皇帝亲下赐谥诰文：“奉天承运，皇帝制日：弼予弘道，久据黄阁之忠。用汝作霖，更系苍生之望。惜征蒲之未就，忽广柳之先乘。朝论共悲，予心弥恻。尔原任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王锡爵秉心介直，执德刚方，擢自巍科，遴于法从，由史垣而登翰长，雅推华国文章。逮卿贰以陟元僚，茂著立朝，事业契合，庶几于一德，经纶独运乎寸心。倚毗方隆，乞归遽切，眷国家之多事，需耆旧以存仔肩。载驰星使之车，召及台垣之席。命言久宿，让德弥光。当进退艰难之时，犹思献替，及生死呼吸之顷，尚露封章，忠谟可泣鬼神，石画允为著鉴，遐哉臣轨，宜有崇褒。兹特赠尔为太师，谥‘文肃’，赐之诰命。……万历三十九年九月初七日。”赐谥诰文论列大臣品行及昭著政绩，以此证实大臣所得谥号名实相符。皇帝有时可以直接决定大臣有无谥号。如仁宗时，大臣议论通政使贺银应得恶谥，仁宗认为与其恶谥，不如不谥。从此明代官员取消恶谥，只有美谥和平谥，谥号演变为褒扬官员的政治工具。再如嘉靖皇帝崇信的道士邵元节死后，“礼官拟谥‘荣靖’，不称旨，再拟谥‘文康’，帝兼用之，日‘文康荣靖’”。邵元节开大臣四字谥之先河，其后道士陶仲文例得谥“荣康慧肃”，是明代大臣中仅有的二人。明人王世贞对此抨击道：“方士之有谥也，自世宗始也。谥而四字淫矣，而使方士得之，则益淫也。”

明人丘浚对本朝赐谥权由皇帝统驭表现出极大的不满，认为唐宋时期由太常寺议谥较为合理，太常博士能够根据官员履历和行迹对官员谥号做出公正裁决。他说：“唐宋议谥，掌于太常博士，凡于法应得谥者，考其行状，撰定谥文，移文吏部，考功郎中覆定之。本朝虽设太常博士，而不掌谥议。……然我朝之谥，皆出恩赐。然臣窃以为九重之上，于臣下之贤否，未易尽知。请自今以后，有应得谥者，未赐之先，先下有司，俾其考订以闻，然后从中赐下。如此，则得之者以为荣，不当得者，不因其亲故之嘱托。其当得者，不为朋党之掩蔽。”丘浚认为皇帝居庙堂之高，难以尽知官员详情，官员赐谥权应移至专职机构议定，谥号固有的劝善惩恶功能才能发挥出来，谥号应有的公正性亦可得到体现。有明一代，皇权自始至终都左右着官员谥号。这是明政府从精神文化方面实施的专制，从思想道德上驾驭群臣以实现其有序统治的一种手段。

明代皇权直接干预官员谥号，甚至亲自拟定宠臣谥号，在某种程度上践踏了谥号的公正性，遏制了谥号应有的奖惩作用，也是对国家政治的腐蚀和亵渎。

四、明代影响官员得谥的其他因素

明代官员得谥除以上三方面的主要因素外，其他因素还有官员为官期间的个人恩怨、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避讳等，这些因素对于某个官员或某个时期的官员得谥也至关重要。

明代官员之间的恩情有时也影响着某个官员的得谥与否。如正德朝的大学士李东阳卒谥“文正”，受到时人指责。自宋朝以后，在官员谥号中，以含“文”字谥为美，而含“文”字谥尤以“文正”为最美。司马光在论夏竦谥状中云：“今乃谥以‘文正’二者，谥之至美，无以复加。”经司马光的夸大，“文正”被人们认为是官员极美之谥。明代“文正”是阁籍载不宜轻用的谥号，正德朝以前没有官员得此谥的。正德十一年(1516)，致仕大学士李东阳卧床不起，曾被刘瑾陷害而得李东阳援救的内阁大学士杨一清偕同列梁储、靳贵至李东阳病榻前，知其以谥为忧，安慰道：“国朝以来，文臣未有谥‘文正’者，请以谥公，可乎?”李东阳当即磕头致谢杨一清等。为此，时人认为杨一清谥李东阳“文正”，有徇私枉谥法之嫌。有人改宋人讥京镗诗以讽刺李东阳说：“‘文正’从来属范王，如今‘文正’却难当，大风吹上梧桐树，自有傍人说短长。”也有人借正德时刑部尚书彭韶谥“惠安”不公，攻击李东阳不应谥“文正”：“本朝文臣未有谥‘文正’者，杨邃安(按：杨一清)始以奉李西压(按：李东阳)，林端木(按：林俊)言彭韶正色立朝，完名直节，‘文正’之谥宜也，乃得‘惠安’；东阳得‘文正’，予夺胥失之。愚因知‘惠安’不及‘文正’，而李‘文正’又不及彭‘惠安’，公论犹在，谥固不得混称，亦无待于请改矣。”不管当时官员对此如何不满，皇帝最终没有改李东阳“文i2"之谥。其实，李东阳的品行业绩得谥“文正”是名实相符的。他是正德初期政坛上的知名人士，处事圆滑有度，而未被当时横行政坛的宦官刘瑾揪住小辫子，还尽力挽救被刘瑾陷害的官员，杨一清是其中一员。因此，李东阳得谥“文正”不可避免地要被时人说短长，这是中国古代官员之间政治纷争的具体化。

也有官员之间因权力之争而产生的怨恨影响到某个官员得谥。明人推测彭韶谥“惠安”的原因时云：“彭韶文学经纬，廉涧贞风，其视吴讷谥‘文恪’、魏骥谥‘文靖’、叶盛谥‘文庄’，实足嗣美匹休，不知定议何故，但取‘惠安’。陈清澜谓从吾(按：彭韶)易名不称，以首相与之不协。”由此可见，彭韶谥“惠安”，谥与行不符，是因为与时任内阁首辅有矛盾而造成的。再如正统、景泰时的都察院右都御史陈镒卒，初议谥“忠肃”，后易谥“僖敏”，时人颇为不平，原因在于他与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王文之间的矛盾。陈镒于正统

初升为副都御史，久镇陕西，深得民心。王文时任按察使，陈镒知其廉，荐举以代自己副都御史一职，朝廷从其举。而后两人相继升为左都御史，王文在后，反欲位居陈镒之上，并事事处处犯难陈镒，陈镒不以为然。陈镒于景泰六年(1455)卒，王文已入内阁，借机把私愤也泄在陈镒得谥上，“凡公之恩典皆被其损，例赠太保止赠少保，谥议‘忠肃’，易以‘僖敏’，人颇不平之”。

明代不同时期的政治背景对官员得谥也有重要影响。如洪武朝，唯武官有谥，以含“武”字谥为主，彰显了朱元璋的“右武”政策。朱元璋对功勋卓著的大将进行加官封爵和物质荣誉等奖励，褒扬武官是朱元璋时代的价值趋向，谥号惠及武官且以含“武”字谥为主是时代的政治需要。再如嘉靖朝，官员谥号以含“荣”字谥最多，占总数的50％以上，并且都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且备受皇帝宠信。如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袁宗皋，原是陆藩兴献王朱的长史，后随嘉靖皇帝入宫，“以从龙峻迁，在位不数月”，卒谥“荣襄”。其他诸如世宗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以炼药得以升迁的进士顾可学、盛端明及因奉玄受宠的驸马都尉京山侯崔元等人，都谥以“荣”字的谥号，而“谥法，宠禄广大日荣，本下谥也，得之者类非名硕，然惟嘉靖间最多。”由此可知，明代不同时期崇尚的精神理念不同，对当时官员得谥也有着重要的影响。

明代官员谥号因明代避讳较宽而受其影响较小，谥号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避讳人生前的称谓。明代官员谥号用字可以与生前的名字相同，如《万历野获编》载：“惟金尚书忠谥‘忠烈’。其后林文俊乃谥‘文修’，陈(按：应为程)文德亦谥‘文恭’。”明代官员谥号避讳名字或者不避讳名字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规定，不过避讳的观念仍影响着明代人。在明代政治发展历程中，有官员利用谥号避讳御名的古制攻击政敌。如嘉靖朝时，吏部侍郎霍韬与礼部尚书夏言之间的矛盾借助谥号不避御名而白热化。霍韬上疏弹劾夏言为费宏请谥，认为名不副实，且与宪宗用字同。他说：“故少师费宏为‘文宪’，不叙宏累被劾状。按律，增减紧关情节者斩。且‘宪’乃纯皇帝庙号，人臣安得用?”夏言亦不示弱：“且言彭时、宋濂皆于正德间谥‘文宪’，不避庙号，韬陋不知故事。”夏言不仅找到明代官员谥号不避皇帝庙号之例，还从官员谥号非出自礼官之手及先秦时期诸侯谥号不避天子之谥号、庙号的例子，为自己开脱责任，上奏日：“拟谥出于翰林，赐谥由于钦定，实与本部无干。夫谥以易名，节以一惠。周公作法，上下同治，未闻谥之有讳也。是故周天子之谥有‘文’、‘武’、‘成’、‘康’、‘宣’、‘穆’，当时之臣如晋文公不讳文王、卫武公不讳武王、鲁成公不讳成王、齐康公不讳康王、楚宣公不讳宣王、秦穆公不讳穆王，盏隆其行不惟其分，此周道也。”夏言用古今之例证实了臣下之谥可以不避御名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夏言此时被朝廷重用，费宏谥号如初，霍韬利用谥号避讳攻击政敌夏言则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明代影响官员得谥的因素较多，这些因素既有对历史的继承，也有明代自身发展特点及具体人事干预等结果。具体到某个官员得谥，有受多个因素影响的，也有受单个因素作用的。因此，在分析官员得谥因素时应因时因人而异、具体对待，这样才有助于理解不同历史时期影响官员得谥的主导因素，从而揭示官员谥号背后复杂的政治态势。造成官员得谥复杂化的深层次原因应追寻中国传统文化本质的属性。中国古代社会的等级制度是谥号存在的前提，谥号产生初期，是给王者死后的尊称，以后才下移到诸侯王乃至高官显贵，到唐宋确立三品以上官员方可得谥的制度，明清沿袭并趋严格的资格限制，但灵活性不可否认，其积极作用应当肯定。中国古代社会儒家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是谥号得以长期传承的沃壤，谥号丰富的道德内涵和外延适合“德治”为主的传统社会政治文化模式，它逐渐内化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一种手段和官员实现“内圣外王”自我价值的终极追求。同时，儒家的名节观也使谥号这种流芳千古的名号吸引着儒家化的官僚士大夫，使他们生前遵循着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忠、孝等规范行事。中国古代社会的皇权专制是谥号传承的强有力保证，以道德事功为核心的谥号是官员死后能够得到的最高政治殊荣。在“视死如生”的古代社会，自汉以后历朝历代皇把谥号作为治国之道而纳入到官员管理范围之中，以此塑造官员形象，并以此引导在任官员乃至社会大众的行为规范，实现其长治久安的统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