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员改调制度初探

[摘 要]官员改调之法是明代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有着成熟的改调方法和原则。官员改调制度与考满制度、久任制度皆是明代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手段，三者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共同在明代官僚管理体系中发挥着作用。官员改调制度作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方面，不仅在当时，甚至对后代都有深远影响。

[关键词]改调方法和原则；考满与久任制度；改调的意义

一、明代官员改调制度的渊源和演变

所谓改调，是指官员任职后因种种原因导致其不适合继续担任该职位，于是根据既定的原则将其改调它处。改调制度和任职回避制度关系颇深，任职回避是官员改调的最主要因素，回避思想更是官员改调制度的渊源。官员改调制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王为了取得霸权莫不招揽人才为自己服务。统治者同时必须考虑到的是，这些招揽的人才中有不少都是其他国家人士。当他们所效力的国家与祖国发生冲突时还能否尽心为主上服务，成为统治者们必须考虑问题。“吴起杀妻”就是在当时的情形下，为了打消这种顾虑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因此，用人回避的思想在春秋时就已有萌芽。

两汉时期“三互法”确立了官员对籍贯和姻亲关系的回避原则，标志着官员回避制度的正式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进一步将姻亲回避扩展到亲属回避。唐宋时期又将科举关系写进回避条款。

经过近两千年时间的积淀，至明朝时官员回避制度已经成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官员改调制度。《明会典》记载了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诸凡调官。有回避者、有裁革者、有降调者、有调繁调简者。其类不一、各剂量注拟”。

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中，回避原则是官员改调的首要原因。但官员改调制度并不等同于回避制度。首先，二者在时间上存在着“先于任”和“后于任”的差别。任职回避制度一般是指某官员在任职之前上层授予职位时需考量他的籍贯、社会关系等需回避的因素，然后按照回避原则授予该官吏合适的职位。与任职回避制度不同，改调制度一般是在官员在某处任职已成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发现该官员存在触犯回避条款的情况，于是将该官员按规则改调它处。其次，二者在内容上也有不同。任职回避制度包括亲属回避、籍贯回避、职务回避等。官员改调制度不存在籍贯回避的情况，是因为官员在任职之前就已经遵循地区回避的原则受职，不会再出现因回避籍贯再行改调的情况。

二、官员改调的方法和原则

（一）官员改调的亲属回避原则

明朝官员改调要遵循改调原则，而改调的首要原则就是亲属回避原则，无论何种官吏任职都必须遵循亲属回避原则。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两京堂上官和科道官的亲属回避。科道官的父辈至亲中有在两京任堂上官的，则该官员须改调为其他平级品秩官职。“凡父兄伯叔任两京堂上官、其弟男子侄有任科道官者，对品改调”。

其次是有统属关系的部门的亲属回避。不论京官还是地方官，在有统属关系的同一部门官员中有至亲关系的，官秩低的一方须改调它处。“内外管属衙门官吏，有系父子兄弟叔侄者，皆从卑回避”。

亲属回避中还有一条特殊的情况，即是官员与王府结亲的情况。弘治十三年奏准：京师官员凡是有与王府结亲的，全部改调外任；还有王府官与王结亲，不得与王爷同城居住，也必须改调外任。“京官与王府结亲者、俱改调外任。若王府官，不拘军民职但与王同城居住者，俱改调”。

（二）从卑回避原则

这里说的尊卑是指官职大小而言，从卑回避即是官秩低的一方回避官秩高的一方。自万历五年起，明朝将“以官职大小从卑回避”作为任职回避的基本原则之一。“万历五年题准，从卑回避，以官职论。今后除巡按御史从方面官回避外，其余内外官员，俱从官职卑者回避”。

（三）对品更调原则

各衙门官员如果满足更调条款需改调的，一般来说改调都是平级之间的调动即“对品改调”，如本衙门没有合适的官缺，就应该寻找平级的衙门对品改调。“凡各衙门官，遇有更革及合回避、任满，如本衙门无相应员缺，于相应衙门对品改调”。特殊的，一些因过失被追责的官员，按例应该降调；还有个别官员是奉特旨降调。“有为事问结，送部收查发落，例该降调。及奉特旨降调者，具奏除授”。

（四）以才能更调原则

有的官员因才能出众而改调。有的官员才能出众，在原岗位上有些“屈才”，于是按情况加以改调，以求能更好的发挥该官员的能力。如洪熙间张本原任南京兵部尚书，在皇帝召见时言时政得失，并且请严饬武备，皇帝十分欣赏并尽数采纳，遂留其在北京兵部。

但这种用改调以尽其才的方法并不常有。如嘉靖十七年，为求所负之责得以贯彻，内外文职官员必须久任不许无故更调。直至嘉靖二十七年才又允许更调，但只限于吏、兵两部。万历五年，官员久任制盛行，各部属官除吏部时有改调外，其余各部属官均各守本职，不必频繁更调。

其次，官员因能力不足而改调、降调甚至裁革。明朝有巡抚、巡按等官，抚按官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考察地方官员的能力。凡是能力不足的或所在岗位是多余职位的，均由抚按官奏请更调。如万历十一年就曾大规模改调闲散知县。“万历十一年题准，降闲知县。如无从七品缺，正八品至从九品俱得降用”。万历十二年又改调闲府同知。“十二年题准，调闲府同知。对品并无闲散职衔，准降从五品。如运副、及盐课市舶各提举，俱得选用”。

有些情形下，一些特殊的岗位不适合以才能更调。如嘉靖二十六年题准：“南北各边兵备守巡、正辖边境者，皆不得以才力不及而改调”。

还有一些职位在以才能改调上有方向限制。如嘉靖三十一年题准，提刑按察使的职缺不允许布政使降补、但允许布政使降调参政；而布政使、按察使二司作为地方大员不允许太仆、苑马、寺卿、少卿等官员降补；知府作为牧民正官不允许使用转运使降补。

（五）地方官以职务繁简互调。

“郡县之繁简或不相当，则互换其官，谓之调繁调简”。这种情况说的是有的官员善于治繁而所辖偏僻，有的官员善于治简而职务繁剧，出现这种情况就可以由抚按官奏请，酌量更调。

三、官员改调制度和官员久任制、考满制度的关系

（一）官员改调制度和官员久任制的关系。

官员改调制度是更改和调动官员职位的制度，官员久任制度是固定和稳固官员职位的制度，在这种层面上二者的关系是相对的。

官员改调制度与久任制度相互配合。二者同为明朝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管理官吏的目的上是一致的。改调制度和久任制度缺一不可，官员改调解决的是官吏所用非人或所处非当的问题，是对现有任职情况不妥的一种补救手段。而官员久任，意在解决官员频繁任免和调度造成的政绩损失，是着眼于未来政绩预期而做的准备工作。

二者在时间上有着交叉互补的规律，交替发挥作用。一般来说，在官员改调普遍的时期，官员久任的现象就比较少见；而当官员久任盛行的时代，官员的改调也鲜有发生。永乐时期，出现了“官多久任”的情形，官员久任的情况很普遍。如蹇义，自建文四年燕王继位伊始至宣德十年去世担任吏部尚书一职足有33年。再如胡俨，自永乐二年开始担任国子监祭酒一职直到宣宗即位时方罢，前后有22年。而此时官员改调现象明显并不活跃，以六部尚书为例，相互之间的更调只有郑赐、吕震和吴中三人。

（二）官员改调制度和官员考满制度的关系。

首先，官员改调制度与官员考满制度的区别。官员改调一般是对品改调，即相同等级之间的职位调动，如遇特殊情况也存在降品改调的情况。而官员考满则是一种升迁制度，这不仅包括官秩地位上的提升也包括待遇上的提高。洪武年间定考满之法：“按例三年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依《职掌》事例考核升降”。

其次，官员改调制度和官员考满制度同时发挥作用。之所以说改调制度和考满制度同时发挥作用，是因为二者在时间上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冲突。在官员改调盛行的年代，考满之法并没有废除，在官员考满制度成熟后，改调之法也未必不行。事实上，考满制度自创立之初就一直在发挥作用从未被废止，诸部寺所属“必考满始实授”，小大百司“率九载三考，而后叙迁”。

四、官员改调制度的意义

官员改调制度在当时看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作为明朝重要的官员管理制度，在官僚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制度层面上，官员改调制度是明朝官僚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方面。官员改调之法作为管理官僚阶层的重要手段，还可以作为官僚监督机制的有效补充，完善了明朝的官僚管理制度。官员改调之法与久任之法、考满之法相互配合共同为明朝统治阶级服务。

其次，在施政效果上，官员改调制度能够提高行政效率。这是因为官员改调之法是一种补救措施，它可以依照法定章程改正既定错误，使原先岗位不适合的官员得以“挪活”，更大程度上激发官吏的潜能，使官员更好地施展才能。

再次，官员改调制度有利于鞭策官员廉政和勤政。这是因为改调制度的存在，一方面限制了官员久任专权的情况，使得官吏的权力受到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官员改调之法能够激励才能被埋没的官吏努力向上，以求得到上级赏识而调至用武之处，而不必苦苦等待九年考满之期。官员改调之法所起到的作用如同“鲶鱼效应”盘活了整个明朝的官僚体系。

明朝的官员改调制度就现在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其很多思想和方法如任职回避的思想，精简机构、裁撤冗员的措施等，都值得我们从中借鉴教训和汲取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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