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甘肃民间信仰探析

【摘 要】 文章概述了河西走廊民间祠庙的数量、类型统计，时空分布特点，探析影响明代河西走廊基层社会文化发展的因素：人口数量与民间信仰，统治者与民间信仰，社会经济与民间信仰。阐述了明代甘肃民间信仰的社会影响：规范社会行为，繁荣地方经济文化，耗费财物、规避现世。

【关键词】 明代；河西走廊；民间信仰

一、明代甘肃民间祠庙数量与类型

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庞杂而繁盛，自古有“信巫尚鬼”之风。在对甘肃地区114部地方志的整理爬梳中，发现明代甘肃坛祠、庙宇、寺观多达372所。其中庆阳府有21所，平凉府54所，巩昌府95所，临洮府38所，陕西行都司149所。随着传统宗教的泛民间化，明代民间信仰与传统宗教的界限已十分淡化。因此，在统计民间信仰祠庙时，有必要将庙宇一并统计在内，这样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明代甘肃基层民众的精神面貌与社会文化生活。

民间信仰多样性、庞杂性的特点决定民间信仰的类型也是丰富多元的。根据明代甘肃民间神祗的特点，可将民间神o归纳为圣贤型（关帝、霍去病、张骞、冯胜）、自然型（天、地、水）、乡土型（十八湫神、李将军祠（李光启）、悯忠侯（王纲））、行业型（鲁班、药王、关帝）、释道型（观音、弥勒佛、玄帝、菩萨）五类。其中自然型祠庙48所，释道型祠庙138所，圣贤型祠庙77所，行业型祠庙17所，乡土型祠庙120所。

由于一些民间神祗兼有很多特性，他们之间的界限不一定十分严格，关羽也被赋予行业保护神的属性，诸如皮箱业、烟业、理发业等行业都对其奉祀有加。制陶业，木工业在当地已有一定程度发展，这两类行业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受到当地民众的重视。医疗性神灵反映出民众渴求平安无患的心理。

乡土型神祗中以地方乡贤名宦居多。民众的善恶观决定其能否享受建祠立庙，受大家祭拜的待遇。同时官方的力量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建立名宦乡贤祠，地方政府一般持肯定态度，意图用宣扬“善”的举动感化民众。

在明代甘肃，湫神是乡土型神祗中一种较为特殊的存在，明代平定甘肃后，龙神信仰在当地又被赋予新的内涵。顾颉刚在西北考察时发现：“临潭（明洮州）十八乡有十八龙神，其首曰‘常爷’，即常遇春，其他亦明初将领。”[1]临潭县每年端阳节，各乡青壮年抬着自己村寨的“龙王”，举行盛大的迎神赛会，主要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有祭祀先祖、怀旧温故的意思。“十八湫神”的形成是汉文化与洮岷文化融合的例证，洮州地区奉祀的龙神是神化了的历史人物。是用洮岷文化去阐释的一种地方信仰。

二、明代甘肃民间信仰体系的时空分布

明代甘肃祠庙显现出广泛分布但又相对集中的地域分布特点。整体而言，不论是军管型政区的都司卫所，还是各府州县，均有各类祠庙散布其中。从微观来看，祠庙分布又体现出相对集中分布的特点。甘州与凉州分布最为密集，临洮与巩昌的信仰发展也十分繁盛，但又集中分布在兰州、河州及巩昌府的西南地区。兰州为明代肃王封地，被明王朝重点经营，民间信仰发展十分兴盛。河州为明代甘肃地方经济发展中心之一，因此也成为祠庙集中分布之地。

在时间序列上，也表现出突出的差异性明前期修建祠庙246所，明中期创修祠庙184所，明后期创修祠庙168所。从宏观来看，明代甘肃祠庙修建数目呈总体下滑趋势，明前期到明后期下滑趋势十分明显，中期到后期下降趋势放缓。其中陕西行都司是一个先降后升的过程。从长时段来考量，明前期创修祠庙最多，明中期其次，后期最少。虽然明代祠庙修建总体下滑，但明嘉靖及万历两朝是祠庙修建的两个高峰期。具体到明代甘肃信仰的发展态势，则是经历了一个总体下滑但其中又有两次急剧回升的发展过程。

从微观视角出发，落实到各个地区的具体表现为：前期以巩昌府、临洮府、与陕西行都司为主；中期平凉府的民间信仰发展迅猛，而临洮府渐成式微，陕西行都司的祠庙在这一时期急剧回落，巩昌府上升空间不大。明后期，陕西行都司祠庙修建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

三、明代甘肃民间信仰发展的影响因素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并不孤立存在，而与周围其它事务产生普遍联系。民间信仰发展同样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地理环境、社会生活的差异以及地方文化体系。就明代甘肃而言，民间信仰发展主要与社会生态、人口多寡、社会经济发展及政策导向相关。

1、人口数量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祠庙数量与人口多寡有关。任何信仰，无论属于何种宗教或是其它神祗，发展流传的必要条件是信众，没有人关注的信仰是无法生存的。信众是支持信仰的关键因素，在明代甘肃地区，人口越多，民间信仰的祭祀点就越多。明代万历《陕西通志》卷八《户口》记载：“庆阳府口153134，平凉府口266061，巩昌府口356897，临洮府口159295”。巩昌府与陕西行都司人口最多，均超过30万，两者无论户数还是口数都几乎倍于他府，下来依次为平凉府、临洮府、庆阳府。结合上文各地民间祠庙数量，即陕西行都司131所，巩昌府95所，平凉府53所，临洮府38所，庆阳府21所，陕西都司18所。不难发现，祠庙数量与人口数量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人口越多，祠庙数量越高。

2、统治者与民间信仰

统治者的态度对民间信仰发展具有风向标的作用。《礼记・祭法》中提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的标准。[2]这就从理论上规定了哪些神灵可以列入正当祭祀的范围。历朝历代根据这一标准来划分“正统”与“淫祀”的界限，当民间信仰超出“正统”的范畴时，就会遭受来自国家权力的打压与禁毁。事实上，民间信仰长时期都被视为“淫祀”而存在，但它却在艰难的环境中越发的成长壮大，这与统治者个人对待民间信仰的态度有很大程度的关系。民间信仰尽管被排除在国家制度之外，但它们会抓住统治者“示好”的利好时期充分发展自己，这也是明代民间信仰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3、社会经济与民间信仰

经济发展对民间信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就佛道两家而言，他们更愿意将寺庙或道观建在经济发达，交通便利之地。因为香火是其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当地民众殷富则会给他们带来可观的收入，利于自身发展。其次，民间信仰不同于官方祭祀有来自政府的财力支持，其信仰活动支出主要来源于民间募捐，信仰经济发达之地，人民普遍殷富，在建立祠庙或参加信仰活动时能贡献更大的力量，主要是财力的支持。最后，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得道满足时，才会更好地去追求情感和归属需求，进而达到自我实现的愿望。[3]对士绅阶层而言，衣食无忧的他们一方面希望通过参加信仰活动来追求自身情感归属，另一方面很愿意通过信仰活动来实现成神成仙的愿望。

四、明代甘肃民间信仰的社会影响

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既受到社会机制的限制与约束，同时又会对社会结构产生反馈作用。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又在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下形成独特的文化体系。

1、规范社会行为

信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众情感寄托的精神资源和维持社会机制的有力保障。是实现社会资源整合的手段之一具体到民间信仰上则表现为绝大多数神灵都具有赏善罚恶的功能，引导民众向善去恶。在这些神灵的激励与威慑下，民众往往能够去恶向善，因为这样做才会获得所畏的神灵庇护。如此，民间信仰配合官方祭祀的强力介入，地区的社会秩序往往得以构建并保持有效运转。

2、繁荣地方经济文化

信仰虽然属于精神领域，但也有很高的社会现实价值。明代河西走廊经济繁荣发展是诸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民间信仰的推动也是其中之一。其一，各种神祗祭祀活动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和工艺的革新。其二，赛会的举办为各类商品流通和交易提供了平台。除去崇祀功能，一场大型庙会其实也是一场汇集各方香客的商品交易会。明代甘肃城隍庙会非常壮观，“四月初八日，士女咸赴佛寺、仙姑庙，焚香礼拜，食枣糕、角黍。”[4]除促进经济发展之外，民间信仰对整合及繁荣社会文化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居住于共同生存空间的民众，基于共同生活的需要确立了共同的神灵信仰，甘肃镇番地区干旱少雨和战乱频发的现实，使得民众形成了广泛的雨神信仰和战神信仰。因此民间信仰具有极强的文化整合功能。另外，信仰以及围绕信仰产生的一系列祭拜活动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与教育、文学、艺术等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促进了多种文化的共生发展。

3、耗费财物、规避现世

马克思曾经指出宗教是人民的“精神鸦片。”[5]这是指使人们脱离现实，生活在自身意识所臆造出来的梦幻世界里。同时凭借这种幻想来自我安慰。当人们在现实中遭遇困境时往往从精神上寻求寄托，这种寄托有一定安抚人心的作用，但过于依赖这种臆造的精神世界显然对现实生活有害无利。信仰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帮助人们缓解心中的苦闷，但是同时也让人们变得愚昧迷信，或者逃避现实，屈从于命运，只在幻想世界中寻求慰藉，而不敢面对现实，不敢与所谓的宿命抗争。

五、结语

明代甘肃信仰体系的构建，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时代背景、文化体系有很大联系。有明一代，甘肃民间信仰发展繁盛，受人口多寡、统治者态度、社会经济与地理环境等因素影响，民间信仰发展的时空差异性十分凸显。就时间序列而言，明前期民间信仰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处于上升时期，明中期是民间信仰发展的高峰期，明后期发展滞缓。空间分布方面，民间信仰祠庙主要集中分布于兰州、凉州、甘州与肃州等地方性经济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即沿河西走廊一线呈点状集中分布。

总之，甘肃民间信仰在特定历史背景、社会生态、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合力塑造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信仰文化特征。尽管随着时间变迁，甘肃明代祠庙大都已经消失，但烙印在民众记忆深处且历代沿袭的信仰文化却根深蒂固，影响犹存，并且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通过对明代甘肃信仰体系信的研究，对于理解甘肃社会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注 释】

[1] 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24.

[2] 礼记・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1425.

[3] 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40-69.

[4] （清）黄文炜.重修肃州新志.卷四.风俗.高台县志辑校.甘肃人民出版社，18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1，人民出版社，1956.586.

【参考文献】

[1] 《明史》.中华书局，1974.

[2] 《明实录》.民国二十九年据江苏国学图书馆传钞本影印.

[3]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9.

[4] （加）卜正明.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商务印书馆，2014.

[5] 乌丙安.中国民间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6] （清）张尔介：康熙《岷州志》八卷，康熙十九年抄本.

[7] 《礼记・礼运》，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

[8] 谢树森，谢广恩著，镇番遗事历鉴，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0.

【作者简介】

彭 拜（1990.12-）男，土家族，湖南永顺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研究院硕士，历史地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