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

题记：

凡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

二胡演奏是在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一门艺术，它属于20世纪，自然也就属于现代！ ――作者

由于20世纪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诸领域演进过程中的特殊地位，我们常常将它视为从传统“转接”到现代的“分水岭”。从这个时间坐标出发，考察这一百年间学术、文艺所取得的业绩，则更可以寻觅到这一历史性“转接”中的许多“现代”印记。在音乐领域，印记最鲜明者，当属民族乐器及其演奏艺术，而在民族器乐中，二胡艺术堪称代表。无论是创作、表演、教育传承、乐器改革、学术研究、社会维护，其现代精神，几乎随处可见。由此也与自身的传统状貌，形成十分明显的对比。

二胡艺术的现代精神从何而来？其“现代性”呈现出哪些特征？对于仍然处于当代语境之中并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器乐艺术而言它具有哪些启示意义？这都是二胡界乃至民族音乐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以下是作者本人的一些思考。

一

所谓“现代精神”，是一个涵盖广大且又复杂的概念，是在建构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形成并凸显的一种新的人文精神。在中国，人们一般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作为新与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分界。有时，为了张扬新思想和现代精神，常常对旧思想和传统精神采取“革命”姿态或“批判”手段，但在实质上，现代精神的构建不可能以丢弃、否定传统精神为前提，而必须在吸收其精粹并赋予新的诠释的基础上来彰显自己。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各种人文新学、各类文艺新作所蕴含的现代精神的基本特征之一。

当然，现代精神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经历过三次内战、抗日民族战争及一个全新社会制度的出现，每个历史阶段所彰显出的现代精神均有不同的内容。凡此，必然会影响到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人文学术的研究。

二胡艺术的“现代”之旅，恰好也始于这个年代。

最初踏上这个“现代”之旅的行者，就是杰出的现代民族音乐家刘天华先生。在那个虽备尝艰辛但又富有进取的年代，在被时人认为“最没长进的学问”①的音乐领域，刘天华如取火者那样，把现代人文精神引入二胡创作、演奏和教学中。首先如创作，他用了十余年（1915―1932）写出名垂青史的“十大名曲”和一套“练习曲”；次之如演奏，通过两个弦种（Do―Sol；Sol―Re）、多个把位、多种左右手技巧，把“伴奏的二胡”变为现代音乐会上的“独奏二胡”；再次如教育传承，在萧友梅的支持下，他以极大的魄力把所谓“叫花子”演奏的二胡列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一门专业，并先后培养出蒋风之、储师竹、刘北茂、陈振铎等整整一代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家。与传统二胡艺术相比，无论哪一点，都闪现着一个“新”，创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乐风。当时，以刘天华为代表的国乐界，将此种做法称为“改进”。他们的基本追求是：“一国的文化”“必须一方面采取固有的精粹，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中，打出一条新路来，然后才能说到‘进步’两个字。”这里所谓“新路”“进步”，实质上就是五四时代的新文化精神。尤其是他的二胡创作，就其整体的价值而言，让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领域的一系列学术成果。民间文学如北大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等人发起的“歌谣”采集运动，十余年间收集民谣万余首（1918―1936）及其代表性著述《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孟姜女故事研究》（顾颉刚，1924，1926）②，民俗学如顾颉刚的《妙峰山》（1928）③，人类学如林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考察报告（1929）④，考古学如李济、梁思永等在安阳对殷墟进行的科学发掘（1928）⑤，它们的学术领域不同，但都是在新文化精神的影响下在本学科开展研究的新成果，堪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里程碑。在一个古老文明向现代学术转型的当口，这些新学、新作，有如空谷足音，为中国的人文学术平添了一股清新的风气。刘天华的二胡创作不仅在时间上与它们契合，更在人文精神上与它们取向一致。无论是抑郁、凄然的《病中吟》、《苦闷之讴》、《悲歌》、《独弦操》，还是愉悦、怡情的《良宵》、《月夜》、《烛影摇红》、《闲居吟》、《空山鸟语》乃至昂然、奋进的《光明行》，无一作不无新意，无一作不是某一新观念、新技艺的探索和尝试，无一作不是为了给二胡“打出一条新路”。而所有这些成功的实践，皆因为它用崭新的音乐语汇回应了那个大时代的呼唤，表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精神。

也许有人会问，刘天华在其二胡作品中融入现代精神比较好理解，但阿炳呢？他的作品中的现代精神表现在哪里呢？

是的，依据阿炳的人生经历和他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始终把他看成是与刘天华很不相同但历史贡献、历史地位皆可比肩而立的杰出民间音乐家。但具有民间音乐风骨并不等于缺乏现代精神。特别是不朽的、可以彪炳史册的《二泉映月》，其揭示苦难人生的深刻性，其作为独奏音乐的完美性，其演奏技艺的精绝，其音乐境界的高洁，同样把二胡的表现力推到一个时代的巅峰。自1950年代被发现至今，他的音乐超越了地区、国家、时代，广泛地受到不同年龄、不同社会阶层、不同人群的喜爱。要是没有现代精神作为底蕴，怎么会有如此长久的审美认同呢？所以，我们说，阿炳的二胡艺术，同样以它特有的表现手段揭示了二胡的现代精神。虽然他的作品晚于刘天华面世，但我们仍然承认他是现代二胡艺术的奠基者，与刘天华一起，成为二胡开创阶段的并峙双峰，永远为人们敬仰。

总之，刘天华、阿炳作为现代二胡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杰出代表，各自从不同的背景出发，以全新的观念、技法、语汇创作出第一批二胡艺术经典，起点之高，不仅超越了以往一千年的历史，也为此后的繁盛打出一片新天地。这应是20世纪二胡艺术之大幸！

二

是的，刘天华、阿炳所奠定的这个“高起点”，不仅融贯着充满创造力的现代精神，也为二胡艺术在新的社会环境里纵横捭阖开辟出一个“大格局”。

1950年代，在第二代二胡艺术家的培育、影响下，二胡作为一个专业、一门演奏艺术，遍布于全国各地。几乎每一所音乐院、音专，每一个表演团体，都可以见到这件乐器的身影，人数之众，队伍之大，远非前一个历史时期可比。一方面，大家以二位宗师的作品为根基进行教学、演奏，同时发扬蹈厉，开展了持续十几年的新一轮的创作活动。十余年间，二胡新作数以百计，而且题材内容的全面开掘、技艺风格的大胆探索，为民族器乐界再开一代新风。《山村变了样》（曾加庆）、《赶集》（曾加庆编曲）、《湘江乐》（时乐鳎、《金珠玛米赞》（王竹林）、《江河水》（东北民间乐曲，黄海怀编曲）、《赛马》（黄海怀曲，沈利群编曲）、《秦腔主题随想曲》（赵震霄、鲁日融）、《迷胡调》（鲁日融）、《田野小曲》（王乙）、《河南小曲》（刘明源）等，各类风俗性小品，不一而足。真可谓：地不分南北东西，调不拘汉蒙藏彝，凡适于二胡表达者，皆入于乐。鉴于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又走进了一个新时代，而任何新时代总会强烈呼唤表现时代精神的新作。二胡艺术界在这一时期的作为，同样是与时俱进、应时而行，持续不断地保持了自己的创造活力。

最终，水到而渠成，在1950、1956年代交接之际，二胡领域出现了两部新作――《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站在现代二胡历史的立场上看，二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谓“划时代”者，一是因为作者刘文金是第一位介入二胡创作的专业作曲家；二是这两首新作思维之新、体裁之新、结构之新、语言之新、技法之新，皆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现代二胡艺术的一次历史性超越。它以作品本身证明，二胡还可以有更多更大的表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空间。而支撑作曲家进行这样全面探索的，则仍然是《豫》《三》二作所蕴含的那种鲜明而充溢的现代精神。

有了前后两个历史阶段优秀曲目的积累以及在演绎这些作品中形成的表演经验，加上四十多年教育传承实践，1963年春天，借第五届“上海之春”举办之际，举行了首届二胡、琵琶全国比赛。此次赛事不仅是对1920年代以来二胡作为高等音乐院校的一门专业和新的独奏艺术的全面检阅，更对此后数十年间二胡艺术的创作、表演、教学、科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赛的直接结果是发现人才，推出新作，提供最直接的交流平台。但同时也给人们以新的启示：要使二胡艺术获得长足的发展，必须同时顾及两个方面。其一，要让创作、表演、教学、研究形成互动互促的良性机制，而不能单打一，更不能视技艺为唯一而忽视其他。特别是创作，应该让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关注本领域，从刘天华、阿炳到刘文金，都一再证明，成功的创作是推进一门器乐艺术的“第一动力”，一首经典曲目甚至可以改变一件乐器的命运。其二，演奏艺术要持续提升，必须通过行内的共同努力，为本门艺术构建出一个有历史包容性的、内在潜力的大格局。如前文所述，刘天华所谓“打出一条新路”的主张，其实已经包含了这些思想。限于当时的条件，他一人而“三任”，既创作，又表演，也教学，更重要的是，他以二胡为“主业”，同时又办杂志，搞研究，采集整理民间戏曲、锣鼓和吹打乐，参与乐器改革，寻找古乐古谱等，表面看与二胡无关，实际上都围绕着二胡，以当时环境条件看，他所作所为，已是一个二胡音乐发展的“大格局”了。因此，对于1963年的全国二胡、琵琶比赛，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它告诉我们，这样的全国大赛，是扩展二胡艺术发展空间的重要之举，也是为这门艺术构建“大格局”的历史性的一步！1980年代以来二胡艺术所以出现了那样宏阔热闹的新局面，原因很多，但多种规模、多种主题、不同范围的比赛、展演、讨论、纪念活动，应该是关键因素之一。颇有意味的是，与古琴、琵琶、筝、笛、鼓等源远流长的乐器相比，二胡是小字辈，但它后来居上，在现代民族器乐舞台上担任了一个公认的主角，凭的什么呢？我的答复是，参与其事的几代二胡艺术家从来都没忘记，这件乐器要进步，必须与当代社会、当代生活、当代人保持最亲近的关系，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表现他们的精神境界。哪一天疏远了，淡忘了，这门艺术也就萎缩凋敝了。二胡如此，其他艺术形式也一样！

三

1980年代开始施行的“现代化”和“改革开放”国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壮举。二胡艺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同样获得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发展机遇。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大批多乐章或单乐章大篇幅的新作与听众见面，协奏曲、叙事曲、交响曲、随想曲、狂想曲等体裁，成为二胡音乐创作的主要潮流。伴随着这种倾向，这些新作有两大特征，一是“大”：篇幅大，主题含量大，气势大，归纳为一，即作品中的历史、社会内容、音乐气度都趋向于“大”；二是“新”：受西方20世纪以来一系列作曲技法、观念的影响，这些作品在调性选择、主题提炼及结构布局方面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尝试，从而与此前二胡创作的传统语汇发生了某种“裂变”，为二胡艺术开拓出一个全新的语境。

曾记得，五六十年代，在胡琴家族中，仅有一首中胡协奏曲《苏武》（刘洙），但从1979年以来，却涌现出数十部大中型二胡新作：《新婚别》（张晓峰、朱晓谷）、《红梅随想曲》（吴厚元）、《兰花花叙事曲》（关铭）、《第一二胡狂想曲》（王建民）⑥、《第一二胡协奏曲》（关忠）⑦、《荒漠暮色》、《悲歌》（杨立青）、《莫愁女幻想曲》（何占豪）、《枫桥夜泊》（崔新、朱昌耀）、《春江水暖》（金复载）、《第一二胡协奏曲》（郑冰）⑧、《离骚》（姚盛昌、林聪）、《红楼随想》（王文训、蒋才如）、《秋韵》（刘文金）、《贵妃情》（台湾，卢亮辉）、《祝福》（朱晓谷）、《西秦王爷》（台湾，陆耘）等等，当然还有此番“大中型二胡创作热潮”的杰出代表――“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刘文金，1980）⑨。

刘文金自写完《豫》《三》二作后，一下沉寂了十余年。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二胡创作，而是在为新的力作进行全面的准备。果然，《长城随想》“横空出世”，加上闵慧芬的精湛演绎，赢得了从二胡界到整个音乐界的众口齐赞之誉。原因何在？在于该作以二胡作品史上从未见过的四个乐章的宏大篇幅，厚重的历史容量，强烈的现代人文气息，丰富而新颖的音乐语汇，咏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长城。特别是在1980年代这一特殊历史的节点上，在中国人民经历了“”苦难，思想精神被摧残到极度之际，作者以这样的音乐抚慰、激励大众的情绪，彰显民族气节，实在是躬逢其时！二胡艺术在多大程度上表达现代精神，《长城》堪称典范。它的另一历史贡献，就是因此而引领出一个大中型二胡作品的创作热潮，也成为1980年代至今二胡艺术也是民族器乐创作的一大景观。

1980年代中期，受到名噪一时的“新潮音乐”的影响，二胡领域也涌现出一批体现这一新观念、新技法的作品，先后有《火祭》（谭盾）、《野草》（郭文景）、《梦四则》（何训田）、《八阙》（唐建平）、《敦煌古谱》（黄安伦）等。它们所蕴含的现代精神更是不言而喻的。

也就在这个期间，另一个年轻的作曲家王建民开始了他二胡“狂想曲系列”创作。这一系列始于1980年代中期，至2009年交出并演奏《第四二胡狂想曲》，前后绵延二十余年。从演奏技艺而言，一部比一部难，一部比一部“绝”；从创作观念看，则始终如一、坚定不变，即每一部作品都抓住中国某一地区、某一民族的音调现象中的某些元素，再作多种手法的变化、展衍、渲染。在特定语义风格与高难度技艺的结合中，一方面保持某种风格色彩的贯穿性，一方面追求技巧的繁复变化，在“狂”字上尽可能把音乐“做”足。在他的四部“狂想曲”中，听众对于这些音调元素，常常可“感”而无法“寻”。这也许正是作者基本的创作诉求，他就是要摆脱以往大量二胡曲中依托于某地某民族音乐主题的那种传统创作方法，而为自己开辟另一条带有试验性的新路，从而实现自己认定的创作理念。四部作品、二十余年锲而不舍的实践，二胡界对王氏“狂想曲系列”的肯定，特别是青年一代演奏家们的拥戴和欢迎，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总结和思考。至少可以肯定地说，一至四“狂”的成功已为二胡艺术探索出一条新路径。给二胡未来的多元化道路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经验，也为二胡艺术与现代精神在更深的层面相互结合上以有益的启示。

总之，一个以《长城》为代表的大中型作品“热潮”，一个“狂想曲”系列，给新时期的二胡创作注入了更加充沛的生命力量，也把它推向本领域的又一个高峰。闪烁在这个高峰之上的，仍然是自1920年代就被刘天华点燃的现代精神之火。而

让这一精神之火久燃不息者，则是二胡大家庭中的所有成员的创造性劳动。

四

纵观当代二胡艺术的发展态势，有如一个处在“青春期”的少年，自20世纪初起，无论处什么社会环境下，无论它自身遭遇到何种境况，它总是朝气蓬勃，充满了活力。这种活力皆来自这一领域的不同岗位，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以及乐器制造改进者，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偌大的“二胡之家”。数十年来，他们一方面寻求自身的发展空间，同时又在民族器乐界发挥了“领头”作用。也正是凭靠这种活力，二胡始终活跃在

现代中国的音乐舞台上，成就了自己的煌煌历程。⑩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说，二胡艺术的这个不平凡的历程，皆源于几代二胡艺术家们敏锐的现代意识。有了人的

现代意识，也就有了艺术中的现代精神！

①刘天华等《国乐改进社的缘起》，“国乐改进社”成立刊，1927

年8月。

②两文分别发表于《歌谣周刊》第六十九号和《现代评论》第二周年增刊，作者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两千多年间有关这个民间故事、歌谣的历史文献，歌谣界盛赞它们是“用第一等史家的研究

这个故事”的典范之作（刘半农）。

③该文为北京“妙峰山庙会”的考察报告，后被民俗学界尊为中国

民俗学的奠基之作。

④此一时期，“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著名人类学家林纯声、商承祖先于1929年赴松花江赫哲族聚居区考察，后于1933年赴湘西苗族聚居区考察，两度考察报告后皆被人类学界尊为早期中国

人类学的代表作。

⑤这次发掘被认为是中国学者在本土进行的现代“科学考

古”的发端。

⑥该作写于1988年，此后，作者于1998、2003、2009年又创作出

第二、三、四“二胡狂想曲”。

⑦该作写于1986―1987年间，2003年和2009年作者陆续写出第

二、第三两部协奏曲。

⑧该作写于1986年，此后，作者又于1989、1990、1991、2006年接

连完成第二、三、四、五部二胡协奏曲。

⑨除《长城》外，刘文金在1980年至今二十余年间创作了《秋韵》（1989）、《如来梦》（组曲，共八首）、《雪山魂塑》（2007）等大中型

二胡作品。

⑩二胡界的活跃有目共睹，如早期的全国教材会议，1963年的全国比赛，1980年代以来许多次不同规模的纪念刘天华、阿炳学术研讨会，难以计数的各种比赛、专题创作会议，大量教材的出版，各校教师频繁的教学交流，二胡硕士们高水平的音乐会，包括刚刚出版的《华乐大典・二胡卷》，正在筹划的徐州“二胡主题公园”以及这次“论坛”，都成为这个“煌煌”大业的组成部分，而给人印象最深的则是二胡界同好的齐心协力和全身心投入。无此投入，则无此活力，无此活力，则无今日二胡艺术的“大格局”。没有“大格局”，就缺乏一项事业应该有的发展空间。作者本人诚恳希望二胡界珍视这个

来之不易的“大格局”。

（本文为2010年上海音乐学院“二胡论坛”主题发言）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