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盖特纳访华寓意

气候变化为“三十而立”的中美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合作契机;而在经济层面,只要中国还继续保持顺差,就必须面对是否购买美国国债的两难选择

《财经》记者 黄山 吴莹 张

5月底、6月初的北京,见证了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以来,中美高层最频繁的一段往来。

先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前总统候选人克里,5月23日至5月28日访华;之后,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众院议长佩洛西,也率团从5月24日至5月30日访华;此外,美国众院的“知华派”、众院美中工作小组联合主席拉森(Rick Larsen)与柯克(Mark Kirk)也进行了为期一周的中国之旅。作为压轴大戏的,则是美国新任财长盖特纳从5月31日至6月2日访华,这是他1月就任财长以来首次访华。

加上今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华,奥巴马政府和国会中的核心涉华事务人员,今年都与中国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而在美方高层人员纷至沓来之外,美国新任驻华大使人选的出炉,以及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日期的确定,都为近期的中美关系“加磅”。

就在盖特纳离开北京不久,6月3日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也应约与美国总统奥巴马通了电话,就双边关系和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这也是他们今年以来的第二次“电话外交”。

气候变化“粘合剂”

纵观此波中美高层交流,最明显的主题是气候变化与能源安全。无论是此前在对华政策上的“鹰派”佩洛西,还是更多关注两国经济问题的技术型官僚财长盖特纳,抑或是被视做更关注传统地缘外交的克里,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相关问题上的合作与协调。

由此,自2005年八国集团苏格兰鹰谷峰会后急剧升温的气候变化及与此相关的节能减排问题,不仅成为中美关系中的核心话题,也俨然成为两国关系的主要“粘合剂”。

正如克里在5月26日于北京所言,作为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超过50%的中美两国,“年底的哥本哈根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第15次缔约国大会)能否成功,将取决于中美现在开始采取的立场。”

即便如佩洛西那样一贯以“民主人权斗士”形象示人的政治家,在其中国之行中,也转提“环境正义”的概念,认为环境问题不单是经济和国家安全问题,也上升到道德高度的问题――一个留给下一代一个怎样的地球的问题。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告诉《财经》记者,佩洛西此次访华前,曾在临近北冰洋的阿拉斯加州过夜,体会到由全球变暖而引发的北极冰面融化的严峻现实――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沿海地区沉入海底将是巨大的灾难。

在当今言必称气候变化和环保的国际大环境下,对这一话题的讨论无疑是“政治正确”的选项。如果说在诸如良政、民主、人权等具有全球意义的问题上,各国依然存有歧见,应对由温室气体过量排放引发的全球变暖,以及建立节能低碳的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无疑是分歧最小的全球性话题。

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主任张海滨就此对《财经》记者表示,无论是中国的“和谐社会”理念,还是美国将气候变化问题视做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乃至在新一轮经济竞争中占据制高点的思路,没有任何国家会反对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以及需要采取的应对措施。

当然,也要看到,气候变化虽然为“三十而立”的中美关系开启了一个新的合作契机,但这种“粘合剂”的强度并不足以消弭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问题。

最新一期美国《外交》杂志刊登了由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易明(Elizabeth Economy)和希格(Adam Segal)合作的“G2幻象”一文,其中就提到,中美合作的难度在于两国间不相匹配的利益、价值和能力。可以说,在“政治正确”的大旗下,气候变化作为中美两国关系“粘合剂”作用也并非牢不可破。

5月20日,中国公布了《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的文件,提出要确定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大幅度量化减排指标;发达国家要切实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承诺,并作出相应的机制安排;以及发展中国家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在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下,根据本国国情采取适当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

其中,关于发达国家明确2013年至2020年温室气体量化减排目标,以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问题的安排,正是哥本哈根会议谈判的焦点。

目前,发达国家对承担有约束力、大幅度、量化的减排义务都有折扣。以美国为例,根据最新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美国计划到202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基础上减少20%;到2030年,较2005年基础减排42%;到2050年,较2005年减排83%。但相较之下,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对激进的欧盟,则是以1990年作为减排的基准。美国的这一承诺也较中国立场文件中提出的“作为中期减排目标,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到2020年应在其1990年水平上至少减排40%”,有较大差距。

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的同时,附加减排条件也成为双方博弈的重点。克里在中国期间表示,美国接受中国关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但如果明天美国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到零,而中国只是仅仅减少排放量的话,这也无法解决全球气候问题。中国需要作出“可衡量的、可报告的和可印证的”减排行动。

在美国方面,出于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担忧,美国对高技术出口中国顾虑重重。由于环保技术的系统性特征,既包括负责监测环境状况的卫星技术,也包括一般的节能技术,因此,美国担心,“技术转让会涉及国际政治中的相对收益问题,有可能改变一国的经济和能源结构,进而改变既有大国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北京大学教授张海滨这样认为。

这些在执行过程中的现实难度,都会对气候变化这个中美关系“粘合剂”起到破坏粘性的作用。

当然,鉴于气候变化问题牵涉人类生存,对下一代有所交代的承诺需要各国摒弃分歧,有所行动。

对此,孙哲建议,中国可以通过参与世界高端环保技术的研发过程和入股的方式,实现环保技术的提升。张海滨也认为,中美可以建立示范区,实现环保技术的共享和最终取得双赢。

“总体而言,气候变化对中美关系而言,积极因素要大于消极因素。”张海滨说。

共生的经济关系

如果说佩洛西、克里的访华更多展示的是中美两国在气候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互动,那么,美国财长盖特纳访华,则体现了双方的经济层面的往来。

眼下亟需刺激经济复苏的美国政府,计划发行大量国债,非常需要拥有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的中国的接盘。对中国而言,一面是对美联储为解危机而推出的多项“量化宽松”措施,若未来无得当的退出机制,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及美元贬值的担忧;另一端则是危机遍布全球,似乎又很难找到比美元资产更安全的选择。因此,买还是不买?美国人心急如焚,中国人进退两难。

盖特纳离开中国的6月2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3月中的2.53%升至3.60%,短短两个多月上浮40%多。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大上升,美国国内长期贷款的利率也会水涨船高。

近两三周来,美国国债市场亦现异动:各国央行最喜购买的五年期国债曾出现大宗卖盘。一位基金美国债交易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市场猜测这是中国央行所主导。

因此,在这位交易人士看来,盖特纳此行就像是“进京述职”――安抚中国对美元资产安全性的担忧,让这个美国国债第一大债主继续购买美国为救助经济所需发行的巨额国债。

美国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保证美元资产的安全?6月1日,在与盖特纳的简短会谈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对这个问题特别感兴趣;“但遗憾的是,从盖特纳的回答,我并没有听到具体的措施,他只是一直在做保证。”虽然余永定觉得,盖特纳本人非常善意――这位新财长与以往来访高官的姿态不太一样。

“如果给中国这样一种印象,就是只要中国‘帮助’美国(通过购买国债为美国的财政支出融资)走出这次困境,美国就要保证中国在美国投资不受损失,这种来自中国的期望值在我看来很危险。”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金融政策专家布莱德・赛瑟(Brad Setser)对《财经》记者说。

赛瑟与盖特纳在美国财政部的国际事务部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均共事过,目前从事以中国为主的各国央行储备及汇率政策研究。

赛瑟说的“危险”可能正是余永定眼中的机会。余永定说,美国一直在制造“中国除投资美国国债外别无选择”的舆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可以找到其他投资产品。他举例,日本的养老基金早已从2004年起,就“悄悄地”停止购买美国国债了。

在谈判桌上清晰表达这一观点,可以为中国赢得更多其他的谈判筹码,比如让美国开放对华出口高科技产品。“事实是美国目前筹码不足。”余永定说。因此,美国以往一向强硬主张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此次也被盖特纳淡化处理。因为人民币升值很可能导致中国顺差缩小,对美国国债的购买力也将减小。

不过,中国并不是要因此而“盛气凌人”。余永定认为,中国仍然看重中美共生的经济关系,应该是“斗而不破”,谈判需要掌握分寸和火候。中美需要好好协商,但需要发出一个信号,即借债的人需要讲信用,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美国需要在其他方面让步。

余永定强调,解决是否购买美国国债这一难题的根本,还在于中国经济完成从出口依赖到内需驱动的转型,摆脱经常账户顺差居高不下的失衡状态。

长久以来,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大量廉价产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中国又将巨额顺差投资于美国国债,降低了美国投资者的财务成本;而美国消费者的旺盛需求,又是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如今,美国消费需求如瘪了的气球,中国则陷于生产能力大于有效需求的困境。

曾长期从事新兴市场国家债券交易、现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访问教授的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认为,在中国短时间内无法大幅提振内需的情况下,要消化过剩产能,只能依靠顺差。中国的顺差也就是别的国家的逆差,但现在连美国都无法承接这么大的需求,别的市场就更没有这个能力。

只要中国还继续保持顺差,就必须面对是否购买美国国债的两难选择。他完全不认为欧元或日元是比美元资产更佳的选择。“如果你到西班牙、意大利(均为欧元区成员国),你就会明白,欧元不可能不走弱。”刚从欧洲旅行回来的佩蒂斯说,那里经济萧条的景象比比皆是,“而日元资产的盘子则太小了”。

因此,盖特纳此行给佩蒂斯的感觉是,“美国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弱,中国没自己想象的那么强。”

而前述不愿具名的美国国债交易人士认为,“短期看来,中国在谈判桌上更为强势;中期看,谁先跳出这个僵局,谁就是赢家。”

但如何才能跳出这个僵局,更是一道难题,因为中美之间确实面临这样一个短期与长期目标的矛盾。短期内,中国内需难以迅速成长,仍需美国消费市场的复苏来支撑本国经济的增速;但若如此,又与中国减小外贸依存度、美国提高储蓄率的长期目标相悖。

正如许多观察人士指出,此次危机中,中美两国都更为重短期、轻长期。美国政府仍在减税刺激消费,这不利于储蓄率的提高;中国政府虽是大力刺激内需,却更多依赖于加大投资力度来保障增长率,对消费的支持则远远落后,此般内需可持续性堪忧。

或许,这种经济增长的短期需要与结构调整的长期目标之间的矛盾,正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点”。两国能否通过合作达成一个共同的解决方案,应是今年7月最后一周将启动的首次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值得探讨的话题。■

本刊记者钱亦楠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