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及影响因素

收稿日期：2011-01-29

作者简介：王金霞，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政策及气候变化。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编号：2009ZX07632-02-0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0733004,70925001）。

（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100101）

摘要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村生活固体垃圾产生与排放的数量快速增加，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农民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该文的主要目的是基于甘肃和河北省60个村和240个农户的调研资料，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和管理现状及影响生活固体垃圾有效处理的制约因素。结果表明，大多数村没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施，总体看甘肃省拥有的处理设施要好于河北省。超过一半的村中生活固体垃圾都没有人管理，但部分村开始制定相关的管理计划。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状况与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便利程度的改进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不利于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

关键词 生活固体垃圾;处理;影响因素;农村

中图分类号 X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074-05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13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与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农村生活固体垃圾产生与排放的数量快速增加，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环境、农民健康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和尽快解决的问题。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农村2000年的垃圾产量达到1.4亿t，而且继续以每年10%的速度增加［1-2］；按照2006年底全国有9.5亿农村居民计算，每年生产的垃圾约有3亿t［3］。由于得不到有效处理，生活固体垃圾不仅严重影响了农村的环境卫生，而且成为造成当地水资源和土壤污染的重要因素［4］。在一些发达地区，生活污染对面源污染的贡献已接近甚至超过生产部门［5］。近年来，国内部分学者对生活固体垃圾展开了一些研究，但很难满足国家需求。已有研究大多从技术层面展开，很少将技术层面的成果与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法相结合。另外，从宏观角度研究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变化及治理措施的较多，从微观层面（如村和农户）展开深入实地调查并开展定量分析的实证研究较少。因此，为了有效减少生活固体垃圾排放，迫切需要开展大规模的实地调查和相关的实证研究，深入了解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和管理现状，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系统分析影响生活固体垃圾有效处理的制约因素，为相关政策措施的出台提供实证依据。为此，2009年在甘肃和河北省开展了大规模实地调查。在这两个省中，共选取了6个县、23个乡中的60个村和240个农户开展调研。调研内容不仅包括固体垃圾的处理方式、固体垃圾收集处理设施的数量和投资状况，还包括了有关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方式和改进计划等。

1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理现状和管理方式

1.1 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

在甘肃省及河北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村没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备，而且地区差别非常明显。从两个地区的总体情况来看，只有30%的村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备，而没有处理设备的村高达70% （表1）。与河北省相比，甘肃省村级拥有的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设备状况要好一些。甘肃接近一半的村有处理设备，达到43%；而在河北仅有5%的村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备。

甘肃省和河北省的户级调查数据（表2）也显示，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于无人管理、随便乱扔的状态。从两个地区总体来看，有近一半（48%）的农户将生活固体垃圾随便扔掉，另外部分农户采用了焚烧（12%）和填埋（6%）的方式，还有少部分的农户（3%）将一些垃圾卖掉。在所有农户中，只有30%的农户将家中的生活固体垃圾投放到了村里的公共设备中。另外，在将垃圾投放到公共垃圾点的农户中，仅有1%的农户将垃圾投放到了分类垃圾桶中。

表1村级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和

计划加强固体垃圾管理的村的比例

Tab.1 Treatment status of domestic solid waste

at the village level, Share of villages planning to

strengthen management of solid waste

数据来源：2008年数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表2农户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

Tab.2 Treatment status of domestic solid waste at

the household level

数据来源：2008年数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与村级数据一致，与河北省相比，甘肃省将固体垃圾投放到村公用设备的农户比例要高，达到43%；而河北省仅为4% 。河北省有74%的农户将垃圾乱扔了，只有4%的农户将垃圾投放到了公用设备中。

1.2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方式

了解到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现状后，我们继续探讨村里是如何管理这些垃圾的。我们在甘肃省和河北省的调研数据显示，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水平还比较低，而且区域间差异较大。由表3可以看出，总体来讲，超过一半的样本村中（57%）的生活固体垃圾没有人管理。仅仅有2%的村设立了专门的生活垃圾管理组织，23%的村由指定的农民个人管理，18%的村由村集体统一管理。与河北省相比，甘肃省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水平相对要高些。甘肃无人管理的村为38%，而河北这一比例高达95%。在甘肃省，主要管理方式是指定农民个人（35%）和村集体管理（25%），还有3%的村成立了专门的管理组织。而在河北，仅有5%的村实行村集体管理。

尽管目前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状况不理想，但从发展趋势来看，逐步由无人管理向有人（或者组织）管理转变。

表3 生活固体垃圾的管理方式

Tab.3 Management patterns of domestic solid waste

数据来源：2008年数据，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调研表明，在目前无人管理的村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村有加强管理的计划。在无人管理的村中，总体看计划加强生活固体垃圾管理的村占到38%。甘肃省的这一比例要高些，为47%；河北省要低一些，为32%（表1）。例如在甘肃3个目前没有生活垃圾管理的村中，其中一个村打算推行垃圾分类，一个村打算建定点垃圾场，而另外一个村则打算建垃圾池。

2 对影响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服务因素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状况与当地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能力紧密关联。基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2005年在全国5个省100村的调查资料，叶春辉［7］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实证研究了影响农村垃圾处理服务供给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村的规模和居民居住的密集程度显著影响供给决策,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存在着规模经济效益。在工商业较发达的村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同时,在县乡以上政府工作的本村人越多,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令人担忧的是增加村级公共品的供给,有可能会增加村财政的负担;从居民层次看,我们发现当地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因而该研究建议行政村是诸如垃圾处理服务等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之一的这种状况在取消农业税后可能难以维系，乡镇及乡镇以上政府要进一步增加对行政村的公共品投资补贴的力度。农村垃圾处理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因此政府要首先重点扶持人口较多、居住较密集的农村地区，加强这些地区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

基于文献综述和在甘肃省和河北省的实地调研，我们对于影响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理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如下四个方面的理论假说：

首先，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与当地的经济状况有密切关系。当地经济条件越好，就越有经济能力来提供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另外，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地居民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就会越高，因而就可能促进当地生活垃圾处理水平的改进。

其次，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与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有相关关系。对于不经常在村里居住的农民来说，村里环境卫生条件的改善对他个人福利的影响不大。也就是说如果非农就业的机会越大，农民就越不可能关心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

再次，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与村领导的特征有相关关系。村领导越年轻，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村环境卫生的要求就越高，也更愿意接受更多的环境卫生知识，从而会更有力地调动农民群众参与到垃圾处理服务的工作中，提高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水平。

最后，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与当地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密切关系。在垃圾处理过程中，运输是一大难题，交通不便将产生大量的额外运输费用。交通便利程度如果较好，就会有利于垃圾的运输和集中处理，因而交通便利的村就越可能提供垃圾处理服务，也更可能实现垃圾的规范化管理。

对调查得到的样本进行简单的统计分析。这些样本包括甘肃张掖的40个村和河北衡水的20个村，样本来源于我们的随即抽样调查。分析结果见表4。

描述性统计分析表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可能与当地经济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分析中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年集体收入来代表当地的经济条件（表4）。结果表明，有设施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是3 982元，而无设施村的人均收入是3 409元，两者相差17%。两者均值差异的T统计检验值为负，接近显著。这可能表明，村里的农民越富有，就越有改善农村环境卫生状况的需求，而且表现出添置生活固体垃圾收集设施的积极性。但是，与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同的是，在有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村中，村集体收入水而要低一些，而且统计检验的t值也未接近显著水平。这可能表明当地是否有较好的垃圾处理服务水平主要与农民的经济状况有关系，与村集体的经济状况相关程度不大。即使在村集体收入较低的地区，如果农民相对较富裕，对当地环境卫生状况有较高要求，因而也可能通过利用农民的投资积极性（如采用集资的方式）来改进当地的生活垃圾服务水平。

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也可能与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机会有相关关系（表4）。在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村中，非农劳动力的就业比例为26%；这一比例低于没有设施的村（32%）。这与我们的假说基本一致，也就是说非农劳动力比例越低，非农就业机会越小，农民就越有可能较长时间住在村里，因而就对村里的环境卫生状况有较高需求，从而就可能促进当地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水平的提高。

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也可能受到村领导特征的影响，主要是与村领导的年龄有相关关系。在有设施的村中，村领导的平均年龄是43岁，比没有设施村的村领导（48岁）年轻，而且统计检验显著（表4）。这可能说明村领导越年轻，对农村环境卫生越重视，从而更愿意提高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水平，改善村的环境卫生状况。但是与村领导年龄不同的是，有设施的村领导的受教育水平（8.6年）比没有设施的村领导的受教育水平（9.1年）要低，而且他们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说明村领导之间的受教育水平差异不大，因而不是影响生活垃圾处理服务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4 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服务影响因素的

描述性统计和计量估计

Tab.4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d econometric results

of determinants of domestic solid waste disposal services

注:“ * ”、“ ** ”和“*** ”分别代表统计检验显著水平为10%，5%和1%。估计系数为弹性值，括号内为Z值。

最后，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状况与当地交通的便利程度有密切关系。与没有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的村相比，有设施村的交通更为便利（表4）。平均来看，有设施村到县政府的距离为20 km，而没有设施村到县政府的距离为23 km。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说相一致。如果交通便利程度较好，就会有利于垃圾的运输和集中处理，从而会促进当地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水平。

3 对影响农村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服务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尽管以上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对影响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因素做出了一定的判断，但是，这些分析只是考虑了单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从多因素的综合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就是说，在单因素分析中，我们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从而不能将某一因素对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服务的影响单独出来。为此，为了更深入和准确得把握生活固体垃圾处理服务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基于在甘肃省张掖地区和河北省衡水地区的村级调研数据，建立了以下的计量模型，模型设置如下：

Wiα+βIi+δLi+Vi+γTi+πZi+ε

在以上方程式中，因变量Wi为某村垃圾处理服务的二值虚拟变量（有垃圾收集设施1；无垃圾收集设施0）。在方程右边自变量中，Ii代表当地的经济状况，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和人均年集体收入来表示。Li代表非农就业机会，用非农劳动力占全村劳动力的比例来表示。其中，非农劳动力包括在外务工劳动力、在其它村从事非农劳动的劳动力和在本村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三部分组成。Vi表示村领导特征，用村长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来表示。Ti代表当地交通便利程度，用村到县政府的距离来表示。Zi表示其他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人口密度、劳动力教育程度和省虚变量。

模型运行良好，Pseudo R2的值为0.38，这对于横截面的数据已经较高了。更重要的是，模型的估计结果与理论假说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基本一致，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可能性就会显著提高1.74%（表4）。这说明在经济条件越好、农民越富裕的地区，由于农民的投资能力较好，而且对农村环境卫生的要求越高，因而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水平就较高。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活垃圾的产生与排放量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即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均生活垃圾产生与排放量都较低，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人均排放量快速上升，并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出现回落［8-9］。一些经验研究表明，发达国家人均排放量在人均收入水平为2万到5万美元时达到峰值［10-11］。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与排放量还处于快速上升期，因而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其次，随着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的提高，农民对当地环境卫生的关注度会显著降低，从而不利于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非农劳动力比例每增加1%，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可能性会降低1.17%（表4）。这也验证了我们的假说，由于非农劳动力绝大部分都不是长期在村里居住，村内的卫生环境改善对他们的福利的改善相对长期在村内居住的农民来说更小，所以当有越大比例的农民从事非农劳动时，在其它条件比如人均纯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对农村卫生条件的改善不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使卫生环境向更少公共服务的方向发展。这可能需要引起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最后，改善当地的交通便利程度会显著促进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水平。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村离县政府的距离变量为负，且统计检验显著（表4）。因而，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村离镇政府越近，交通越便利，村生活垃圾的处理就愈好。村离县政府的距离每减少1%，村里提供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可能性就提高1.27%。

4 结 论

2009年对甘肃和河北省6个县中60个村和240个农户开展的调研表明，大多数村没有处理生活固体垃圾的设施，总体看甘肃省拥有的处理设施要好于河北省。超过一半的样本村中生活固体垃圾都没有人管理，仅仅有2%的村设立了专门的生活垃圾的管理组织。还有部分村的生活垃圾有指定的农民个人或村集体代管。从发展趋势来看，很多村的生活垃圾都逐步由无人管理向有人（或者组织）管理转变，为此还制定了相关的加强管理的计划。

描述性统计分析和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状况与当地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能力紧密关联。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服务水平显著正相关。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的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提供垃圾处理服务的可能性就会显著提高1.74%。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生活垃圾的产生与排放量和收入水平之间存在倒“U“曲线关系，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产生与排放量还处于快速的上升期，因而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随着农村非农劳动力比例的提高，农民对当地环境卫生的关注度会显著降低，从而不利于当地生活垃圾的处理。最后，改善当地的交通便利程度会显著促进农村生活固体垃圾的处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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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Situation and Determinants of Rural Domestic Waste

WANG Jin-xia LI Yu-min HUANG Kai-xing CHEN Huang

（ Center for Chinese Agricultural Policy/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 The volume of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paralleled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and the growth of farmers’ income. The increase of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 has seriously influenced the rural environment and farmers’ health, as well a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Based on field surveys of 240 farm households in 60 villages in Gansu and Hebei Provinces, this paper aims to document the evidence of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to explore its determinants in applying the effective treatment of rural domestic solid wast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show that most villages have no treatment facilities for domestic solid waste. In general, the available facility in Gansu province is better than that in Hebei province. More than half of the villages have no management arrangement for domestic solid waste, while some villages are planning to improve the management. Consistent with th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he econometric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crease of farmers’ income and domestic solid waste treatment, and that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also has positive impact on treating domestic solid waste. However,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solid waste treatment does not benefit from the increased opportunities of employment off the farm.

Key words domestic solid waste; treatment, determinants, rural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