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如何在检察环节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力度，是未成年人犯罪检察工作面临的难点，亦是检察工作参与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本文以某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受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情况为研究范本，从中查找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对策。

一、调查情况分析

根据笔者调查，2009年至2013年上半年，杭州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共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97件467人，分别占同期受理案件总数的7.25%和7.8%。总的来看，某区未成年犯罪案件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1.犯罪类型高度集中。从犯罪性质上看，未成年人犯罪主要以侵财型案件为主，多表现为盗窃、抢劫、抢夺等形式。在查办的467名涉罪未成年人中，涉嫌盗窃罪的为204人，占43.68%，涉嫌抢劫、抢夺罪的为76人，占16.27%，这两类案件接近60%，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

2.共同犯罪多，团伙犯罪突出。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发育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不足，习惯于听从成年人的指挥或乐于参加群体性活动，表现在犯罪中，就是单独或个人作案相对较少，共同犯罪比较多，三人以上的团伙犯罪尤为突出。在某区人民检察院查办的46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独自作案的为219人，占46.90%，2人以上共同犯罪的为248人，占53.10%，共同犯罪在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中占据多数，其中2人共同犯罪的为43人，占9.21%，3人以上团伙作案的为205人，占43.90%。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在朋友或伙伴的影响下参与犯罪的更多。

3.文化程度不高且犯罪手法简单、粗暴，缺乏技术含量。与成年人犯罪相似的是，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文化程度较低，大多为初中文化及以下。在上述46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为362人，占77.52%%；高中学历的为46人，占9.85%；职高、中专或大专学历的为50人，占10.71%，且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绝大部分为无业人员。这些未成年人因为学历低，社会阅历不足，实施犯罪的手法也相对简单，多为踢打、持器械作案、言语恐吓等简单的暴力手法。

4.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市县，家庭条件相对较差。未成年人犯罪主体仍然是以外来人员为主，在上述46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杭州本地（含下属县市区）的为152人，占32.55%；来自杭州以外的浙江其他地市的为27人，占5.78%；其他的均为外省市的外来人员，共有288人，占61.67%。从统计情况看，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家庭条件普遍较差，或来自农村地区，或无业。如上述467人中，来自农村的为276人，占59.10%；无业人员为101人，占21.63%。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父母多为外出务工人员，平时疏于管教，间接促使了未成年人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5.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前科的不多，教育挽救的余地较大。在46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有前科属于累犯的只有13人，仅占2.78%。未成年人处在人生起步阶段，心智发育尚未成熟，认识能力和控制能力尚不全面，容易受到家庭、社会等客观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诱惑继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同时由于年纪较小，这类人群也易于接受教育感化，重归正途。依法原谅他们的冲动，保护他们的权益，感化他们的心灵，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教育挽救，防止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检察环节批捕率和率较高。在467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侦查监督环节被执行逮捕的337人，占72.16%，未被批准逮捕的为130人，占27.84%，侦查监督环节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的比例较高。同时，在未被批准逮捕的130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属于浙江本省的为97人，占74.62%；属于外来人口的为33人，占25.38%。相对于288名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来说，外来人口未被批准逮捕的比例仅为11.46%，被批准逮捕的比例高达88.54%。而在公诉环节，适用简易程序的为262人，占62.68%，适用普通程序的为162人，占38.76%；适用相对不诉的为42人，占8.99%。总的来看，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等强制措施的比例较高，适用的比例较高，并且存在对外来犯罪嫌疑人和本地犯罪嫌疑人双重羁押标准的问题。

7.监禁刑适用比例较高。在467名犯罪嫌疑人中，已生效判决的为418人。在418名已判决的未成年犯中，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有8人，占1.91%；被判处四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为27人，占6.46%；判处三至四年有期徒刑的为35人，占8.37%；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为177人，占42.34%；判处拘役的为60人，占14.35%；判处缓刑的为81人，占19.38%；判处管制、罚金的为31人，占7.42%。总的看，法院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判决偏重，在上述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349人中，适用缓刑的比例仅为23.21%，适用管制、罚金等非监禁刑的的比例仅为8.88%，适用缓刑、管制、罚金等非监禁刑的比例偏低，与中央对未成年人适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此外，在判决缓刑的81名未成年犯中，来自浙江本省的为41人，占50.62%。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缓刑比例低是未成年犯判决中的突出问题。

8.附条件不、刑事和解程序等规定适用率较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和解、附条件不等特别程序有专门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重伤罪、盗窃罪、抢夺罪、敲诈勒索罪等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的刑事犯罪，提供了一个新的宽缓处理方式。但是从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行情况看，由于适用过程中的文书制作、如何开展考验期的监督工作、如何评价考验期结束后的表现等问题缺乏具体操作细则，导致这两项规定适用率低，一年来仅有1起聚众斗殴的案件上适用附条件不，刑事和解还没有使用。

二、当前办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来看，当前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存在几种倾向亟待引起关注：即偏重适用监禁刑而较少适用非监禁刑、偏重适用羁押措施而较少适用非羁押措施、对本地人口的处罚和追诉轻于外来人口、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及配套措施滞后等等。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因素的影响：

1.帮教机制缺乏，导致检察机关不敢适用非羁押措施。从犯罪类型看，未成年人犯罪多属于暴力型、偶发型犯罪，这类犯罪具有从众性、突发性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后多四处流窜或返回家乡，公安机关在查处这类案件时主要精力往往放在追捕上，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拘留后，检察机关就面临着是否拘押的选择。另外，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多来自偏远的不发达地区，在城市里很少有稳定的落脚点，对其采取非羁押措施，很有可能使得案件侦办再次陷入僵局。在未成年人帮教机制缺乏、无法对非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进行有效监管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往往出于推动案件进程的目的，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羁押措施，这也是本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羁押率低于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羁押率的重要原因。

2.执法标准不统一，存在随意性，是影响羁押率的重要因素。目前，检察机关普遍缺少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独立机构，在具体办案过程中，未成年人案件多采取随机指派承办人的方式来开展，而不同的承办人对法律的理解、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比如承办人的性格特征、对司法解释的理解和对犯罪嫌疑人个人印象的主观感受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刑事诉讼法》中也并未细化相对不的适用条件，不同地区之间的适用条件甚至存在着各自的标准，这就使得同样的犯罪行为，由不同地区检察机关或不同承办人来承办，其处理结果都有可能大相径庭。

3.案外因素影响刑事处理及刑事处罚的结果。出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各地在办案过程中除了案件本身的法律适用外，往往还需要考虑较多的社会因素。其中刑事赔偿额度、当事人谅解程度、帮教环境、本单位的利益、人情往来等案外因素逐渐成为影响刑事处理和刑事处罚的主要因素，而未成年人本身的身心状态则很少列入承办人的考虑范围，这就使得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案件在处理上难免带着贫富差异、地域差异、身份差异的烙印。

4.案多人少的矛盾使得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逐渐陷入程式化。当前，案多人少的矛盾严重困挠着检察机关，承办人往往埋头处理应接不暇的案件，很少有精力关注个案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变化及未来发展，而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程序涉及一系列的后续问题，实践中承办人很少或更本没有精力去实施这些保护程序。如此而使得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保护逐渐陷入领导关注、选择典型的怪圈，羁押措施适用率、率、实刑率高即是明证。

5.检察机关在法庭审判环节中可以发挥的渠道缺乏。当前，法院在未成年人审判工作中有不少创新和亮点，如少年刑事法庭的启用、庭前谈话、聘请社会辅导员、法庭教育、法官诫勉语等等。与之相比，检察机关在审判工作中没有更好的发挥渠道，审判环节对未成年人的帮扶多是庭审时的公诉人教育，形式大于实效，检察机关在审判环节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渠道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修正后《刑事诉讼法》视野下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

2012年3月，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其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的思想，增设了有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别程序。因此，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挽救涉罪未成年人，最大限度地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适应法律修改、满足人民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要求。

1.探索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专人办理的工作模式。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羁押、是否适用附条件不，不同的承办人由于其社会阅历、教育背景、办案经验以及是否有子女等因素的不同，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要探索专案专办的工作模式，挑选懂得未成年人心理、富有爱心、耐心细致、善于做思想工作、具有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种知识的同志从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强化刑事处理结果的稳定性。有条件的地方，要探索设立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独立机构，实行检察环节中捕、诉、监、防的一体化工作模式。在一体化模式下，同一承办人负责同一案件的批捕、、诉讼监督和预防帮教等工作，有利于全面掌握未成年人案件情况，有针对性的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切实提高工作质量和效果。

2.细化依法少捕慎诉少监禁的执法标准，规范办案流程。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对附条件不的标准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为实践操作提供了执法依据。要统一本地区、本单位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适用附条件不的标准，严格启动程序，规范办案流程，细化适用条件。加大少捕慎诉少监禁的适用比例，尽量做到能不捕的坚决不捕，能不诉的坚决不诉，必须但具有从轻情节的，建议从轻判处。

3.出台明确的特别程序适用细则，用好附条件不等规定。附条件不以及刑事和解程序是一个介于立即和不之间的缓冲带，发挥好缓冲带的作用，既可以帮助未成年人得到较轻的惩戒早日回归社会，且又能避免因为片面的判断而发生错误不放纵了一些屡教不改的顽劣者。用好特别程序，首先要求上级部门制定严格、明确的法律法规予以指导、规范有关工作；其次要倡导办案人员对特别程序的重视；最后要用激励考评等手段促使办案部门多加适用附条件不以及刑事和解等特别规定。

4.健全完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配套工作体系。当前，对外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帮扶措施滞后是制约和影响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要加强与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联系沟通，争取在社会调查、逮捕必要性证据收集与移送、分案、法律援助、亲情会见、法庭审理等制度上达成协调沟通、互助合作的一致意见，联合制定下发实施细则，促进衔接配合。同时，要与有关机关建立日常联系机制，采取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共同研究未成年人犯罪形势、特点，统一执法标准，形成工作合力，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共同做好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5.建立健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体系建设。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年龄的限制，其思想意识与心理行为具有不稳定性，犯罪也具有偶发性特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防止未成年犯回归社会又重新犯罪，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检察机关要加强与综治、关工委、妇联、民政、社工管理、学校、社区、企业等有关部门的联系配合，整合社会力量，促进党委领导、政府支持、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犯罪预防帮教社会化、一体化体系建设，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无缝衔接，争取社会力量对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的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