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离去

我一共见到她两次

第一次

那是在一个文学研究所的接待室里，等待接待的人很多，她也在其中。主管人事的有关领导只能一个一个地谈话，她也只好等着。

她看上去有30多岁，但实际上只有26岁。

当我找到她，向她说明来意后，她淡淡地一笑：“要我谈自己可以，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在你发表的稿子里没有我的名字、我在国内的家庭地址以及我向你讲出的所有人名。”

在我首肯之后，她点燃一支日本柔和七星牌香烟，把自己陷在一片沉思之中。“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就是离开祖国到日本去。那是8年前的事。

“当我走下飞机舷梯时，第一眼看到的是迎风飘舞的日本国旗。这旗，我过去只在抗日电影里见过。说不上为什么，我心里忽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似乎心头一下子失去了重心与平衡。我不喜欢日本。但日本是个高度发达的国家，仅1985年的人均国民产值就达到了11300美元，而那时我们国家是310美元。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我国在世界上128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的排列中倒数第23名！“你已经知道，我找了一个日本丈夫，正是因为他，我到了日本。出国前，他带有几分得意地对我讲，在日本，他有一辆小汽车，还有一套别墅，里面住着我未见过面的公婆。他没有骗我。他确是有一套别墅，可别墅是他花钱租来的。公公、婆婆也有，可都是双目失明的瞎子。

“在日本，妇女的地位跟我们中国古代妇女的地位很相像。我一进他家，他马上辞去了家里的保姆。我在他家担当的角色，自然可想而知了。

“但我想上学，我想读书，我想工作。”

这时，有人叫她的名字，轮到她去谈话了。她递给我一个地址：“明天下午4点，你到这个地方找我。”

第二次

那是S饭店的咖啡厅，我准时到达。

她坐在我对面，又点燃一支七星牌香烟。

我们继续。

“很快，我和那个日本丈夫离了婚。每当他骂我臭并说我心里还想着那个姓吴的穷小子时，我总是开心地望着他那张气得象猪肝一样的脸，心想，再狠点才够味呢。可他从没动手打过我。

“人在沉闷的时候，有时需要几声呐喊，而我却喊不出来。这次回来，那个‘姓吴的穷小子’早已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而我，只能祝他幸福了。

“离婚后，最成问题的是我的护照。因为我已经不是他的妻子了，又没有加入日本国籍。所以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先办一张中国人来日本旅游的临时护照。凄凉、贫贱、穷酸，怎么形容我当时的情况都行。反正我是一无所有，身无分文！

“我必须活下去。你明白吗？生存。长这么大我还没有真正明白过什么叫‘生存’。

“刚到日本时，我虽然可以用日语去与别人交谈，但文字能力很差。那时，我基本上是一个会讲话的文盲。又没有文凭。我能干什么？我又会干什么？18岁嫁给那个日本人，20岁离了婚。我什么也不会。

“我只得去。因为在当时，持我这种护照是根本不可能在日本找到工作的。然而我要上学，需要学费，需要住房，需要穿衣吃饭！

“我永远也忘不掉那个夜晚，我第一次躺在红灯区里的一张床上。窗外，霓虹灯忽明忽暗、忽红忽绿，把昏暗的屋里的墙壁、天花板映得像鬼眨眼睛。隔壁卫生间传出的哗哗流水声，像快要死的人在无力地。颤抖吗？我默默地问自己。笑话，此时我平静得出奇。干这种事，起先我觉得恶心，可后来就麻木了。我需要日元！

“我不隐瞒我的身世，包括我家里的亲人们。他们全知道。但他们并不宽容我。爸爸为这事气死了。这次我回家，弟弟、妹妹将我带给他们的东西全部从家里给我扔了出来。他们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不要脸、，并不允许我再登这个家门了。我理解他们，他们这么待我，我不恨他们。”

时间又到了，她看了看表，说：“后天吧，还是下午4点，还是这个地方。咱们再谈。”

她走了

当我如约来到S饭店的咖啡厅时，她的那个座位空了。不一会儿，一位服务小姐过来问清了我的姓名后，将一封信交给了我。我忙展开信纸：

“实在对不起，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就在你看到这封信的前两个小时，我已经坐上了飞往日本的班机。其实，在你第二次见到我时，我已经办好了回日的护照。但我不想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任何人。

“请不要为我担心。这次回日本，我不用再干那种事了。凭着我这张用身子换来的文学硕士的文凭，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份薪水高而又体面的工作。我这次回日本是要做人，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歌德说过这样一句话：往前看的人总比往后看的人要聪明。

“这次回国，老实说，我不打算再去日本了。可事实却不能按我想像的那样去发展。为了工作，我找了8个单位，他们看了我的文学硕士证书后都表示欢迎我，可一听完我的身世，又都婉言拒绝了我。

“我有什么办法呢？

“家里根本不让我进门，我又找不到工作。没别的办法，我只好又踏上了飞往日本的班机。因为我要生活啊。”

她去了。回到了那个给了她耻辱，给了她金钱的国家。

她还会回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