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遮蔽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否迎来了转折点?

每当讲“儿童阅读：读什么？怎么读？”的时候，我都会即兴做小调查：留存在你记忆中的儿童文学作家有谁？无一例外，安徒生被提及的频率最高。显然，安徒生在中国的知名度相当大，甚至成了儿童文学的代名词。2005年，安徒生诞辰200周年，纪念他的活动遍及世界各地。可以说，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作家难有出其右者。如同音乐一样，安徒生童话跨越国家、种族、民族和宗教等藩篱，成为人类无限沟通的公共载体。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2016年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可谓“一举成名世界知”。曹文轩和安徒生，自然而然成为时下中国文学的热点和焦点。

然而，安徒生之于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顶多知道他是为孩子们写作的童话巨匠，并不了解他的许多作品并非专属于孩童，而属于所有人。童话是对愿望的彻底满足（托尔金语），是挣脱现实围困的一种诗意栖居方式。童话是属于全人类不可或缺的精神慰藉，富含童话思维和童话意识，无疑会帮助我们生活得更加从容自在。安徒生以童话的方式诠释生与死、命运、孤独、博爱、悲悯等重大人生命题，可谓举重若轻。不言而喻，知晓“国际安徒生奖”的人可谓少之又少。国际少年儿童读物联盟于1956年设立了此奖，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给予资金支持，并以安徒生的名字命名。该奖是“作家奖”而非“作品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彰作家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它是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相当于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坊间有“小诺贝尔文学奖”之誉。曹文轩是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其意义堪比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就像曹文轩本人所说，他此次获奖可谓大环境小环境、外因内因等诸多因素合力助推的结果，确为水到渠成。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腾飞，令世界瞩目。同时，注重打造文化软实力，推行核心价值观，向世界展现不一样的中国。文学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迎来了发展的契机。西方世界看到的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唐诗宋词，还有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先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接着刘慈欣摘得科幻文学最高奖“雨果奖”，中国当代文学无疑已经走向了世界文坛的中心。随着“儿童本位”和“分级阅读”观念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阅读应从娃娃抓起”，加上国家加大了出版的投入，故而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童书业蓬勃发展，堪称“黄金十五年”。销售逾百万册的儿童文学作品并不鲜见，销售达千万册也不是神话。作家们有了更多发表、出版作品的机会，自然激发了更大、更多的创作激情，作家队伍日益壮大，作品自然汗牛充栋。大浪淘沙，一流作家和经典作品的产生便有了更大的可能性。曹文轩一直是中国儿童文学“纯文学”的一面旗帜，他几乎囊括了中国所有的儿童文学奖项。此外，他的作品还入选了小学语文教材，改编成儿童电影，并获得了金鸡奖。这些都表明他的创作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得到了读者、专家的认可。此次他能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可谓实至名归。“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他的作品也非常美丽，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用诗意如水的笔触描写原生生活中一些真实而哀伤的瞬间。”授奖词如此道出了曹文轩获奖的理由。“苦难”和“唯美”无疑是曹文轩热衷书写的关键词，亦为体现其创作风格的名片。

在物质条件相对富足的当下，绝大多数成年人的头脑里盘旋着一种错误观念：现在的儿童生活在蜜罐里，他们与苦难绝缘。殊不知，这是对苦难的狭隘理解。事实上，人的存在本身就具有悲剧性，人生就是一个充满苦难的过程。物质上的苦难不过是苦难的表象，而精神的苦难才是苦难的本质。对于任何一个成长者来说，必然会遭遇成长的困惑和心灵的挣扎，这是成长永恒的主题。基于狭隘的苦难观，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往往忽视了苦难的存在，或者说对苦难做了冷处理。片面强调儿童文学是快乐的文学，刻意制造出虚假、虚浮、浅显的快乐文字以取悦读者。作品中漂浮着甜腻的气息，柔媚无力，精神上严重缺钙。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一律一口的娃娃腔或娘娘腔，要么刻意标新立异，要么莫名其妙玩世不恭，偶或书写苦难，尽可能将主人公渲染成一个令人扼腕的苦孩子。曹文轩是一个例外，他对苦难本身做淡处理，即苦而不怨，难而不馁。抑或有怨有恨，却隐忍不发。曹文轩无意于再现、强调苦难的狰狞，而是将其作为生存中的一种习见的东西。这种对待苦难的心境，蕴藉了一种超然，一种达观：生存即折磨，苦难就是确证。我们既然已存身于世，别无选

择，只能面带微笑，无怨无恨，默默承受。这不是对苦难的消极逃避，而是超越似乎难以超越的苦难的一种积极的生存策略。此亦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书写苦难的高标。诚如曹文轩在《青铜葵花》的后记中所言：“《青铜葵花》在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无疑是另一种声音。它进行的是一种逆向的思考。它是对苦难与痛苦的确定，也是对苦难与痛苦的诠释。”[1]他坚执地书写苦难，塑造了杜小康（《草房子》）、根鸟（《根鸟》）、青铜和葵花（《青铜葵花》）等一系列经受住了苦难洗礼的少男少女形象。曹文轩说，“有些苦难，其实是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无法回避的元素。我们要成长，就不能不与这些苦难结伴而行，就像美丽的宝石必经熔岩的冶炼与物质的爆炸一样。”“少年时就有一种对痛苦的风度，长大时才可能是一个强者。”[2]曹文轩对苦难的深度书写并非意味着忽视儿童文学的“趣味性”和“快乐性”，他认为“快乐”与“”（包括喜剧和悲剧）相关，快乐不能与享乐、搞笑和无厘头画等号。彰显蕴藉于苦难中的诗性，无异于让读者体验到了悲剧，从而引起读者的共鸣。恰如罗曼・罗兰所说，欢乐和痛苦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

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轩，读书、教书和写书解构了他的艺术人生。作为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他熟知现当代文学经典，著有《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等理论作品，且有独到的理论建树。但是，他骨子里却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魂，是不折不扣的古典主义者。因此，“唯美”“优雅”“飘逸”“温润”等神韵氤氲于字里行间，生成了一个深邃而又美轮美奂的独异的审美空间。如果说“真、善、美、趣”是儿童文学的本真，那么曹文轩无疑将儿童文学的“美”写到了极致。他惯于以唯美的眼光打量琳琅满目的人事物景，惯于以温润的情感浸润人情的坚硬和世事的冷涩，惯于以博大的悲悯情怀拂拭遗落在童心世界中的浮尘和阴翳。纸月（《草房子》）、葵花（《青铜葵花》）、杜小康（《草房子》）、根鸟（《根鸟》）、明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等少男少女，不但秀外慧中，而且心灵澄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