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时代的遮蔽

时间:2022-06-26 10:59:22

冲出时代的遮蔽

杨献平:请阐述(表明)一下您的散文写作态度或者说主张、自我要求,特别是在当下环境中的切身感受与观察。

赵瑜:我的直觉是,散文,一定是日常的,被忽略的,在某个特殊的瞬间又突然被发现的生活样态。我不喜欢将散文拔高,抒情不止的散文一定不是好散文。散文的感情向内会更动人一些。我如果非要说一个主张的话,那么,我主张散文要有自己的体温,要做减法。有自己的体温,是说写作态度。不能为了写作而写,一定是有什么东西在记忆的漏斗里停了下来,又或者,一定是有些事件转折了自己,硌痛了自己。这样的写作动因,让文字不自觉地会沿着自己的感觉和视觉切入,渐渐深入,从而抵达自己原本也不曾想象的地方。是的,写作还有发现陌生自己的可能。关于做减法,我想针对的是堆砌式的写作,散文的写作到最后不止是词语上的减法,而且是人生切口的减法。忽然想起雷平阳写过的一首诗,大体是他写自己热爱的事物,从一开始全人类,到最后回到自己的村庄,又或者自己亲人。从大到小的过程消耗了他的一生。我当时看到以后特别有共鸣感,其实,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有减去的过程。写到最后,我们应该发现,有很多东西,我们渐渐不会了,我们只会做很小的事情,写很少的东西。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整体印象如何?其原因是什么?

赵瑜:散文写作在中国当下比较弱势。多数写作者还停留在自我抒写的阶段,看不到自己和时代的疏离感,不知道散文写作还有承担。不痛不痒的散文写作太多了,让大家对散文的印象仿佛停在一个比较平庸的印象层面。原因有很多种,也比较琐碎,但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写作者自己的视野。你看到了什么样的世界,你才能抒写什么样的情怀。多数写作者被规定看到和阅读的场景,比如常常被嘲笑的新闻联播节目,比如被高度管制的省市级日报的新闻版。而社会层面的诸多问题,在民间写作中又被设置了诸多的禁忌。在媚上和平庸的写作环境里,真正能打破这些拘囿的越来越少,即使你打破了局限,写出了有疼痛感的文字,也会为这个时代的孱弱感到失望。散文写作的没落,和这个时代有紧密的关系。我希望看到更多的人冲出时代的遮蔽,写出常识和经典的文本来。

杨献平:你对自己的散文创作有何认识?局限和突破点有哪些?你本人解决的方法或者打算是什么?

赵瑜:我个人的散文写作比较自然主义,属于风吹哪里便打哪里的方式。这就有了局限,比如结构啊,比如深刻的思想啊,比如继承开拓啊。但我还算克制,并尽量只写真情实感。我解决个人写作困境的办法是多阅读,不仅仅阅读书籍,也读人,读世事百态。我觉得散文一定是我看到了,我想到了,我表达了。在别人都看到的日常里找到你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在没有人抵达的地方发现日常一样重要。尝试着写了很多篇散文以后,我对自己的困境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体味,那就是,若我不难过,若我不喜欢,我都不会去写散文的。我写,一定是内心里有一股或热或凉的气息迫使我来写了。

杨献平:你在当前这个文学大环境中个人写作呈什么样的状态?为什么?

赵瑜:焦虑、孤独、失望。焦虑是因为写作和生存的悖论,孤独是因为很少遇到同类,失望是因为好的文字经常被淹没而坏的文字被到处赞美。

杨献平:你对当前散文批评满意吗?你认可的有哪些散文评论家,为什么?他(们)的哪些观点你觉得正确或者有益?

赵瑜:不满意。我看过林贤治评价塞壬的一篇文字,写得很好。除此之外,我好像没有看过有所谓的散文评论家。噢,对了,有一段时间,倒是常看两个散文杂志的主编的一些言论,比如《散文》的汪惠仁,《美文》的穆涛,但他们也只是在卷首写几段小品文,谈一些现象和感触。文笔很好,以小见大,说了很多常识。但散文批评还需要一些经典阐释的批评,对一些文本做思想上的升华,为散文文本找到飞翔的理论翅膀,这应该是那些批评者要做的事情,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过。反正我看到的散文评论多是一些政治正确的总结,缺少心灵的碰撞和深度的解读。

杨献平:你对当前乡村散文的基本看法是什么?其缺点或者说优长有哪些?

赵瑜:当下的中国基本没有乡村散文,或者说,当下发表的乡村散文多是虚伪的乡村。乡村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被城市物质文明侵蚀,到了今天,乡村的伦理已经基本消失。旧的伦理消失,而新的伦理又没有建立,于是,当下的乡村非常无序。没有城市诸多法则和秩序,却又有着城市消费观念,那么,乡村注定是一个让人疼痛的地方。而这些年,我们的乡村散文很少触及这些外延。乡村散文若不能即时地传达乡村的凋敝与疼痛,那么,乡村散文就死了。其缺点就是:大家一味地还原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尔雅,却完全忽视当下乡村的凋敝,甚至只以道路修通了楼盖得高了这些浅薄的物质标准来判断乡村的发展,更是荒唐可笑。

杨献平:你认为优秀的散文应当具备哪些因素?你本人写作的信心和勇气源于什么?

赵瑜:优秀的散文应该具备最基本的五个元素:1.个性的语言;2.开阔的视野;3.深度叙事的能力;4.有写作者个人的体温;5.动人的细节。如果再列下去,应该还有。但是,最为基本的,应该是以上五点。

我本人写作散文的信心和勇气在于,我总相信我从乡村到城市,又从上世纪80年代走到当下,我亲历这个时代的美好与污浊。我从来都没有缺席过,我一点点接近常识,我有义务将自己所阅读到的、所经历的欢喜和失落写下来。我相信,个人的历史,就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时代的底线是我们每一个人,时代的悲伤和欢喜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书写者组成。

杨献平:你如何看待当前的某些个体性的散文走红现象?

赵瑜:对于走红的个体来说,是好事情。这是一个双刃,很多人因为走红而失去了书写的能力。写作不是为了走红而开始的,但是真的走红了,最起码从某个方面证实,那个写作者写出了这个时代所缺少的东西,或者共识。比如,我最近注意到一个叫李娟的散文写作者,她完全游离于体制之外,也很少在专业的散文刊物上发表作品,甚至她的走红也是靠书商出版她的作品才引起大多数人注意的。但是,她的确有她自己独特的书写领域,她有与众不同的东西,她写出来了,她走红了。这些都是美好的事情,至于走红以后,会不会破坏她自己的写作,甚至她会不会以后写不出好东西了,那是写作者个体的成长。过于看重走红这件事情,或者过于低调,假装清高地拒绝走红这样的事情,都是荒诞的。自然而然,就好。散文这种文体,本来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写作。

杨献平:你认为现在国内散文评奖真的公正吗?原因为什么?

赵瑜:评奖很难有公正的,尤其是国内这种体制。去年的茅盾文学奖开始实名投票,这是一个进步。但散文奖仿佛还没有这样透明。一个不透明的奖项,自然是不公平的。

中国的评委制度常常固定下来,由某几个人长时间担任某奖评委,这也为评奖的人情关系创造了条件。当然,说到底,评奖的公正和公平,还是要靠两点,一是规则的制约,二是评委的自律。两者少一点均不可。我不信任国内的评奖。

杨献平:你认为当前散文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强和变革?你本人的下步打算有哪些?

赵瑜:我觉得在中国当下,谈论对某个文体写作的变革有些滑稽。

因为,我觉得,问题不是出在技巧上,而是常识和逻辑出了问题。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当下,需要写作者多读一些历史、读一些政治、读一些远离意识形态的文字。散文写作者不应该停留在叙述一个已经存在的事实上,不应该只停留在个体的“小忧伤”和“小闲事”上,还应该在这些“小忧伤”和“小闲事”里找到与这个时代或交叉或悖离的碰撞。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物质丰富;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精神和思想双重溃乏。写作者,如果不能满足于饮食现状,那么,一定会觉察到思想的饥渴。我认为,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感到思想的束缚,感觉到不自由,感觉到一切都太紧张了。这个时候,我们内心的张力有了,我们所表达的,定是冲破束缚的,有力气、有价值的,甚至是美好的文字。

赵瑜:1976年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出版长篇小说《我们都是坏孩子》、《暧昧》、《我鄙视你》、《裸恋》,散文集《小忧伤》、《小闲事:恋爱中的鲁迅》、《小闲事:笑谈大先生的爱情史》等。现为《天涯》杂志编辑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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