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遮蔽”与“浮现”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70后”作为一种崭新的写作身份标识开始进入文学的内部场域。1995―1997 年《山花》《钟山》《大家》《作家》四家刊物开设“联网四重奏”栏目，推出了三十七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1998年7 月《作家》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这种在市场经济逻辑用力下文学媒介的推介行为，表面上看似一种文学新力量新元素的加入与新变，而其深在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传承与接续。“70后”写作实践的渐次展开以及他们为批评领域所带来的话语新鲜感，赋予了他们“七十年代人”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与“六十年代人”所取得的既有文学荣誉的共享，同时也暗含着文学内部在与“六十年代人”的写作力量比较下巨大的社会期待性。然而，伴随着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成熟，以及以网络为织体的社会组织结构的逐渐成型和运转，以“网络”、“消费”为主题的“快”生活也随之而来，其结果是“70后”的写作理想尚未完全申明、写作实践尚未舒展开来，“80后”借助媒介出版力量的耸动蜂拥而来，历史的身影很快从“60后”的余韵跨越到了“80后”的新声。可以说，新世纪之后的十年，“70后”一直处于被埋没和被遮蔽的状态。个中原因，不得不让人深究。

其实，“70后”出场不久就有人喊出“被遮蔽的70年代人”的异质声音。①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人对话具体所指的是当时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此类噱头为表征的文学商业化炒作和文学生产机制。无疑，这种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既对正常的文学生态造成了干扰，同时媒体曝光的单一聚焦又对整个“70后”作家的写作丰富性和真实性造成了破坏和遮蔽。当然，“70后”自身也存在写作的局限。一般而言，一种写作群像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聚焦以及在批评语境中言说合法性的获取，应当首先取决于这一写作群像依靠小说文本的审美独立性所支撑的自身坚实的写作品质。而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70后”在文学舞台上的粉墨登场仅仅是一个开始，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们的写作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写作面貌，或者说他们的写作面貌还很稚嫩、模糊，进而无法赢得分量相当的写作权威。就彼时而言，他们的出场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偶然在于文学外部力量尤其是市场力量的介入；必然在于文学发展自身的内在驱力所致，那就是“当代中国文学一直被一种求新变异的愿望所驱使”②，正是这种文学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使得“70后”的出场因焦虑和压力呈现出一种不踏实的急切感。“70后”的露脸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极具新鲜感的写作形式（如身体写作）、表意方式。因而，“遮蔽”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必然性，又有文学与市场合谋的偶然性。而写作至始至终都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写作是耐性与时间的较量，它既需要时间的持续关注，又需要将时间作为写作主题的一部分进行内化。可以说，一个作家的真正成熟必然要求一定时间长度的写作积淀，当然，时间作为一种写作结果呈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文本质量的可信度。事实上，“70后”并未在“60后”巨大的“影响的焦虑”与“80后”“小时代”的写作图景的双重挤压下失去写作的原动力，新世纪十年正是他们“韬光养晦”的十年，是他们由“遮蔽”到“浮现”的一个历经阶段。正如徐则臣所说，他们是“闷头干活的‘70后’”③，而真正的写作惟其如此。所以，当徐则臣、张楚、李修文、朱文颖、戴来、魏微、阿乙、鲁敏、曹寇、葛亮、乔叶、李浩、路内他们一个个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既不断惊喜，又有些许不快，我们为他们的不得已的“迟到”感到不公、不平。他们用十年的写作实绩填充了“70后”这一命名背后的迟疑与空虚。他们不再只是从“60后”到“80后”的代际过度，而是将代际连成一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文坛执牛耳的“中坚代”。这样一来，似乎“70后”的历史空缺、尴尬处境似乎一下抹平了，那就是他们自身的写作品质尚未取得足量对等的批评效应、媒体效应。对此，我们不能否认文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如果仅仅把问题的复杂向度缩聚为这一面，无疑是浅薄的、不充分的。“70后”长期被遮蔽的尴尬处境应当具有更丰富的言说可能性。

二

对一个特定的文学代际进行考量和判断，首先应当关切和追问的是这一代际的成长空间、时代环境，“每个个体都在两层意义上受到了在一定社会中成长的这样事实的预先决定：一方面他会发现一个既成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会发现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④。只有把握所处时代的呼吸节奏，才可能对“70后”的写作所内隐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逻辑抱以理解和同情。从代际视野来看，就“70后”自身的成长路径而言，他们的成长周期纵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而他们真正的思想成熟期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表达”的时代，面对国家意识形态的重大分裂，历史主体亟待解决的就是如何在意识形态的分裂间隙寻求有效的表达方式，将被遮蔽的人性主体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并且为自身在新的历史环境的生存现实中开拓更广阔的言说空间，从而实现个人主体性的真正复归。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表达”历史主体的“急先锋”，文学主动承担了新时期改革背景下的“启蒙”与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建的重任。可以说，八十年代是文学的时代，文学与政治共享着时代的中心话语。而进入九十年代，时代面貌就不一样了，九十年代一切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着市场中心的确立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消费”成为了时代主题，文学不再是主流话语的一部分，而是在市场经济的话语威力挤压下，退缩到“在边缘处叙事”的尴尬处境，甚而文学作为商品生产成为“消费”的对象。这样的历史现实带来两种结果，一是“70后”的出场以及其后的写作生态都面对着文学在时代主流中的边缘性位置，也就是说，“70后”的被遮蔽与自身不存在决定关系，而是与整个文学现实在历史总体性中的地位偏移相关。二是，九十年代时代语境的变化势必要求一种重大的社会心理结构的调整与适应，而实际上在经历八十年代文学“黄金时代”历史荣耀的普照之后，文学主体面对九十年代语境的转捩，巨大的心理落差所带来的不适应是可想而知的。而这种心理落差的分流要么转化为文学内在积蓄的力量，要么转化为一种加速度的历史压力。事实是，文学“在边缘处叙事”的历史现实，成为了一种现实压力，这种压力在九十年代末所助推的直接文学实践之一便是“70后”在“美女作家”的文化噱头下的快步出场。因为这种出场的急切性、功利性，“70后”的脚步并不坚实、可靠，随着媒体出版对“80后”新一轮的“推陈出新”，他们很快淡出文化主流的视线。当然，这种身份的缺位并不能否认“70后”自身价值的存在事实，他们只是固守纯文学的写作理想，“在边缘处叙事”，对大众文化始终抱持警惕、观望的距离感。因此，与其说是“遮蔽”，不如说是“沉潜”。

三

其次，从代际划分的角度看，“70后”这一命名本身既是前瞻的又是局限的，对于历史整体而言，新质的加入既是一种新的活力，又不可避免地裹挟着难以预料的未知性、不确定性。而一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即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如萨义德所说：“一个客体，一旦成了话语的客体，就占了为它准备好的一个空间”⑤。“70后”在新世纪的尴尬地位实际上应当追问的是这一命名行为本身。我们关切的是，这一倚赖代际划分进行命名的文学史的逻辑前提是什么，尤其是这一代际命名是否真正地对应着一个正在发生中的文学增长点？这一命名究竟对应着怎样的文学现实以及命名与现实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建构合理性？在这一命名下，“70后”的写作实践是如何展开的，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局限性各自在哪里？不厘清这些关节点，厘清“70后”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我们就无法辨识“70后”的真实面目，无法认知“70后”被遮蔽的深层原因，无法把握“70后”写作的独特审美价值，从而无法把握“70后”所带来的“新质”对当代文学发展的意义。

1985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纳入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化实践和现代性话语建构的范畴之中，这样，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就是在整个民族国家“现代性”的总体目标下展开来的，“现代性”既是文学实践的目标，也是强大的内在驱力。这种“现代性”的文学整体观，既要求文学作品在主题内容、形式逻辑层面的配合回应，又要求文学史逻辑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把握和规训。从新时期之初的“伤痕小说”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先锋小说”以及九十年代的“新生代小说”，这种以命名为手段的文学史的强力规训不断上演。因而，“新生代”之后，一种新的命名形式势在必然。文学“现代性”的总体追求是“70后”这一命名形式的文学史逻辑前提。而这种前提的预设性若要真正成为现实，那么至关重要的条件是在“新生代”之后的确出现了一种迥异于前的新的写作群像、写作范式。根据陈思和的观点，“新生代作家写作中形成的某种‘共同点’，‘是同过去以往所有的写作都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真正找到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考量所有代际文学交替发展的关键性的标识，如果我们仅仅从一般的写作特征来考量，那么，每一代文学总是有它自身的特征；但从文学史发展的角度来考量，那就需要我们关注其是否提供了某种不用于前人的新的因素，而这些新的因素与文学本体是接近了，还是更遥远了。”⑥而就“70后”的写作面貌而言，事实也的确如此。八十年代的文学实践因为“”对整个民族的话语遮蔽而表现出集体发声的整体面貌，文学实践根植于以“历史”“政治”为中心的文化想象之中，以求对意识形态的层层剥离，进而寻找一种与个人的主体性相适应的话语表达方式。而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文化的双重用力，大众文化兴起，文学退居边缘，以“历史”与“政治”为主题的主流话语言说方式在文学表达中相对失效。一个时代的文学表达必然要与那个时代的文化现实相适应，而大众文化的历史主体对应着市民阶层的崛起，而市民阶层的生存现实就是日常性的发生与呈现，也就是说，日常性既是作为文学表达的路径来源、时代主题，又要成为文学表达的一种全新方式。“70后”这一代际命名形式实际上指向了一代作家如何表达自我，如何表达所归属的时代的问题。而“70后”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一是提供了一种成型系统的“日常性”文学叙事方式，二是构建了新的文学表达空间。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革。张钧在与韩东讨论“新生代”作家的写作时提到，“这一代作家他们有某种共同点，这种共同点我认为是中国文学走到了世纪末真正找到了它的叙述支点，也是你刚才所说的与以往的写作划开了不同的写作空间。这种不同的写作空间的出现，也许就为下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某种最基本的东西。”⑦如果说，这个“叙述支点”是从“新生代”“新写实”开始的，那么，它的完成则是在“70后”的写作实践中，而这种完成性并不是静态的，而是仍在进行。九十年代初的“新生代”作家打开了向日常性叙事转接的写作局面，而“70后”则更为深入也更为真实地实现了日常现实中“情爱”“欲望”“绝望”“善恶”“恻隐”等人性主题的复杂呈现，而实际上“新生代”的日常性叙事策略仍然是针对八十年代文学叙事意识形态化的回应，“70后”的日常性却在更大程度上回应着时代背景下的生存现实。他们的“日常性”叙事真正根植于共同的文化心理塑造的“同时代性”之中，“70后”不再是一个命名形式标签，正如“60后”一样，他们在文学地图上找到了自己所属的文学位置，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叙事视角。如卡尔・曼海姆所说，“我们属于某一群体，不仅仅因为我们生于其中，不仅仅因为我们承认属于它，最后，也不因为我们给了它忠诚和依附，而主要是因为我们用这个群体的方式（即讨论中的群体的意义方面）看待世界以及世界中的特定事物”⑧。

从叙事主题来看，他们不再像“50后”作家热衷于以“苦难”“死亡”“”为背景的宏大叙事策略，也不同于“80后”以“青春”“玄幻”为特点的商业化写作，更有别于“60后”自觉将生命个体融入历史、政治这种大语境中的反思；从语言形式来看，他们不再像先锋作家那样过分纠缠于繁复的修辞技巧。“70后”所热衷的就是他们置身其间的生活日常，既有沉重，又有轻盈；既平凡寡淡，又追求诗意，远离政治中心话语，远离大众消费文化的喧嚣热闹。也就是说，作家的叙事姿态不是先天的，而是与一定时代的社会风尚相关，一种新的小说空间的开创也是作家对一定时代新的生活方式的形成、新的生活空间形成的回应。“革命时代”已然过去，真正的“生活时代”来临。而作为代际的“70后”作家的文学史意义就在于以“日常性”的叙事策略对当代生活完成了新的文学想象，从而在文学地图上构建新的文学表现空间。如贺桂梅所说，“所谓‘代际’或许不过是一种被期待着同时也被建构着的文化位置，被归纳为‘代际’的内涵，必然包含一种将特定的历史想象加以符号化的姿态。真正构成‘同一性’的，不仅在于年龄和经历，更在于你所选择站立的位置，以及你建构、表述时代体验的方式。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化积累和历史感的形成，而非自动产生的经验的对应物”⑨。我认为，这才是“70后”作为一种代际命名的合理性、合法性所在。魏微的“微湖闸”、徐则臣的“花街”、张楚的“桃源镇”、张学东的“西北”、葛亮的“南京”“香港”、鲁敏的“东坝”，作为一种文学地理空间都为我们考察、洞悉当代生活提供了个性鲜明的文学想象方式，并且在现实与文学的想象转换之间，一种新的文学空间也随之形成。姜涛认为，“‘代际’的转换，也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空间分化的过程，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浮现的过程。”⑩“70后”作为写作群像的“浮现”正是对应着九十年代以来以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迥异于“革命时代”的新的社会文化结构、生活形式、文化心理的生成与建构。

四

然而，从批评角度而言，我们的批评触角对这种以“日常性”为内核的新的文学想象方式、新的文学叙事空间的生成不够敏感，对新的文学叙事方式的构建与变化中的当代生活的内在关联性不够警觉，仍然迷恋“大时代”的“大叙事”批评话语。批评的迟疑同样也是造成“70后”被遮蔽的原因之一。以《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三家较为权威的文学研究期刊在2001年――2010年有关“70后”作家的研究文章数量来看，《文学评论》在2003年26篇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中只有1篇“70后”研究文章，2009年32篇当代文学研究文章中也只有1篇，其他年份没有，共计2篇；《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有5篇，2004年有4篇，2008年有1篇，2010年有2篇，共计12篇；《南方文坛》2002年有8篇，2003年7篇，2005年1篇，2007年2篇，2009年7篇，2010年6篇，共计31篇。可以看出，《文学评论》的“70后”研究文章明显偏少，《当代作家评论》和《南方文坛》趋势相近，2001年――2004年“70后”研究文章较多，其后逐渐减少，2008――2010年有所反弹，这种变化趋势不是偶然的。《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两家杂志都比较关注文坛新现象，因而在“70后”出道之处，它们都对其进行及时的批评跟踪，但很快又失去了批评的新鲜感。大致分析来看，“70后”在新世纪十年处于被批评漠视的阶段，只是在十年的末尾（2009年、2010年）才得到批评的瞩目。“70后”的身影也逐渐从层层遮蔽之中“浮现”出来。比如，近年来《山花》开设的“70后”小说专栏，以及在何锐主编的《新世纪文学突围丛书》（2辑9册）中就有《把脉70后――新锐作家小说评析》《把脉70后――新锐作家再评析》两本评论集以及《回应经典――70后作家小说选》一本小说集。贺绍俊在一篇文章中谈到“70后”的“两次崛起”{11}，一次是九十年代末，一次是2007年。以此为标准对“70后”作家从2001年至2010年在《人民文学》《收获》两家文学杂志的小说发表量进行观察，我们发现：

《人民文学》《收获》2001年―2010年“70后”作家小说发表量与当年小说发表总量示意图

总体看来，无论是《人民文学》还是《收获》，“70后”作家小说发表量占当年小说发表总量的比重逐渐增加，且《人民文学》在2006年、2007年有较大幅度增加，《收获》在2005年、2006年有较大幅度增加，并且比重都在30%左右。可见，“70后”确实已经成为文坛一支不可忽视的创作力量，从代际角度真正完成了从“中间代”向“中坚代”的身份确证。从九十年代末的“出场”，到新世纪的“遮蔽”与“浮现”，“70后”作家完成了自身作为文学代际的成长与成熟，这不仅表现在写作时间的延伸、写作领域的拓展，更在于在逐渐展开的写作实践中，“70后”作家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一种以“日常性”为表征的新的文学叙事方式和叙事空间。

注释：

{1}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南方文坛》2000年第4期。

{2}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页。

{3}徐则臣：《闷头干活的“70后”》，《北京青年报》2012年7月19日。

{4}{8}[德]卡尔・曼海姆著，姚仁权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5}[美]爱德华・萨义德著，章乐天译：《开端：意图与方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76页。

{6}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70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7}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

{9}贺桂梅：《历史与现实之间》，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第285-286页。

{10}姜涛：《公寓里的塔――1920年代中国的文学与青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页。

{11}贺绍俊：《“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两次崛起及其宿命》，《山花》2008年第8期。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