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同源”的若干考证

摘 要：儒家和道家学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发挥了深远而巨大的作用。虽然由于历史上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以今人角度来看，儒道两家学说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若深究其发展历程，却可发现二者“同源一体”。从儒道两家学说的产生渊源、与巫文化的关系、与《易经》的联系等几方面进行考证，通过“儒道同源”这一主题来寻求儒道文化的共通性。

关键词：儒；道；巫文化；易经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30-02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思想。自春秋晚期儒家学派诞生以来，其作为“显学”就已经发挥了强大的文化作用，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官方主流思想；道家学说在春秋和战国时期，通过《老子》《庄子》《列子》等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汉初通过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学”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也有广泛的影响。至宋明理学阶段，虽然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但是道家、道教学说是其重要思想来源，而且道教在民间一直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也深深地影响了士大夫甚至是统治阶层。因此，无论中国文化发展各阶段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儒道两家学说都是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学者探讨的核心话题。

虽然由于历史上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以今人角度来看，儒道两家学说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若考证其发展历程，却可发现二者“本是同根生”。

一、儒道产生渊源之考证

1.社会经济政治背景

儒家和道家，以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老子的时代来说，都是在春秋末期产生的，这是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已经失去了活力，诸侯因争霸引起的战争连绵不断，因而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这就促进了以提倡仁义道德、主张恢复周礼为特色的儒家思想和强调无为而治、清静自然的道家学说的产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儒道两家所要面对的都是当时社会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

2.学术思想渊源

《易传・系辞下》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古代思想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派系之别，在先秦时期，甚至彼此都没有明显界限。只是从《史记》开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先秦学科分为六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后又有《汉书・艺文志》列出相关十家，《隋史・经籍一》承之。但即使学派被人为地划分了，各学说在原初阶段也是站在同一思想发展道路之上。

对于儒道两家的产生，《汉书・艺文志》有过精辟的介绍。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儒家和道家都是从上古时代的“官学”体系分化出来的，都属于官学系统，因此儒家学派源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学派源出于“史官”。在西周官学仍为社会主流的统一思想时，二者皆是为“君”服务，即周朝所谓“天子”，细微差别在于儒家学派目的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学派被看作是“君人南面之术也。”（当然，此二者可以说是儒道两家思想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汉代学者十分关注的思想，但具体而论，儒家也有讲君主应该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言论，道家学说也有重视人成就自身的问题。）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和《隋史・经籍一》在记载百家思想的时候，都引用了《易传・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句话，因为在历代学者看来，诸子百家虽然思想各不相同，“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但是各家思想彼此之间是有共通性的，甚至有些学派就其来源来看本身就是一宗，可以相互借鉴发展，“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所以对于中国优秀的儒道文化，需要怀着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角度来看待其内在的发展，“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隋史・经籍一》）

3.出土文献支持

近些年，随着先秦遗失文献的不断出土，学者对于儒道同源问题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郭店楚简就为儒道同源作了史料上的有力论证。

据郭沂先生考证，郭店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并且，郭店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与《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互相映证。这也说明，在《老子》刚刚问世的时候，即老聃将其写作出来时，其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并没有相互攻讦之语，而今本《老子》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文字，也是出自儒家学派形成之后，道家学者为了获得更多话语权而对《老子》进行改造。如今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是对于子思所作的《五行》中由仁到义到礼的过程的一种驳斥。

二、儒道与巫文化渊源之考证

“儒”在《说文解字》中作如下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就是说儒者是术士的一种称呼。而其解释需字为“需，儒也，遇雨不进，儒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这是用儒来解释需，“遇雨不进”就是求雨之意，表明需是求雨。需字由上半部的“雨”字和下半部的“而”字组成，雨在《说文解字》中为其常用意义：“雨，水从云下也。”“而”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为：“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周礼》曰：‘作其鳞之而。’”颊毛就是脸两侧从眼睛到下颚的胡须，就是留着胡须的人。需字就可以理解为留着胡须的人在等雨。

综上，儒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就是一种留着胡须的术士，通过做法术祈求上天普降甘霖给百姓消灾解难，也可以说是求雨的巫师。这说明儒家文化和巫术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儒家就是从巫文化起源的。现代学者也考证过这个问题，章太炎先生认为“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侯，谓其多技，故号遍施雨九能，诸有术者悉认识矣，”所以儒就是知晓天文气象、作法求雨的术士，实际上就是祝史、史巫。

三、《易经》――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

《易经》作为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从古代官方哲学的记载来看，《易经》作为《五经》之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①但是在《易经》的思想之中，却有很多道家思想在其中，说明《易经》本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资源，而儒道两家学说也影响了《易经》的发展。

1.不易与道

古人解《易》有多种思想，但基本上认为其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就“不易”而言，不易就是恒常的法则规律，这种规律用道家术语来说就是“道”。易与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周易》讲“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周易・随卦九四》）这个道字就有规律的意味在里面。《老子》说“道大”，也有将这种规律的作用宣扬出来的意味。因此，老子吸取了《易经》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把作为宇宙规律的“道”发展为宇宙万物本源之道。

2.变易与道

变易是《易经》的最根本的特质。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取象于不同的自然物与社会现象，它们都是由“阴”“阳”两种符号组合而成，只要改变其中任何一个阴爻或阳爻，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卦象。这是阐述事物普遍变化的观点。《老子》中也有很多描述变化的观点，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就是从宇宙生成的角度阐述普遍变化的观点。

3.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

《老子》和《易经》中观物取象的抽象思维方式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者的最高思维水平，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周易・系辞》有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八卦”是古人观物取象所得之八象。《老子》也同样如此。

第一，老子很注重“观物”，他强调“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五十四章》）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道德经・二十五章》）也都是对于万物的观察而阐发其思想。

第二，老子也很注重“象”的作用，他非常善于运用形象来表现抽象的哲理，表达自己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如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把道比作“母”这一形象，使得人们更加准确认识道的作用。

四、结语

儒道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思想宝库，从其发展历程来说，都是“同源一体”的。之所以现在看儒道相差较大，是因为后世学者或因学术思想发展需要阐明个人观点而打击其他学说，如孟子“辟杨墨”和太史儋将原本《老子》进行改造；或与政治相联系而排斥“异端”，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经过西方现代分科系统而有所规划，如道家被称作“自然哲学”，儒家被称为“政治哲学”，从而使得儒道两家学说发展渐行渐远。但是，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文化是“殊途同归”，最终还是会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道家强调的“真人”、“小国寡民”，儒家强调的“圣人”、“大同社会”，其实都是为了成就自身，实现理想之社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魏征，等，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5]章太炎.国故论衡[M].台北：广文书局，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