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阳、北川、都江堰 灾区现场报道

都江堰废墟上的鸟巢

他的背后，那套100平方米的瓦房只剩几根柱子和横梁，他那辆价值13万元的吉利汽车已经被砸成铁饼，车牌在瓦砾堆里，只露出一个“8”字。

一只黑色的燕子钻进屋檐下的鸟巢，四五张麦黄的小嘴，嗷嗷待哺。母燕喂完虫子，转身跳到近处横七竖八的电线上，梳理羽毛。

在它的左边，一台巨大的黄色挖掘机正举高手臂，刨挖建筑残渣。

乡村的空气里满是生石灰的味道，一口青黑的棺材躺在手扶拖拉机后车箱，近10人在不远处的一个坡地上挖着墓穴。一只鸟笼被捡起挂在了屋前。一排衣服在田埂上晾晒，有人在插秧，有人在收割油菜籽，稻田的尽头挑起一幅字：人生如戏。

55岁的李洪国，扒开瓦砾，从中翻出三根原来是横梁上的木条。他弯着腰，拿起一块砖头，边把钉子敲平边说：“把它们铺在帐篷地上，如果下雨涨水，鞋子放上面就不会湿了。”

他的背后，那套100平方米的瓦房只剩几根柱子和横梁，他那辆价值13万元的吉利汽车已经被砸成铁饼，车牌在瓦砾堆里，只露出一个“8”字。

李洪国是名退伍军人，在唐山地震时，他曾参与救援，“这次比唐山地震还要厉害，房子倒下，灰尘把我们都遮住了，像‘9・11’一样”，他许多次在余震中站在自家房子的废墟上，寻找着曾经生活的印迹。

李洪国是幸运的，他和他的爱人、女儿都因为在外办事，逃过一劫。而他所在的都江堰市汽车运输公司51队，有9人在灾难中死亡。

“来，拍张照吧。”我举起相机。

他直起身，走回瓦砾堆中，哀伤地望了望那辆汽车，“这次损失足有100万，房子要重建，最快也要3年后了”。

瓦片碎裂，风雨湿冷，劫后余生的母燕，还在为鸟巢中的儿女觅食飞行。

向峨乡――一位父亲的口述

在通往向峨乡的道路上，沿路是龟裂的道路、倒塌得只剩下骨架的房屋与废墟。整个乡被地震夷为平地。这是一个木匠在那里向我讲述的故事。40岁的任隆福为当地官兵制定了救灾的方法，在向峨乡，这个失去了女儿的父亲，没有在找到女儿尸体后就离去，而是留在现场指挥救援，被人称为“指挥部"。临别时我与他握手，他的手从中学的废墟中挖出了不知多少具学生的尸体，我以为这是一只有力的手，但触碰的时候，才发现手上传来的，是一种接触无数逝去生命后的疲惫，那么轻。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离这15公里的地方做安装，差点在那里消失了。当我知道地震之后，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来，15公里，我跑了一个半小时。

我匆忙地赶往女儿的学校，我看到这里已经全是平地。我女儿任慧读初三，15岁。整个中学的楼房令部倒在地上，没有一层是直撑起的。我看到一个女孩嵌在混凝土里面，她还在出气，我就把水泥块砸开，然后把她抱出去，抱出去不知道放在哪里。有一个朋友问我，她是你的女儿吗，我说不是。当时我脑袋是麻木的，第一反应就是抱一个出去再说，然后再到废墟中喊我女儿的名字。这个时候，我听到底下无数的声音在说，叔叔，救救我。我情不自禁地救起人来。

我以前是木匠，后来做泥水匠，泥木工车石铆电焊，基本上我什么都会一点。大约过了10分钟后，我想我还是找一个能够起重的工具，把这些吊开，因为这些小孩都被埋在这几吨甚至十吨的混凝土下，靠人力是没有办法的。

我看到两台铲车在附近，我就抓紧时间做了两台简易的吊车。当我做好这些吊装混凝土的时候，天就已经黑了。而且我发现，这两台吊车都只能吊起一吨重左右的重物，很快就把这两台吊车的支臂吊弯了。我又赶快去通知政府，政府安排了车子，让我到都江堰去取(支臂)，我在途中看到两台吊车在那里吊。我去的时候，那两台吊车也在吊装废墟，我就跟他们说，(学校)那边还有50个孩子。

两个吊车师傅义不容辞地就过来了，但是那里的主管不允许，说要把这里先解决了。我就跟那个主管说，我们那里尽是孩子们，我是无条件地来请求你们。于是，两台吊车就过来了。

我是这个县上唯一懂工程机械的，所以我必须在现场，和地方政府在一起，和吊车师傅在一起，这两位吊车师傅因为是我请的，所以钱的事情要缓一下。他们都说这次是不计算钱的。

之后，我根本就没有睡，眼睛都没有眨一下。只有我一个在指挥，包括武警官兵都用我提供的方案来救助。但是这些矿山救助队和武警的心情也和我一样，他们是在拼命地挖掘，拼命地去救人。

在挖的时候，我发现一封被埋在废墟中的学生遗书。我只瞟了一眼，看到了两句。它说的是，“我最想要的是土地，最想吃的是人肉”。是谁留下的，我根本不知道。在那6平方的地方就堆着40具尸体，在这40具尸体中，我的女儿也在里面。我流着泪，把这些废墟清开，让武警官兵一具一具地把这些尸体搬出来，从2点钟一直到11点，才将40多具尸体清理完。所以我的头脑到今天还无法平静下来。成堆成堆的尸体，全是变形的。在认尸的过程中，不少家长都搞错了。有很多地方都没有清理完，但也只能这样，因为还有地方需要救援，不能光顾着这个地方。

经我的手救了很多生还者。我在搞一个支撑水泥板的东西，我才发现那边还有一个女孩，她的肚子还在动，还在呼吸。我用千斤顶将她救出来，才发现女孩身边还有一个男孩，他们之间的位置只隔了五六十公分，但是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如果马上救那个男孩，那个女孩就会死掉。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跟那男孩说，你坚强一些，我把这边的那位女孩救出来后，马上就把你救出来。这位女孩的父亲就在我的身边。我就跟他说，你去把你的女孩拿出来，因为我已经用不上力了，我的手臂糟了。他就用力把女孩刨出来，抱走了。我救这个男孩的时候，那个男孩已经死了。我只把这一点记住了，因为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死亡。就这件事，我很遗憾，我只把他刨剩一只脚了，但他还是死了，我亲眼目睹了他的死亡，我的心在流血。

我家离这里只有5公里，海虹村。我女儿的尸体是大前天上午7点才找到的。大前天上午才叫我的妻子把尸体拿回去，简单地把她埋掉。我想还有其他的幸存者，要继续。直到昨天下午，应该是昨天早上9点，这个地方就已经清理完了，因为我有技术，政府就继续让我到别的地方支援，昨天下午7点，我说自己实在是支持不了了，才回家休息。

我失去孩子的心情你们应该可以想象，像我们40岁了，失去一个孩子的这种打击。当时看到女儿的时候，我都不认识，我在那里看到的每一具尸体我都在落泪，是我的外侄儿跟我的妻子说了，才让我过去看一眼。我还要去救人，所以就把她包好，放在那里一夜，第二天政府安排了一辆三轮车，才把我女儿的尸体送回去，简单安葬。如果不安葬的话，尸体和尸体挨在一起，全是水泡，尸体都开始变质，要尽快掩埋，如果带来疫病，会比地震灾难更严重。

认出我女儿的尸体的时候，还有200具尸

体没有挖出来。昨天早上4点钟，最后一具尸体，是老师的尸体，从废墟中清理出来，这里才算完。我和民兵一直在现场。根本没有时间的概念，我就在拼命地挖，拼命地指挥这些人，我根本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当天晚上，我好像根本没有做什么，就到了晚上。到了晚上，没有做什么，又到天亮了。时间好像永远都不够，一晃就昨天下午了。把最后一具尸体清理完，我才发现自己有点疲倦。我想回家看看，回去看看我的家，我的老父亲、老奶奶，看我的女儿埋在什么地方。

我把我所有的朋友，他们都是搞切割技术的，都叫过来了。我是搞机械加工的，机械作业的，我们的工具，氧气切割器具都是从家里拿来的。我学徒学到30岁，这几年我才开始在外面进行这些工作。我们都没有固定的职业，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外面找工作，我现在主要在山区里搞安装的工作，因为我们这里太穷了，在经历这次地震后，会更凄凉。

今天上午我去见一个武警战士，他说：“你很坚强。我的士兵两三个小时换一轮，而你一直在这。”他问我找到了女儿没有，我说找到了，也埋了。他说你要坚强一些，未来还要依靠你支撑一个家。我现在只觉得很累，很想睡。(采访／黄俊杰　图―阿灿／新周刊)

北川救援之路

胡赳赳

在去往北川的路途中，你拍的每一幅照片，都没有下一幅照片更悲伤、更震撼、更摧人心肝。

飞机缓缓下降，人们争相从舷舱往外俯视绵阳周边的山川、河流，还有道路以及那些聚居的城镇村落。日本NHK的记者孙肇增坐在前列，他打开DV，记录下灾后第四天绵阳周边的俯瞰画面：一切似乎如常，绵延的山脉、弯曲的河道显示出这里是四川盆地的边缘。在过去100年间发生过14次地震的龙门山地震带并没有直接延伸到这里，公路、房屋的状况从高空看下去一片平静。

这趟从北京飞往绵阳的飞机上，连头等舱都坐满了人。总装备部的2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救援队，将直接去到绵阳的医院――后来得知，那几天绵阳所有的医院都成了战地医院，外科医生们在露天帐篷里做手术，在缺少的情况下进行清创和缝合，孩子们的哭声在医生们的理性和忙碌中渐渐平息下来。除了医生、记者、志愿者，这趟飞机上的其他人是另一种身份：寻亲者。除此之外，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在这样一个时刻冒着危险前来，灾后的余震比人们想象的还要频繁，灾后当天又发生过2000多次余震，在随后的那几天，大地一直在间歇性地、迟钝地抽搐，像是一个年迈的帕金森综合征患者。

北川整个县城已变为废墟，这个县城的非农业人口在2002年的统计数目是18293人，没有人能确切得知有多少人被埋在地下。

从绵阳机场到北川县城，沿途经过安县、秀水镇、擂鼓镇，那里受灾的情况随着从平原到山区的地理改变而越来越严峻，公路两旁被毁坏的房屋与居民们的神情历历在目：泥石流与山体滑坡留下的痕迹在青山、雾霭中显得尤为刺眼，这片范围巨大的山岚之中掩映着众多自然风景区、森林公园、岩洞和溪流，假如不是地震，游客们会在与水墨画完全一致的中国山水中留连忘返，道德感强烈的人也许会为此而羞愧。

对摄影记者而言，在去往北川的路途中，你拍的每一幅照片，都没有下一幅照片更悲伤、更震撼、更摧人心肝。在进入北川境内后的一条叉路上，有一个很小的集镇，清真寺被震塌得只剩下一个门楼和牌匾；从停在路边的殓尸器具中散发出阵阵异味；脚下有可能绊倒你的电线；没有完伞倒塌的房屋就在身边，结构和形状已无一完全相同；一位年迈的居民佝偻着腰在整理受灾后的砖块，他的皮肤的颜色已经与废墟的黑色融为一体；巨大的厂房没有浓烟冒出，呈现出战争后的残破面貌。这一切场景，像极了克里斯多夫・甘斯导演的恐怖片《寂静岭》：你已经踏入了一个毫无生气的小镇。

在快接近北川的路上，几公里长的运输车辆被堵塞在路上，但没人发出怨言。志愿者开始组织起来，徒步向10公里外的北川进发。在这个需要举国之力共同担当的巨大灾难面前，社会的群体心理发生了强烈的共鸣，民众与政府之间达致心灵上的契约。

绵阳灾时的和谐社会

胡赳赳

这个城市在灾后的几日里夜不闭户，“小家”的概念被打破，人们搬到广场上居住，各式帐篷五颜六色，一些沿着河沿大桥排开的尼龙布敞篷、凉席地铺则显得具有四川独特的市井气息。

志愿者大量涌入绵阳，在街头，那些三三两两穿着企业自制“抗震救灾”T恤的人随处可见。一些人在人行道上集合，另一些人在加紧装车，将物资运往北川、安县等地。在通往重灾区的路上，志愿队的红旗在路边飘扬。他们大都来自外省，灾时的绵阳像一个革命的圣地，吸引着无数热血青年和热切人士的到来。

只能用战争和战场这样的字眼来形容绵阳的局势，呼啸而过的救护车在夜晚的声音更加清晰，军方继续派遣着他们的力量，卡车副座上的士兵，其眼神与坐在他怀里的灾区孩子一样稚嫩。

80年代生人成为救灾的主角之一，他们从“宅男宅女”的形象中摆脱出来，变身为志愿者的主力军。他们极大地刷新了自我的形象，按代际划分的80后不仅是消费主义的一代人，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很快进入状态。这也充分说明，将切・格瓦拉作为消费符号只是他们的次优选择，一旦需要，他们很快会显露出革命的浪漫主义。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恢复到纯真年代。出租车载着记者满大街采访，最后分文不收。更多的私家车主和出租车司机，一趟趟地捎人去灾区，或从灾区捎人回来。只要你招招手，那些在乡村公路上奔跑的车辆就会停下来，即便载满了人，也会客气的知会一声再离开。一辆现代越野车上能搭载8个去秀水镇的志愿者，而一辆运鸭蛋的中巴货车也能发挥其载人的运力。警察对摩托车主说：“小兄弟，我去一下就过来。”车主就很爽快地由他征用。在虹苑剧场，1000多名灾后的男女中学生睡满了整个大厅，他们不用上学、做功课，在等着学校和家人来认领的同时，“地震时期的爱情”也在萌芽。

货币在这里并非万能的，汽油等抗灾战略物资优先公用，私家车主每次只能加100元的油。现金缺少消费之处，茶馆、娱乐场所大都关闭，只有麦当劳、肯德基、屈臣氏等仍在百货公司附近营业。

单之蔷在《新天府评选》中所说：“成都人之所以闲，是因为成都平原是中国各种自然灾害的一块飞地。”令人遗憾的是，他说：“看一下我国的地震灾害分布图，四川盆地的北部、西部、南部都是地震带，它的周围不知发生了多少次大地摇动、天崩地裂的惨剧，但是这里却安然无恙。”假如单之蔷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这场汶川发生出来的大地震将会改变这块盆地的群体性格。命运改变性格。

生活在绵阳的人们以及来这里的志愿者拥有一种重建家园的豪迈和热情，他们中许多人，目光中闪烁的不是劫后余生的幸庆，反而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勇敢和自信。在这里，志愿者的身份也变得模糊，没人在乎你的职位或成就，无差别的身份使得生命个体之间更显平等，富人与穷人搭的帐篷都是一样的，身份炫耀在这里毫无意义。只要是从重灾区北川回来，就连下馆子，也会受到老板娘的礼遇。“抗震救灾”就是“芝麻开门”的口头粮票，能在碰到衣食住行的一切困难时，由民众和政府包办。大部分灾民目前不用工作，他们按时吃饭，按需分配。

“政府管你们生活，管你们学习”。南河体育中心的大门上方，“灾区人民感谢共产党!”几个大字硕大而夺目，无家可归的4万灾民在这样一些政府指定的公共空间过起了临时生活。

绵阳上一次感觉地震的威力，还是在1933年，同样地处汶山地带的迭溪(今茂县)发生过7．5级地震。历史总是重复的，以制度先进、科技发达而骄傲的人类并没有逃脱大自然的惩戒。人们用“抗震”这样的词语说话，依然是人定胜天的思想，灾是救过不少，我们何时能抗得过震呢?

大地仍在轻轻地颤抖、摇晃，余震不断。那些渐渐习惯的人们在灾后第三天就陆续搬进室内生活，绵阳城内城外依然是火热的场景。那些不非法的集会、友善的警察、在志愿者之间产生的友谊，以及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彼此分担的良好感受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与绵阳一起，成为人们记忆和怀念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