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遭遇温饱

为摆脱饥寒而苦苦挣扎，乃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而温饱问题一朝解决，百无聊赖，堪称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良性刺激与恶性犯罪

空虚和无聊要靠找刺激和找乐子来解决。刺激的手段繁多，有精致的、需要技巧和学习的，也有原始的、无技巧的、根本不需要任何学习的。当事者在受到无聊的驱动时面临着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受到自己的技巧储备的限制。比如，下棋无疑是排遣无聊的非常好的方法，但是这手段能够派上用场的前提是你必须学会它。诗歌、音乐、足球、击剑，等等，都是一样，在学习和掌握后才能给你带来乐子。人们缺乏找乐子的能力，是因为少年时代没有人教给他们。这些游戏的本领和习惯不是空虚的时候呼之即来的。

聊天也是一大娱乐，也是排遣空虚的一大手段。而聊天的功夫和习惯也是学出来的和练出来的。有趣的聊天是需要广博的知识的。

空虚无聊而又找不到有技巧的刺激和乐子，很可能急不可待地捡起最便利的刺激，就是暴力和越轨，于是增加了犯罪。巴斯卡说过：

我发现一切罪过只源于一个事实：人们没有能力安静地坐着。

现在遭遇“安静地坐着”的挑战的人口极大地增长。没有一个很好地应对，犯罪怎么可能不增加呢？无技巧和低技巧的刺激活动，当然不是一定诉诸暴力和吸毒之类。但是当避开这类强刺激后，能选择到的就只是刺激小、乐趣低的活动。比如看电视、购物、开车这样的乐趣和刺激较低的活动，实际上并不能真正有效地排遣无聊，因而并没有使当事者处于较好的精神状态。

一句话，教育并不能改变本能，但可以为本能的充分实现，提供新的渠道。

暴发户与老贵族

凯恩斯在1930年说，生产问题将在一百年内解决，他感到非常忧虑，他不知道人类将如何打发他们赢得的闲暇。康尼夫说，财富是反自然的，进化没有帮助我们准备好应付巨额财富的到来。我们说，贵族阶层早就率先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管成败，至少，贵族们对此有了一定经验。与之相比，暴发户们是初次遭遇财富和闲暇的，他们最容易应对不当，乃至发生休克。

老话说：一代学穿，两代学吃，三代学古董字画。衣冠是最容易的，可以一蹴而就，不然何来沐猴而冠之语。暴食豪饮，一掷千金，其实也容易。这里所说的难学，不是指花钱的能力，而是指品味的能力，那必须从小接触各种美食，必须是童子功。这种吃，已经有了鉴赏和玩味的意思。文物字画当然更是纯粹的玩了。一切有深度的游戏，都有较长的学习过程。个人如此，国家也是这样。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首富。可是欧洲人一直在嘲笑它，一些美国人也在自嘲。

塞托夫斯基说：西德（联邦德国）人均只消耗不到美国人均一半的资源，但是西德人度假、运动、从事艺术活动的时间是美国人的两倍。美国人均花费在旅游上的时间比西欧所有国家都少。20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的直接旅游收入是1700亿美元，是美国的两倍多。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快餐店在公共饮食业中占40%，而英国不超过12%，法国不超过4%。美国人消费了更多的罐头食品。美国人消费的新鲜蔬菜占消费蔬菜总量的67.4%，而欧洲人占77.6%。美国人消费的新鲜水果占水果总量的62.0%，欧洲人是87.2%。据1966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人每天吃饭的时间共69.8分钟，欧洲人是96.1分钟。这些并不能说明欧洲人消费的物质更多，而说明，他们更重视生活的乐趣和质量。抵制麦当劳登陆欧洲的原因正在于此。

中国不同于欧洲，也不同于美国。一方面，中国的文化传统比欧洲更悠久，但是我们的传统中断了，被我们自己打碎了。我们有《论语》，有围棋，有美食，有武术，等等，但是游戏的心态，健康休闲的习惯，在我们的行为层面上中断了；谈天吹牛的公共场所消失了。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上，比美国更暴发，中国的富人和白领阶层几乎只有20年的历史。因此，我们的富人不懂吃喝，却可以天天都是豪华的宴席。麦当劳可以在吃文化最深厚的国家中铺天盖地，食客盈门。

经济发展以后我们面临着“软着陆”。这里的“软着陆”不是经济放慢速度的问题，而是一些人富裕后学习休闲和消遣的问题。

贵族文化与大众文化

现代社会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民主化。一说到民主化人们就会想到政治。而实际上，经济的民主化和文化的民主化是与政治的民主化同步而行，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经济上生产经营权的多元化，文化上底层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力，商品与文化在消费上的普及，都是经济民主与文化民主的证明。在战斗者、鼓吹者和研究者、批判者那里，民主的含义是不同的。前者认为民主是最好，后者认为民主是次坏。西谚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类的社会中何来完美的制度。一个坚持怀疑精神的人，即使在为民主奋斗，也要思考民主的负面。特别是那些为社会做文化准备的思想者们，当意识到民主注定将来临，就更要思考民主的负面，以期减少代价，并尽力保留住前民主时代的优良的遗产。

民主制度最易被人误解的就是以为它是人民做主，是为了满足人民的利益。但是人民的利益是分歧的，人民是无法共同决定一桩事情的，其中每个成员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熊彼特说：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的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们有接受和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

民主制在政治上表现为政治家提出见解，大众选择。民主制在经济和文化（后者在商人的作用下日益商业化）上的表现是，商人提供商品或服务，大众选择。前者演化成了代议制。后者的机制是时尚，表现为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中的商品或风格，是商人供应的。而大众是如何选择呢？往往是跟随时尚，也就是从众。而荒诞的是众人竟然都在从众。领航员是绝对没有的，流行带有巨大的偶然性，跟随潮流实质上是盲目的。而当代的生产力和所谓“创造力”又是巨大的，于是一种作品产生了，不经小圈子深化，就迅速面对大众，在大众相互依赖的盲目抉择后，要么破灭，要么风光，乃至成为时尚。

此前的贵族文化不是这样的。那时的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小，那时文化的生产者少而精，并且其多数是服务于贵族的。这些产品首先在贵族的小圈子中鉴别、筛选。被小圈子选中、接受、享用并逐渐完善的东西，缓慢地从小圈子中流溢出来，走向社会。那里有领航员，他们是文化素质更高的一些人。

时尚和大众文化很可能要比其政治上的姊妹制度代议制更为拙劣。因为它有巨大的盲目性。乃至，它要比它政治上的姊妹――政治民主制，遭遇到更为猛烈的批评。文化保守主义的声音，半个世纪以来绵延不绝，其中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他们不是来自政治上的保皇党，而多数来自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

为什么我们丝毫没有想为贵族政治招魂，却企图在现代社会中为贵族文化保留园地？因为现代社会是高度功利的，物质的。最优秀的文化应该是非功利的。贵族因温饱的解决，一部分优秀分子开始了非功利的精神探讨，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今天全社会的温饱即将解决。且因为在文化的鉴赏能力上人们的素质是不等的，时尚不应该成为文化选择上与政治普选制对等的制度。文化选择机制是一个一点也不次要于政治选择机制的问题。

（摘自《后物欲时代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