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一个公安局长的两个波段

他有俩名字，侯马和衡晓帆；他有俩头衔，北师大文学学士、北大法学硕士。

在诗歌圈，他是深受喜爱的诗人，他的诗集《他手记》被评为2008年中国诗歌排行榜年度最佳个人诗集。他荣获了人民文学奖、《诗参考》十年成就奖等七八个大奖。

在警察队伍里，他先后在团委、宣传处、出入境管理总队、昌平分局、西城分局任职。现在是新任的丰台区委常委、丰台公安分局局长。

写诗需要散淡自由，静游八荒；而警察却没黑没白，天天加班。作为诗人的侯马，却说，“我享受我的职业”。

写诗与破案

侯马的办公室里有两排书架，书架上密密麻麻摆满了书籍，像两道堆满知识的山梁，把侯马和他的办公桌、茶几以及一对沙发圈在中间。

如果细心一点，你会发现两排书架上摆的书籍是不一样的。办公桌后头的书架上几乎全是文学典籍和杂志，有最新的诗歌年度选本，还有中岛编的《诗参考》，潘洗尘编的《读诗》和一排诗歌快递小册子。而前头那排书架上则都是业务性很强的书籍，像《犯罪心理学研究》、《洞穴奇案》、《警察实务手册》等。

进门靠左的一张小桌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厚厚的一摞报纸，最上面的是最新的一期。虽然网络阅读新闻已经极其方便，但侯马依然保持着每天读报的习惯。对于他来说，每天提前半个小时赶到单位，在报纸上关注时事变成了一种享受。

作为一局之长，侯马的工作节奏是紧凑而繁忙的，但并不因紧凑而紧张，也不会因繁忙而忙乱。他似乎天生具有从容不迫和删繁就简的能力。事情虽然多，但他统筹安排得有条不紊。每天必须要例行的公事是主持召开各科室负责人会议，他不喜欢开拉秧子会，有事说事，短平快。如果碰到大要案，专题汇报是必须听的，但没人敢扯皮或者糊弄他，因为侯马问案情往往很细致。

侯马不喜欢坐在办公室里，除了集中处理每天的文件和报表的签批，他大部分时间用在对辖区派出所的不定期抽查和深入社区的走访上。

也许是长期从事警察这个职业养成的习惯，一年365天，侯马几乎就没有关手机的习惯，局里上上下下的，说不上啥时候就会有电话找他。“作为一个局的主心骨其实和一个家庭支家过日子差不多，对于主事的那个人责任就显得特别重要。”侯马说。

侯马最怕深更半夜的接听电话，因为那多半是辖区又有大要案发生，值班人员叫他出现场的。“倒不是怕麻烦，二十多年的公安工作，这种节奏早已习惯了。作为一个公安局长，最大的愿望就是辖区始终平平安安的，别发生什么事。”侯马说这是他最朴素的一个愿望。

“那你这么忙哪还有时间写诗呀？”

对于记者提出的问题，侯马笑了，“还有晚上不上班的时间呀，还有周末呀，中国就没听说谁是专业诗人，也没听说谁因为写诗而误了工作。就像一台收音机的两个波段，一个波段并不对另一个波段形成干扰，因为它原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

“相反，因为职业的特殊性，让我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恰恰是一个好诗人所必需的。而写诗让我永远对警察工作葆有一份激情。”

“当警察并不是我最初的选择”

对于侯马来说，当警察纯属误打误撞。在他最初的人生规划中，即便让他一口气列出十条估计也列不到警察。大学时期的他超级喜欢戏剧，整天泡在图书馆，读的大多是有关戏剧的书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理想是当一个大导演——戏剧导演。他希望自己成为劳伦斯·奥里佛那样的人。

侯马加入了北师大的北国剧社，把业余时间都用在话剧的排演上了。

“记得当时伊沙是编剧部的，徐江是导演部的，而我在演员部，我们自己写本子自己导演和排练。我们还参加了全国大学生竞赛的一个剧，到山里面拍戏，记得让我演男一号，后来又被淘汰了。”侯马回忆着，脸上露出非常幸福的表情。

“侯马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是一个英俊青年，戏剧中的人物，他也是当时师大戏剧舞台上的男一号之类的男生。他怎么就没成为中国的劳伦斯·奥里佛呢？这是我一直留到现在的疑问？”许多年以后，在侯马的诗歌研讨会上，他的导师、著名诗评家任洪渊教授回忆说。

没有成为劳伦斯·奥里佛是因为侯马在大学毕业时想投身边疆报效祖国的想法压过了当导演的想法。他觉得前者过于艺术，而后者更具诗性，更符合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胃口。所以大学毕业那会儿，同学们都为了能留在北京而托关系找门子，而他却很天真地向、新疆等地寄出了许多封求职信。信寄出去之后，他就安静地在宿舍里边写诗边等结果，他以为自己的一腔热血肯定会感动那些地方的人，结果是最后一封回信也没收到，根本就没人搭理他。

别人差不多都有着落了的时候，侯马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没有工作，干脆自己出去找吧。于是侯马就拿着简历满北京四九城地溜达。有一天，他路过公安局，心想干吗不当警察呀？就走进去了，结果就一直干到了现在。

侯马的大学同学著名诗人伊沙这样评价他，“在中国数得着的诗人之中，侯马所从事的职业该算是最无诗意的，以其在仕途上的越走越远似乎最有抛弃诗歌的理由，但他却顽强地坚持下来，并且坚持得如此之好！”

那曾经火一样的青春

1985年，对于侯马的人生算得上是一个节点。那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

考上大学之前，北京只存在于他的想象里。

“最难忘的日子是1985年9月5日的上午，那是我们报到的日子。我被安排在北师大西西楼305宿舍，和伊沙、徐江一个宿舍，后来他俩都成了大诗人。”侯马回忆说。

“我原以为大学生活自由奔放，现在却觉得那是一段刻苦执着的修行。当然有逃课睡懒觉这样的事。但是整整四年我们似乎永远在用功，要么泡在图书馆，要么聚在一块谈论专业知识。每天如此，晚上回到宿舍就和伊沙、徐江交流一天的读书感受，看的好文章都要给大家介绍一遍。总是谈到凌晨还不睡，把宿舍的同学折磨得不行，集体向我们仨抗议。”

侯马对北师大最深的印象就是乌鸦。“真的是遮天蔽日啊，它隐秘地影响了一代学子的青春。当我们脑子里空空荡荡时，整个大自然的情景就会作为一种关键性的东西，一下子铺在你心里头。那时候，我们每当黄昏无所事事，不知道明天干什么的时候，就走在校园里看看满天的乌鸦。”

侯马说，虽然他真正的诗歌写作是在大学毕业以后，但整个大学时期却完成了系统庞杂的文学训练。“记得那时的文学活动层出不穷，从‘西西楼305文学沙龙’到‘太阳风诗社’、‘五四文学社’、‘北国剧社’，我们参与文学的热情有增无减，每周末晚上宿舍就挤满了谈文学的人。”

有个场景是侯马很难忘的。那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往往因为一个文学观点争论得不可开交。谈一个问题谈不清楚了，就一直回到它的根，甚至争到摔门而去。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多么难忘的岁月啊，我们夜里说梦话，嘴里念叨的都是卡夫卡、加缪。”侯马很感慨。

“侯马”是一座城市盖在一个游子身上的邮戳

《方圆》：“侯马”一开始并不是你的笔名，而是你的绰号？

侯马：准确地说，“侯马”最早是一个小镇的名字，隶属于山西省曲沃县，后来被分离出来，单划为县级市至今。那是我出生的地方，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老家考到北师大中文系读书，大家都知道班里有个人高马大的小伙是从一个叫“侯马”的地方来的，于是同学们干脆都直呼我侯马，叫着叫着就成了绰号，反而比我的真名衡晓帆更有名。

《方圆》：那又怎么成了笔名呢？

侯马：我虽然讨厌别人给我起绰号，但我知道大家也并没什么恶意。再说，他们“侯马、侯马”地叫着，让我常常油然而生出对家乡的自豪感。那时候我虽然还没有开始写诗，但已经开始狂热地喜欢上了诗歌，干脆就把“侯马”作为自己的笔名。所以，我是先有笔名后写的诗。

《方圆》：本来是一座城市的名字，现在成了你一个人的符号了。

侯马：是啊，一种撕扯不开的联系。我前段回老家，猛的一下到了那个地方，一眼望去，侯马粮食局、侯马供销社、侯马车站……我通过诗歌作品把它们都间接发表了，全发表了。

《方圆》：刚看完你的短诗集《那只公鸡》，其中有好几首描写乡村生活的，你在农村生活过吗？

侯马：对呀。

《方圆》：生活了几年呢？

侯马：两三年吧。5岁到7岁左右，最可宝贵的一段，这就够了。那个时候，其实一切都注定了。我的很多的代表作，都写的那个时候的生活。像《那只公鸡》、《小猪礼歌》、《种猪走在乡间小路上》等。

《方圆》：那个时候你就有诗歌的感觉？

侯马：有，只是那个时候，我没有能力把它表达出来。直到过了几十年以后，经过大量的文学训练，又经历诗歌创作的实践，才表达出来。

《方圆》：很神奇，几岁的孩子就有了诗歌的影子。

侯马：一定是的，命中注定。乡村生活对我非常宝贵，没有乡村生活，也就没有我后来很多的回忆。太空旷了，身体在发育，情感在发育，让你不得不去想，思索自己，强烈的孤独感。城里的孩子玩的东西多，农村里就特别孤独，人也少，父母又不在身边。

《方圆》：从最熟稔的生活中抓取生活的细节，诗人最厉害的就是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

侯马：乡村生活的孤独感教会了我最初的思考，而孤独是思考的前提条件。

《方圆》：老家侯马市对你的创作意味着什么？

侯马：它是我的出生之地，我的故乡，这一点是不可更改的。但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离开那个地方，大学毕业时宁可没有工作我也不回。虽然我很爱那个地方。

《方圆》：你是一个很想出走或逃离的人吗？

侯马：我觉得这和我小时候的敏感性有关系。我很小就能看透成人之间的那种勾心斗角，那种小算盘，那种龌龊，周围的环境让我觉得窒息，理解你的人很少，让你觉得很孤独。我觉得好像就有一种文学化的生活，在远方，在外地。刚好高考制度也提供了离开家乡的机会。

《方圆》：我明白了，你用高考完成了一次“逃离”，却用诗歌完成无数次的“返乡”。

侯马：可以这么说。作品中，我下意识地用了很多家乡方言，这是可被感知的，不是去卖弄。童年发生的事情，即使已经经过了漫长的三四十年，仍无法忘记。而且在你后来的生活当中，随着对生活的理解，对人生的理解，你对童年的事情有了新的认识。你经历那么漫长的时光，你刚刚明白，那个时候所具有的价值，刚刚明白那会儿具有的诗性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刻骨铭心的。

一个人，走得再远，飞得再高，故乡都是心里的根，无需回望，无需追寻，因为她在我们心中本就蓬蓬勃勃，经年不衰，因为她早已融入到我们的骨血之中。

“警察的职业让我深刻，写诗让我葆有激情”

《方圆》：说起你的诗歌，《九三年》这个系列是回避不了的，这些作品写于哪年？能具体说说吗？

侯马：这个问题问得好。1992年3月至1993年3月我被派去前门派出所锻炼，当了一年的片警。条件挺艰苦的，一间屋子住了三个人，三张桌子三张床。骑着自行车出去就是一天，很累也很充实。这一年的基层锻炼无论是对我以后的公安工作还是写诗，都注定终生受益。《九三年》那个系列的诗歌是在经过七年的沉淀才写出来的，1999年写了9首，过了十年，又写了3首，共12首。写的就是我92年至93年当片警时的感受。之后的《访欧十章》也是隔了很长时间才写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沉淀对于保持写作的客观和深刻性是必需的。

《方圆》：记得当时读到《披着羊皮？的狼？》时，感到很震撼。没有你这职业体验，真写不出来。

侯马：对，经验和细节是没法编造的。你现在看，这首诗挺超前的。

《方圆》：你写完之后，除了不可思议还有什么？

侯马：这首诗我从来不认为是我写得比较好的，只是流传比较广。当年这个女孩这个举动让我印象特别深，后来找到了表达方法就写下来了。

《方圆》：你面对像“她”这种犯罪嫌疑人时，除了警察，是否也以诗人的身份？

侯马：你说到一个特重要的问题，你看看我的《他手记》或许会找到答案，里面有些内容，我是以警察和诗人的双重身份来研究的。

《方圆》：你有一首，好像是《白灰》，被选为北京市中学语文辅导教材中去了。

侯马：是的，这首诗对初中生如何学会叙述或许有些启发。

《方圆》：你作为丰台区的公安局长，每一起命案现场都会必出，你有时也会感到恐惧吗？

侯马：不会，案发现场，命案现场，各种情绪都有，但恐惧这种情绪，怎么也轮不到它来排队，我没有时间体味它。我会看案件的后果的严重性，涉案人员身份、社会角色、经济状况和人物关系等等，由此判断案件的起因和危害后果，这些因素会有助于分析杀人犯的心理状态、犯罪动机、案件侦破的难易程度和社会敏感性。

《方圆》：这些会磨灭你的一些诗的触感吗？

侯马：磨得越厉害，你的诗写得才能越有深度。你有耐磨性，你的诗才能写出别人达不到的细腻程度和深度。举个例子，你要把一个特严肃的人逗笑，这笑话得多幽默多高明呀。你磨得越狠，你写出来的诗歌才越有本质的东西。因为工作原因，我对社会的观察，理解，真实之处，隐晦之处，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的接触。所以我要把这块呈现出来。我想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块。这个绝对不是怜悯，也不是草根，因为你会发现自己完全置身其中，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你会明白你是注定的，没有更高贵的血流在你的血管里，你的口音里面有祖先，也有乡亲们。

《方圆》：能说说你对警察工作的认识吗？

侯马：我觉得它就是用一种更客观的手段、更综合的手段去协调这个社会的平衡，它有这个武力做保证，所以它可以找到事物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说跟人性衔接更紧密、更直接的角度去切入，而不管你综合多少手段，都要去促进这个社会协调发展、平衡发展，这是人类建立的社会结构赋予警察的责任。

《方圆》：这个职业让你最自豪的是什么，是让你拥有权力？

侯马：不是权力，这个权力你不能滥用，你只有做得符合规律，被社会各界所接受，你才能行使，所以归根到底是人民赋予的，社会各界赋予的，任何一个为所欲为的行为，会被反对，一定对你是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规律一定得顺着走才能做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