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在侯马

1936年4月13日上午时分,十几匹战马风驰电掣,从襄陵向侯马镇北小里村方向奔来。为首的是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某骑兵连连长刘云彪和指导员彭胜和,这是东征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所属连队,继攻占襄陵后,为了彻底切断南同蒲交通,前来攻打侯马的先头部队。

当时侯马镇属曲沃三区,伪区长侯嘉藩是阎锡山的忠实信徒(后又任阎政权五专署专员)。为了阻挠红军到来,侯嘉藩依照阎锡山提出的“思想防共”“军事防共”“民众防共”等反动政策,在侯马大搞宣传,说什么“共产党杀人如割草,无论贫富皆难逃,穷人要觉悟,富人要知道,共产党来了一切都糟糕……”,在学校让学生学唱所谓的“防共歌”,限期内唱不会的还要受到辱骂、顶砖等惩罚。侯嘉藩还亲自带领一帮区警到各村抽壮丁,成立了所谓的“防共保卫团”。然而在得知红军即将到来之时,他却闻讯丧胆,慌忙和“防共保卫团”一个班长马效良,带着十几名团丁逃到张少村北的玉皇庙内。

侯马是南同蒲的交通要道,红军到达侯马,首先抢占了南门外的铁路桥,用汽油烧毁铁桥上的枕木。躲在玉皇庙内的侯嘉藩,距桥近百米,看见桥上起火,命团丁射击。红军战士闻声追击,侯嘉藩不敢抵挡,带着团丁顺着南山窜回曲沃城。接着五团进驻侯马,团部设在侯马高(即曲沃二高),团长张振山、政委林龙发,4个连近500人分别驻在火车站、南街、北街和南门外大桥。

已是中午时分,往日热闹的侯马镇市上却行人稀少。从没有见过红军,而又多年受阎锡山宣传的群众,不少人躲进镇南的紫金山中,大多数人家紧闭门户,不敢出入。红军战士严格执行纪律,深入大街小巷及附近农村,张贴安民布告,刷写抗日标语,当地群众用惊奇的目光看着这些身穿粗布军装,头戴五星帽,打着裹腿,脚穿牛鼻子布鞋的红军战士。百姓看到红军战士纪律严明,说话和气,买卖公平,还给老百姓挑水、扫院子,对群众秋毫无犯,与纪律涣散、鱼肉乡里,被群众称为“刮民党”“遭殃军”的、阎锡山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心中的疑虑逐渐消失了,阎锡山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张少村贫苦老汉贾义坤,到侯马街上卖萝卜,红军战士将他的萝卜买下,付给一块大洋,还留他吃了一顿饭,他返回村后从紫金山上叫回了躲避的乡亲,乡亲们陆陆续续到侯马镇上看望红军。侯马镇上的商店货栈也纷纷开业,侯马东街“义兴成”综合店有肉铺、粉房、杂货铺、浴池等,其掌柜刘存义是侯马有名的富商,红军未来前,携家逃到闻喜东镇。听说店里伙计照常营业,他回来后激动地说:“从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队伍。”红军战士组成的工作队还深入垤上、张少、秦村、程村、郭村、程王、张王等村庄,放手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斗争,对开明绅士晓以民族大义,讲解抗日救国道理,对土豪劣绅则给予打击。秦村大地主杨义和平时欺压百姓、鱼肉乡民,民愤极大,红军战士就将他家的粮食分给贫苦群众。程村贫农庞六子生活困难,红军开仓济贫送给他一袋白面。东呈王村贫农薛五好拿到红军分给自己的东西,主动给红军挑水、劈柴、做饭。宋郭村朱希圣的母亲,看到红军平易近人,立即上紫金山叫回躲避的乡亲。侯马镇、曲沃县城附近的群众纷纷看望红军,问长问短,军民融洽,亲如一家。

红军在侯马筹集了军饷,扩大了队伍。据不完全统计,短短几天,红军筹集银元3400余元,扩充马匹80多匹,秦村王克俭、常合子,卫家庄村杨务云,南西庄周四明,西新城村的詹新安,驿桥村的苏克俭等30余名青年加入红军行列,走上了革命道路。

4月19日,红军接到回师陕北的命令。早已想插足山西的,应阎锡山电请出兵增援,汤恩伯第十三军迅速从风陵渡过河,沿同蒲线北上。此时已有翁旅长所带的两个主力团进入侯马境内。为了阻止军队北进,驻侯马的红军4个连在侯马隘口沟(俗称铁闸关)与两个团的军展开了激战。战斗持续了一整天,终因敌我兵力悬殊,红军北撤。此时最先进入侯马的骑兵连又担负了阻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他们利用天色近晚,十多匹战马来回在公路上奔驰,尘土四起,迷惑敌人。敌人不知虚实,不敢向前,红军大部则由侯马经小里村过汾河,安全撤退。

当骑兵连战士退到侯马火车站北的呈王村时,遇到“防共保卫团”从东面普济坡方向包围过来,红军战士英勇还击,经过一小时的激战,8名战士壮烈牺牲。有两名贵州口音的战士身负重伤,英勇不屈,向端着刺刀、从四面包围过来的敌人扔出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他俩也不幸被敌人抓住。“防共保卫团”副团长卫乾坤残无人道,将这两名战士活活推入火中烧死。

红军撤离侯马后,“防共保卫团”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报复。张少村的尹二牛,侯马南街的刘根儿、刘唤儿、白随之,秦村的王成合等因给红军带路,被敌人杀害,不少无辜群众也被关进监狱。

然而红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侯马人民心中生根发芽。1937年红军被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再次北上抗日,10月10日陈赓将军率领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经过侯马。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侯马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到:“到侯马后,观瞻为之一新,此间总动员很忙碌,街上布满抗战标语,被征壮丁均戴有‘民族英雄’的臂章,到处可以遇着,并有戴着少年先锋队的红符号者,成群结队地在侯马街上集行。我和他们攀谈,他们都说上前线打日本,情绪非常激昂。这些情形在苏区是司空见惯的,但在非苏区是大革命时期后第一次看见,令我感到无限的兴奋。”(责编 要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