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近期诗歌:用口语叙说生活

时间:2022-10-03 04:21:28

侯马近期诗歌:用口语叙说生活

内容摘要:在茂密葱郁的当代诗歌森林,侯马的创作算不上耀眼夺目,但在诗歌森林的土壤培育和诗人自己的辛勤耕种下,侯马近期诗歌因其“简练口语化表达、日常生活叙事和解构特性”而独树一帜。

关键词:口语 解构 反讽 叙事

1989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侯马开始了诗歌创作,先后在《一行》《他们》《葵》《诗参考》等诗刊发表诗作。早期诗歌中,《在双榆树》体现了侯马追求神秘、迷幻的诗歌意境。

“如果你凝视一个人的背

你就还想看看他的脸”

今天在双榆树

一个骑车人的眼

刺穿了你的孤独

诗中第一节用背与脸引出一组画面联想。背影可以反映人的脸部表情,朱自清在《背影》中就多次描写父亲的背影,用背影代替脸部表情,反映人的内心活动。脸部和背部方向相对,一个朝前,一个朝后。诗歌第二节,描述的也是两种相对的事物,“骑车人的眼睛”暗示从他者的正面角度――脸部――观察“你”孤独的内心世界。“眼睛”属于五官之一,是外部性的;而“孤独”属于人的心理情感,是内部隐秘性的。从他者的外部视角看穿了自我的心理世界,这又与诗的上一节“背与脸”的相对关系遥相呼应,是诗人对他者和自我关系的思辨认识。此后,诗人又陆续发表了《种猪走在乡间路上》、《李红的吻》、《飞越黄昏的塑料袋》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侯马多以第三人称或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陈述主体,《种猪走在乡间路上》以一头乡村种猪的视角观察乡村生活,《李红的吻》展现了酒吧女李红的人生轨迹,《飞越黄昏的塑料袋》中把无生命意志的塑料袋比拟成会飞翔、能思考的生命体,借飞翔的塑料袋穿越现代和古代,将很多古典诗句变异,想象丰富、诗意横生,一个摇曳多姿的自由生命从诗中倾泻出来。

暮色四合

只有塑料袋在飞翔

风沙滚滚,折断了多少翅膀

只有塑料袋在飞翔……

在黄昏中你是天空的核心,

在塑料的形式下你是自由的意志

受80年代“朦胧诗”和“第三代诗人”的影响,侯马早期的诗歌作品注重神秘美,讲究诗意的鬼魅,遣词造句中有明显的“先锋”味道,作品很少用到第一人称“我”,人称的使用看出诗人早期诗歌与现实世界隔着一层距离。“早期诗歌,我比较倾向纯诗写作,主张天才,重灵感,追求玄之又玄,所以更多的是向上仰望,等待诗歌降临。我甚至说过,诗人的任务就是张开口袋,等着天上掉下诗歌。”①从2001到2004年,侯马自述,诗歌创作遇到了瓶颈,处于创作的沉寂期,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表作品,直到2008年《他手记》出版。《他手记》是诗人风格转变的分水岭作品,首次尝试用“不分行”来创作诗歌。

1、作为观念艺术家,她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观念”感:从童年起,她就一直认为年近60岁的父亲是她的爷爷。

3、数字。有的数字是问题,有的数字是答案,而有的数字是垃圾。譬如,你一天写几首诗?

4、做被迫的事情也保持积极的态度:他体会到了一个囚犯的体面。

……

作为现代诗歌体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分行排列,可以舒缓句与句之间的节奏,延伸更多想象和抒情的空间。美国结构主义文论家乔纳森・卡勒曾引用诗人威廉斯的《留言条》:我吃了/放在/冰箱里的/李子……证明诗歌分行排列的重要性。他认为诗歌之所以要分行排列就是为了告诉读者,这是诗,需采用读诗的阅读态度和方式来读它。虽说卡勒的观点过于强调诗歌形式,但分行的形式无疑给读者设定了“把作品当做诗”来阅读的模式。侯马《他手记》以数字为标记,几乎打破了诗歌抒情的传统,每条数字后内容都在讲述,诗人除了在《他手记》中创新诗歌形式外,还借此表达了他诗歌观念的转变――“反抒情”。侯马曾在《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一文中表达过“反对诗歌抒情”的观点。他认为,“抒情”代表“诗歌有用论”,而诗歌的伟大之处在于“无用”。洋溢的感情并不能证明诗歌艺术的成熟。既然分行排列是诗歌抒情的主要载体,那么突破它或许是迈向“反抒情”的第一步。《他手记》虽然创新了诗歌的分行形式,但它能否被读者阅读所接受还有待检验。

《他手记》之后,侯马的诗歌创作风格逐渐转向贴近日常生活的口语化、叙事化。第一人称“我”运用日常生活语言,在诗歌里讲述故事。如《在精神病院》“我”和精神病患者的对话。

在精神病院

我尽量装出

不知道他们得了什么病的样子

我含混地问

怎么样

其中一个答道:

还成

就是老想喝酸奶

对话有问有答,“怎么样”、“还成”等用词口语化特点突出。诗歌从正常人角度看待精神病患者,在普通人眼中,精神病患者神志不清、喜怒无常,所以“我”害怕被精神病患者看出对他们的不信任,害怕被他们袭击,可他们不在乎外人的看法,只关注自己要做的事情。同样是写在精神病院的感受,食指1991年创作的《在精神病院》与侯马的同名诗歌呈现出异质的创作精神。食指从一个“想写诗”精神病患者的角度出发,表现其他精神病患者干扰了“我”的灵感,诗意全被他们粗俗玩笑和妙语吓跑,“我”只能独自忍受委屈和悲哀。

为写诗我情愿搜尽枯肠

可喧闹的病房怎苦思冥想

开粗俗的玩笑,妙语如珠

提起笔竟写不出一句诗行

……

天呵,为何一次又一次地

让我在疯人院消磨时光!

诗中“我”始终把自己和其他患者区别开,“我”作为诗人的主观性强烈地体现在作品中。而侯马《在精神病院》中的“我”不是诗人,是普通人,通过“我”和患者的交谈,从另一个视角展现精神病患者的世界。食指的诗抒发了诗人自身创作而不得的苦闷,烙上鲜明的主体色彩,侯马的诗在“向下看”,是两个人的平等对话,抒彩弱,叙述意味强,显得冷静、凝练。这种叙事性、口语化风格的形成不仅与侯马对诗歌“反抒情”的观念认识有关,还离不开他的自身经历。侯马就职于公安系统,多年基层经验和职业惯性使他比一般人更冷静、理智,诗歌语言也不自觉变得简练起来。

在口语叙事的影响下,侯马近期诗歌表现出解构和反讽的力度。简单的形式中不失智性的内核,这正是诗人对当代诗歌的理解。诗歌《伪证》、《国家》、《审判》、《法律至上》都以简单质朴的口语形式叙述了诗人生活中一些小事,看似普通细微,实际蕴含着复杂的意味。光评价侯马诗歌“亦庄亦谐”。“庄”和“谐”在诗人作品的标题和内容上有所体现。如初看《法律至上》标题,容易联想到诗歌内容可能是宣扬正义、自由和平等,但细看内容:

在出版家的饭局上

我碰到一位退休的法院院长

……

回忆了这么一件事:

有个人

曾经向他要一支毛笔

他给了,但是不久人家退回来了

说是不要新的

要老院长用过的

……

就是在判决公告上

写过此布姓名然后

划一个红色时钩的毛笔

写下敌人的姓名

并非法律至上,而是拥有法律权威与权力的人至上。标题与内容之间的沟壑给诗带来了出人意料的张力,这种张力是由内容对标题的解构和反讽造成的。侯马近期的诗歌创作中,反讽与解构意味,尤其是标题与诗歌内容的不平衡成为了诗人的特色。这正如诗人自己所说,“我意识到,一种新鲜的诗歌是可能的。它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独立品格,又要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包容精神:古典的和西方的,文学的和非文学的。它应当以单纯的形式表现出像当下的生活一样繁奥复杂的内容;它要有浓郁的诗意,又要对所谓的诗意进行颠覆;它是解构的又是结构的。它开拓着人的精神世界,把心灵的触角伸向更广阔更深远的领域”②。

用口语诗歌叙说生活,成为近年来侯马诗歌创作显现的特点。它的转变是“自觉中的不自觉”。侯马在大学时代和口语诗人伊沙、刘江是同班同学,都受到80年代中后期第三代诗歌的影响。第三代诗歌以50年代的第一代诗歌和“朦胧诗”为反叛对象,拒绝诗意的“朦胧”与“含混”,拒绝宏大历史叙事,突出个体本身的生命体验。第三代诗歌违背了以往诗歌开辟的“精英之路”,走上了一条“反抒情”的岔路,他们认为诗歌应当“向下看”,表达个人的体验。这种“向生活靠近”的诗歌风潮影响了诗人侯马,使他近期的诗歌创作打上了“重口语、重叙事”的特点,“90年代诗歌的叙事性主要是一些优秀诗人出于对80年代浪漫主义诗风的反驳与纠缠,通过增加现实生活成分和陈述语句进行的一种“反抒情或反浪漫”的诗歌实践,但它包含着对于诗歌现代品质的重新认识。”③像《国家》“一九八五年某天/ 我从外省一个小城/来到北京上大学/碰到第一个/北京女孩/ 就向她打听/ 国庆大典的事情”;《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一九八五年某一天/我们一位老师的孩子/从六楼的电梯间/一脚踏空/直摔到/地下机房”等诗歌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使用意象,而意象在古典诗歌中是抒情性的载体,“借意象之物,抒心中之情”,意象是营造诗歌抒情性的主要标志。侯马近期作品中,几乎不用有意象特征的形容词等,代之以口语表达。虽说侯马早期创作还留有“抒情”的影子,《细胞》“又是一夜降水/长长的鞭毛驾着雨滴/天空送来草鞋/鸡蛋和蘑菇”;《一个午后的美》“头枕青石,耳听松涛/林中之兽不曾打扰/山风一点点带走了我的热量”。但诗人风格的转变更是啜饮人生经历而丰富饱满的不自觉之举。侯马说:“因为工作原因,我对社会的观察,理解,真实之处,隐晦之处,可以说是一种深入的接触。所以我要把这块呈现出来。我想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一块。”④诗人通过诗歌表达真实的人生经历或故乡、历史记忆是顺理成章的,但第三代以来的诗人把“诗歌抒情”看作创作的禁忌,完全抛弃诗歌的神秘性,强调直白和浅露,是不是过于偏执或将诗歌艺术简单化?诚然口语化和叙事性的开拓是对中国当代诗歌特质的重新发现,但放弃古典诗歌、现代诗歌中的抒情性而走向岔路的当代诗歌能建造一座小径交叉的花园吗?洪子诚认为,有成效的诗歌写作和诗歌文本,“神秘性”似不宜清理得过于干净。一方面是人的生活,他的精神、经验,存在着难以确定把握的东西,另一方面,写作过程也不会都是工匠式的设计。⑤诗歌写作往往是诗人情感和理智共同积蓄的成果,只有理智而缺少情感注入的诗歌又怎能引发读者共鸣呢?新世纪以来的诗歌创作,包括侯马诗歌,在承续第三代诗歌精髓的基础上,也应该更理智地对待诗歌的“抒情性”,如何舍弃,如何结合,是我们这个诗文化国度的当代诗人们需要反思和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孙玉石.诗人与解诗者如是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2]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从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3]侯马.创作谈:浮生何止半日闲[J].诗刊,2001年第2期

[4]侯马诗歌作品研讨会实录[J].星星,2010年第6期

[5]侯马.真实诗歌:中国的、现代的、批判的[J].南方文坛,2009年第2期

[6]侯马.抒情导致一首诗的失败[J].诗探索,1998年第3期

注 释:

①侯马:《真实诗歌:中国的、现代的、批判的》,《南方文坛》,2009年2月第29页

②侯马:《创作谈:浮生何止半日闲》,《诗刊》2001年第2期,第29页

③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④晓玉、侯马:《诗人的故乡是侯马》,《星星》,2012年第1期,第92页

⑤洪子诚主编:《在北大课堂读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作者介绍:湖北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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