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大学德育模式升级

近代以来，科学以技术为载体，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在物质领域的成功激发了人们把之推诸政治、思想文化、日常生活等其它领域的热情。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也逐渐从事实领域推延到价值领域，甚至成为人们评价事物的价值标准，这时，科学便可被冠上“主义”二字，从一般社会意识形式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从而对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不可避免的作用［1］。

那么，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有什么本质特征?科学主义，就是要把科学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贯彻到除自然科学对象外的其他一切领域中。这是一条事实领域对价值领域僭越的道路，其实质就是由“价值中立”走向“价值消解”。由于科学和技术展示在世人眼前的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成就，以及令人信服的、迟早能被事实所证明的预测功能，因此，科学主义更具有此在性和时效性，从而将比旧意识形态更易深入人心。当人们认可并接受了这种意识形态时，便随之走上了从价值中立趋向价值消解的思想道路，于是，兴趣、爱好、意志、信仰、自由等具有价值意味的词语亦在个体的评价体系里渐渐隐去。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其作用总是同时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它对上层建筑领域内别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另一是它对社会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交往等各个领域)的作用。科学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是通过对上层建筑范畴里别的意识形态发挥作用，去发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这些作用依其结果可分为推动和阻碍两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逐步走上科技时代的历史通道。科技时代的来临，其必然伴随的就是科学主义的勃兴。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意识形态，它必然会对其它形式的意识形态建设发挥作用。德育作为道德建设的最重要途径，也概莫能外。具体到高校德育，由于其所置身的场所(作为学习、传承、创新科技知识之重地的高校)以及教育的对象(作为未来最有机会在社会各领域应用、推广、创新科技成果的大学生)的特殊性，其所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会更强烈。科学主义的勃兴无疑对高校德育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比如，科学的思维和方法推动了德育的规范化教学;技术的日益多元化，尤其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应用，促进了授课形式的灵活性和趣味性，等等。但我们也应看到，科学主义消解价值的特质也将渗透到高校德育中，形成负面的影响。科学主义对德育的价值消解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德育自身的价值消解，二是对德育内容中价值性成分的消解。前者导致了德育存续环境的问题，后者导致了德育有效性的问题。

对德育存续环境和有效性构成影响的主要来自学科外的科学主义，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认识的科学主义和价值论的科学主义。认识的科学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是我们能够拥有的惟一可信的知识，其它知识形式均不具备确定性和普遍性，因而也是无效的;价值论的科学主义从另一个角度呼应了这个观点，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生活中惟一真实的、有价值的领域，科学的东西要比非科学的东西具有更大的价值。按照这两种科学主义，则由于伦理道德属于规范性或价值性范畴，而非事实性范畴，它便是可疑的、无效的，从而也是无价值的，或即使具有价值，但它的价值却不能与科学相提并论。显然，这两种学科外的科学主义就是造成我国高等教育重理轻文、重智轻德状况的思想根源，当它或明或暗地成为师生的主流共识时，便会使德育的存续环境恶化，并日渐走向边缘化和虚无化的困境。事实上，当今中国高校中，德育虽然一直被强调其在学生成长中的重要性和优先性，但在落实过程中，德育的资源却总被“打折扣”，专门从事德育工作的群体总是不如专业人员受到重视。

当然，德育的困境也与德育自身的有效性不足相关，而学科内的科学主义正是对高校德育有效性构成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斯坦马克把学科内的科学主义归结为那些试图将以前没有被看做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学科归并、还原或转变为自然科学的主张。这种主张使德育本身存在着知识化的倾向。遵照这种主张，教育者会把知识教学的方法照搬到德育过程中，比如，在德育教学内容中，注重灌输学生道德知识而忽略培养学生道德价值判断能力，在对德育效果评价上，重视卷面考试成绩而忽略实际表现评价等。其后果便是造成知与行相分，正确的道德价值取向不能内化到学生的价值观体系中，使得道德价值选择呈现出随机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最终导致道德行为缺乏稳定性。比如，某些学生明知作弊不好，但为考试合格却愿意铤而走险，这是因为，当他们在道德判断过程中，发现那种公认合理的道德规范并不“实用”时，就会选择在实际行动中冒险触犯这种规范［2］。

从上述分析可见，科学主义消解价值的特质对高校德育存续环境和有效性构成了挑战，使德育被遮蔽在专业教育的阴影下，陷入了失势与失效的恶性循环中，造就了德育在高校教育中的尴尬境地。但同时，科学主义的思维又借助市场经济的大潮，助长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对传统的德性伦理造成冲击，扩展了德育的对象域，从而使德育的在场成为必要。这是科学主义给德育带来的悖论。要打破这个悖论，需要我们从目标制定、内容构建、过程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四个基本方面构建一个科技时代的高校德育范式。要建构这样一个德育范式，我们首要明确:一是高校德育置身于一个无可遁逃的科技时代背景下，德育要逃避科技的影响，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二是科学技术不等同于科学主义。如果说，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具有消解价值的特质，那么，现在我们就恰恰要从科学技术中汲取逻辑的、分析的、实证的理性资源来解决高校德育的问题，重构正在或已经被损害的价值王国。为此，我们要着重从如下两个方面来入手研究:

第一，探讨理性与德性的内在作用机制。因为科学和技术既是理性的思维形式，也是理性的活动方式，科学技术与德育的关系其本质就是理性与德性的关系。在此，我们要避免把两者相互作用的机制简单理解为技术手段在德育中的使用或德育对科技社会进行居高临下的意识形态指导。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可以作为借鉴。康德把德性同理性等价齐观———套用其最广为流传的名言就是“天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他努力构建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为了论证如何运用理性去形成德性。以此为原点，我们可以上溯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古典理性主义伦理学，下寻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的责任伦理学以及教育学家拉思斯的价值澄清理论(theoryofvalueclari-fication)、科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developingtheoryofmoralcognition)等。从这些名家的论述中，去寻找理性对德育的正向资源，从而借鉴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逻辑的、分析的、实证的)去提升德育的有效性。

第二，比较研究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现在人们总爱把科学和技术同时并称，但科学和技术分属两种不同的理性形式和活动形式。从海德格尔起至法兰克福学派等学者，都对技术以及技术意识遮蔽人的本性、强化人的功利思想、消解人的解放意识等方面，进行过猛烈的批判。但科学理性中的反思和怀疑精神却似乎正与技术和技术意识的功利的、顺从的特征相对立，科学和技术，一对孪生连体的兄弟，但它们的内在却又有着相生互补的特质，这种特质，正有助于我们研究如何打破科技时代的德育所背负的悖论式宿命，为德育范式的转型寻找突破口。从上述两方面的研究出发，我们再进一步探讨如何从目标制定、内容构建、过程实施和效果评价等四个基本方面去构建科技时代的高校德育新范式，这个新范式的最终旨归就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在面对科学主义的挑战时能够从容应对，不致在大学教育中被弃于边缘化的困境;在方法上借鉴科学思维和方法，在手段上汲取科技发展的成果;能更切实有效地解决现代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价值观领域的问题，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