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决定论下媒介文化生产的偏差

非理性创作模式下的媒介文化生产

媒体是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只有建立起一定规模的受众群，才能吸引到广告商的广告投入。所以，受众成了媒介文化的真正买家和特殊消费者。因此，寻求“新看点”，追求“新卖点”吸引受众，成为众多媒体趋之若鹜的目标。但是，媒体在这样一种利益驱动之下，所生产出来的大众文化是值得商榷的。

弗洛伊德把创作模式分为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两类，前者是一种理性原则，通常用来指思考自然、社会、现实及未来等严肃话题；而后者是一种非理性原则，是一种感性的满足，是一种低级文化，旨在满足好奇心、窥视欲、感官刺激等。我们可以把以硬新闻为首的严肃媒介文化放到现实原则所属的理性创作模式之中，把以软新闻、娱乐节目为主的媒介产品，归类到快乐原则所属的非理性的创作模式。现在，这种模式下制作出来的软新闻，包括娱乐新闻，还有娱乐综艺节目等成为被消费的媒介文化主体。因此，必然会产生一种可能大众文化产品的标准化、规格化，多数是为满足感官刺激而设计的肤浅内容，这些内容可能一方面伤害高级文化，一方面腐蚀人心。

快乐原则下受众的媒介文化消费心理分析

在现实生活中，受众的职业、性格、教育等因素的差异造成了受众品位的良莠不齐。大多数受众的口味是建立在快乐原则之上的，受众这种潜在的媒介文化消费心理使得媒体非理性创作模式下的媒介产品更受欢迎。究竟是什么驱动了受众的这种消费心理呢?

1、软新闻的“即时报酬”效应。软新闻指那些人情味较浓、写得轻松活泼、易于引起感官刺激和引起受众兴趣的新闻，在时间性上要求不是很强。它产生的是“即时报酬”效应。它容易转化成为一种消费符号，一种消费品，实现快乐原则，使消费者即刻得到满足快乐。比如一些娱乐新闻、明星的私生活及绯闻。而反之，硬新闻更容易实现现实原则，更强调一些道德、法律约束行为，在快餐文化消费日趋繁荣的当今，不容易受到受众青睐。

2、受众逃避现实压力。现代人生活、工作压力的繁重，使得人们避重就轻，愿意选择一些轻松有趣的新闻来阅读，而不是说教的、严肃的、政治性强的新闻信息。因为前者更能给他们带来轻松愉悦的。所以，娱乐新闻及奇闻轶事的新闻常常被认为是最有买家的，因为受众渴望在工作之余得到压力的宣泄和放松，他们渴望在工作之余接受一些轻松娱乐的新闻信息，借此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窥视欲、感官刺激。

经济决定论下 媒介文化生产的问题

在马克思时代，由于传媒主要用来进行政治宣传，所以，当时的传媒被列入上层建筑，它比较强调传媒的言论自由。但是，现在的媒体已经到了传媒商品化时期，电视节目最终依靠收视率来吸引广告商，所以，受众就成为决定传媒商品价值的关键因素。而这种经济决定论又带来了媒介文化生产的一系列问题。

1、媒体过多地专注符号生产，将媒体社会舆论导向作用淡化

我们现在的媒体是受众需要什么，媒体就生产什么。比如：从精神分析角度而言，现代大众对文化的消费正需要“天仙妹妹”、“芙蓉姐姐”这样的人物，因为她们可以满足受众的一种视觉，正是因为这样的特性，大众媒体对“天仙妹妹”、“芙蓉姐姐”猛烈炒作。而从符号学角度来看，不管是天仙妹妹也好，芙蓉姐姐也罢，都不过是一种符号的生产。媒体之所以要维护这种符号的生产，正是要满足受众的消费需求，以此获得经济效益。

2、软硬新闻在媒体中所占比重失衡，缺少高品质的内容

观察媒体可以发现：不论是报纸、广播还是电视，除了广告和国内、国际要闻之外，其余的大多数内容都是以娱乐为主，建立在满足受众快乐原则之上的内容。

以2006年35期《苏州电视报》为例，共计48版，附加房产广告8版。48版主刊内容中有5个版面被广告全版占用，用来预告节目的版面占了5版，其余的80％版面均提供了生活娱乐方面的信息。而与政治、民生、社会发展等严肃话题几乎绝缘。再观察我们的电视媒体又何尝不是如此。每天晚上8点到10点的黄金时间段，言情剧成为一道大餐，而七点档的新闻节目里所涉及的内容也多以偏向软新闻为主。这些做法，无疑都是与媒体商业化运作后的需求不谋而合的。但是其导致的后果就是软、硬新闻比例失衡，缺少提高受众文化鉴赏品位的高品质节目。

3、新闻自由尺度把握不当，削弱媒体公信力

在“王菲生女”系列事件中，我们的娱乐记者的群起围攻，滥用新闻自由，不仅仅对当事人造成了隐私侵犯，而且使受众产生视听疲劳，而我们的媒体也成为八卦新闻的发源地。让我们来看看受众对这起娱乐事件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别人的隐私，没有必要去了解，你要是欣赏她的歌，就去听她的歌，喜欢她的电影，去看她的电影。没必要看别人的私人生活，这样对明星挺不公平的，因为没有自己的私生活挺可怜的。”

事实摆在眼前，媒体过分迎合受众，最终可能受众并不领情，反而吃力不讨好。与此同时还削弱媒体公信力。

结论

不论迎合多数受众，把媒体传播的内容大众化，庸俗化还是无视多数受众的消费需求，我行我素，曲高和寡，出现经营不善的状况，都是传媒应该避免的两个极端。摆脱快乐原则下的非理性创作模式，阻止媒体功能变异是我们亟待正视的问题。中国的媒体要探索真正适合自己的经营模式，把提高收视率和建立高品质的栏目品牌结合起来，在经营机制转变的同时，媒介文化生产也要改革，使得经济和品质获得双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