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云南民族地区义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摘 要】义学是古代的一种教育形式，清代义学教育在全国来说占据很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分析清代云南义学发展及其官办民助的特点，来阐释义学对发展民族地区教育所起到的深远影响，对今天云南民族地区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清代 云南 民族地区 义学

云南古代教育形式跟内地一样不外乎有三类：学宫、书院和义学（社学）。官学是国家培养知识分子的主要造士之所，因此又叫“学宫”，书院本是藏经讲学之所，后来演化为传播学术思想的地方，也是为准备科举考试的重要场所。义学是古代一种免费义塾，其经费来源主要靠地租，其性质属于是一种面向大众的启蒙教育。其中清代义学教育在历史上占据很重要的地位，而且较之边疆几个省份，同时期云南义学发展更有代表性，更具发展特色和持续发展能力，一度成为“馆学林立”的繁荣景象。义学对稳定边疆，开化夷民，促进民族地区教育与内地接轨都起到深远的影响。而且义学的普及，提高了人口素质，加强了汉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打破了民族地区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使教育走向了大众，拓宽了社会教化的受众面。研究清代云南义学的发展，探讨其大众化教育的模式和特点，对今天大力发展民族地区教育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清代云南义学的产生背景

云南是边疆少数民族杂居的省份，地处边疆，当时在汉人看来属于“蛮夷”之地，民族多，文化落后，封建等级森严，而且少数土司对平民接受教育不能认同，处于社会下层的民族子弟很少能享受初级教育。清代初期，云南义学教育在民族地区的推行只是针对土司子弟的教育，这实际上是沿袭明制，还进行了具体地规定：“土官应袭子弟，悉令入学，渐染风化，以格顽冥。如不入学者，不准承袭。”将义学教育强加于土司子弟，这是对民族地区上层统治者一种强迫性教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即是以教育土司子弟，造就服从中央，遵循封建社会伦理的新土司。因为土司一般采取世袭制度，而在清朝中后期，由于改土归流及其社会政治的变革，对民众进行教育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一个重要举措，义学便承担了这种任务。义学不再是只对土司子弟的官学教育，而是以慈善抑或是一种接近于免费教育的形式推广到了大众层面，从而使精英教育深入至基层社会，清政府要求“不得以夷倮而忽之，更不得以夷倮而拒之。如有土目头人阻挠不许向学者，立即究处。” 表现了清政府将义学推广至平民阶层的决心。所以说义学打破了民族地区学在官府的教育格局，使教育走向了大众，拓宽了社会教化的受众面。

二、清代云南义学的演变与发展

义学是蒙馆的一种，蒙馆是古代启蒙教育的学习组织。蒙馆有三类，一类是一家或几家人联合设塾，延师教子的，叫做教馆或坐馆。还有一类是教师在家设馆教子弟的叫做家塾或私塾。第三类是由地方开明乡绅共同出经费，在公众的地方设塾，延师教一些贫寒子弟的，叫做义学或义塾。义学兴起于元代，义学的基层组织以社为主，也叫社学，在农村以每10家为一社，设社长“以教劝农桑为务”，在村民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社学一所，择师农隙之余教弟子《孝经》《小学》等。清初，政府令每乡设社学一所，主要是官办性质，后难以普及，于是义学就逐渐兴起。

（一）明朝云南社学发展是清代义学产生的基础

明朝是云南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学校向更广阔的边远地区延伸，各种办学层次也在更多的人群中推广。洪武十五年（1382年）当明朝军队平定云南后，朱元璋下旨：“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充学馆，教养子弟，使知礼仪，以美凤俗” 。于是就在各府、州、县陆续建立了学校，府有教授，州有学正，县有教谕各一人，并按府四、州三、县二设置不同的数量的训导，专司各地的学校教育。同时，明朝政府下令“在各地府、州、县建立社学，选择明师，民间幼童在十五岁以下送入读书”，这种初级的社学开始在云南境内一部分地区向边远地区深入。据《云南通志.学校志》记载，到了万历年间，昆明城外县份就有社学达二十七所。而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镇也拥有了数量不等的“社学”。进入学校学习的学生有从内地迁移到云南的汉族子弟，也有少数白族、彝族、纳西族杂居的少数民族子弟，由此带动了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民风习俗也渐渐接近汉族文化，也过汉族人的春节，教学内容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书籍。云南布政使周正在巡视江时看到当地的文化景象时也已感到跟内地的差别在缩小，并题：“文风不让中原盛，民俗还如太古醇”。在过去汉族官吏的眼中，认为“蛮夷”之地是“礼教”所莫及的地方，而在大力兴办社学后，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大大提高了，文化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与繁荣，当时由于建水文化较为发达，而拥有“小南京”的称号，在《滇略》中在描写汉、白、彝族、纳西等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情况介绍时就提到：

“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南京）。二百年来，熏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妥埒矣！……

人文日渐兴，其地夷、夏杂处，然亦蒸蒸化恰，淳朴易治，庶几所谓一变至道者矣。”

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政府通过在云南内地推广学校教育，使中央文教政策在民族地区获得了成功，起到了加强内地与民族地区文化融合的积极作用。

（二）改土归流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云南义学对社学的取代

土司制度从元代开始实施以来，得到中央王朝的大力推行，在明代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一种针对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式。土官可以世袭，并且拥有对地方的统治权力。清代统一边疆以来，深感土司制度的劣根性，土司对当地经济文化控制权使得中央王朝的政策不能很好的贯彻，已经成为清王朝实现对边疆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直接统治的绊脚石，因此改土归流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雍正年间，在今滇、黔、桂、湘、鄂、川等省，开始大规模地进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官及其世袭制度，改用流官，可土流参治，逐渐以流官代替土官，到乾隆时期，许多土司被废，改为流官。其实，元、明以来之所以要设立土司制度，目的是利用土司来帮助清朝中央政府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而在中央王朝渗入到民族地区实施统治之时，土司很自然要被抛弃，这是清政府民族统一的最终目的。而利用流官来统治蛮夷地区，可以使中央的文教政策在边疆得以很好贯彻，可以扩大内地儒家文化与当地落后文化的融合力度。这种变化客观上为义学教育的实施推广创造了条件。义学教育也适时改变民族地区的教育现状。因此，可以说，改土归流是民族地区义学教育产生发展的客观条件。

社学和义学，都属于初等教育，清代城乡各地都有开设，社学设在汉人地区，义学设在民族地区，而且义学是在最初民间私塾形式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义学的受众面是更为广泛的下层平民子弟。据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学制考》载，清代云南在楚雄府广通县城和蒙化厅城内过去都存在过社学，后来都已“久废”而被改为义学。社学一般在府、州办学，学校是在官办主导思想下教学，义学设在离城镇边远处的乡村，具有地域分布广，办学数量多、灵活多样的特点。而且义学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收取的田产地租以及地租利息，这对很多离城镇较偏远的地区义学办学可以得到更好的维持。所以清代云南地区义学完全取代了社学的作用，义学数量一度有866所，这在全国来说也是不低的。由于从其性质讲，社学为官办，义学是官办民助形式，由于义学学校经费很困难，所以在云南有些地区如陆良等地义学也沦为半义半塾的形式，学生也不是完全的免费教育，要缴纳一定的敬师费。

三、着力推进官办民助是清代云南义学教育蓬勃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查建义学檄》保障了学田制的贯彻落实，为义学解决了办学基本条件

至乾隆时期，云南义学在陈宏谋任布政使时，比前朝有了很大发展。陈宏谋到了云南非常重视少数民族开化教育，这段时期义学发展与陈宏谋有很大的关系，他在视察各地时，发现当地土司、头人侵吞田产（学田）的现象非常严重，义学赖以生存的田产、收入在流失，造成不少学馆关闭，所以他就以官府行为分别向全省各地发出了著名的《查建义学檄》。此檄文一发，各州县闻风而动，整顿旧学，创建新义学。当然一些地方仍借口“夷多汉少，无庸设学”。有的声称公产不多，无法维持，要等上司拨款才能办学。有的则以无教员、无生童为理由来搪塞。针对这些当地官员敷衍塞责，贯彻不力的现象，又发出施令《查设义学第二檄》和《查设义学第三檄》对办义学的重要性、办法、经费、校舍、师资等要求都一一详细阐明。同时又以官府行政命令的方式制定《义学规条议》，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规范云南义学办学，并躬身力行，为云南义学的发展真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所以乾隆时期，云南义学遍布乡村空前繁荣，一度达到了极盛。

（二）陈宏谋带头拨“养廉费”的助学义举，为义学集聚了更多的办学经费来源

清代在学校教育制度上因袭明代，官学体制在中央层面上有国子监、宗学、旗学；在地方有府、州、县学，还有分布在乡村的社学与义学。私学根据程度大致分为启蒙教育的私塾和专经教育的经馆，还有高度官学化的书院。从教育对象看，义学面对的的是大众底层，是面向所有归化苗民、夷人子弟的普及教育形式，这标志着边疆民族教育政策的重大转变。清代云南地区义学较之全国来说获得良好发展态势， 不仅得力于中央王朝政策倾向力度的加强， 而且还归功于任职于边疆的一批封疆大吏对边疆地区民族教育事业的大力扶持。当时任云南布政使的陈宏谋就是有爱国心和极力发展义学教育的、有责任感的官吏。在他的大力提倡之下，开创了民间力量来捐助义学的办学风尚。云南义学的经费主要靠官府拨给，但在陈宏谋等官员的影响下，身体力行为义学办实事，他率先做出表率，他从自己的“养廉费”中拨出经费，捐资促办义学。例如陈宏谋曾为当时的呈贡的11个区，其中52所义学捐出1252两白银（布政使司养廉费），让他们买田置地，收租，永供义学束修。在1735-1736年间，他在职权管理范围内，让布政使司重新印书，印制了教材《朱子治家格言》《圣谕广训》散发到各地义学，减轻学校的负担。在他的重视之下，多渠道通过民间捐资形式来筹措经费。捐助形式大体有捐田、捐资、捐粮、捐房等，而捐助的名目也是纷繁多样。如在广南府客民王善捐建义学一所，建盖义校舍六间，维西厅土把总捐买田一百八， 给义学作为学田； 康普女千总送旱地三块， 年收京斗租谷一十二石， 供给义学束修。所以，在陈宏谋的督办下，清代云南各界无论是地方官员、土司乡绅对义学发展都积极出资捐助，蔚然成风。在乾隆初期，在陈宏谋任期之内，云南就兴建了651所义学，而且每所义学都得到一定数量的捐置的田产，“以充馆谷”，一时间云南在各府，各州的城乡都兴建起了大量的义学，形成“学馆林立”，一度达到了义学数量为683所，这是在陈宏谋任期内实现的，由此可见，陈宏谋对清代云南义学发展功不可没。

（三）《办学条规》规范了义学老师的聘用管理，确保了义学师资质量

清代官府对义学老师的选聘和使用十分重视。雍正元年（1736）三年清政府议准云南威远地方、东川土人等处建立义学，选延塾师，先令熟蕃子弟来学，日与汉童相处，宣讲圣谕广训，俟 熟悉后再令诵习诗书。以六年为期，如果教导有成，塾师准作贡生；三年无成，该生发回，别择文行兼优之士，应需经书、日用，令该督抚照例办给，俟熟蕃学业有成，令往教诲生番子弟，再俟熟习通晓之后，准其应试《清通考》，可以见到官府重视义学的程度。在清代《办学条规》记载对义学老师择师很严，并定有严格的奖惩制度。

四、清代云南义学的社会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义学是清政府在民族地区巩固改土归流成果的重要举措，通过这种方式，清政府将自己的统治思想不断的渗透至边疆民族地区，汉文化也由于义学的实施而进入民族地区，加快了中原民族文化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速度，同时也促进了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融合。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地区社会文明化程度不断提高，在清代云南各民族地区进化过程不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各个社会形态并存，在极为落后的条件下，义学教育也在提高大众文化素质的同时兼容了各社会形态的差异性。同时，通过义学这一特殊教育形式，云南这样的民族地区逐渐接受了儒家思想，而中原地区也接受了民族地区各富特色的民俗文化。在大一统的思想下，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思想不断渗透，加速了中原文化与民族地区的文化不断整合、融合。而义学在这一过程中承担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在教育部发展民族地区教育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大力提高民族地区义务教育，全面提升义务教育阶段办学质量，提高办学硬件设施水平。由于清代云南义学官办性质显著，使民族地区大众教育形式有很好的办学渊源。尤其在实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今天，研究义学发展的特性，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今天国家重视民族地区教育，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政府力量集中投入，其作用不可小视。同时加大民族院校多元化办学，加强学科和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进一步办好高校民族预科班。加大民族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真正让普通民族子弟能接受到大众化优质教育。

【参考文献】

［1］明史卷三一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2］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十九[M].

［3］尤中. 云南民族史（下）[M].云南大学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1985.

［5］陆良县志.

［6］云南古近代学制 [M]. 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

［7］于晓燕. 清代云南官办民助初等教育“义学”探析.

［8］教育部民族民族地区教育规划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