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若干思考

【摘 要】中国劳动教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制度，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为我国社会和谐做出巨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与政治需要，我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弊端越来越突出，本文针对我国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劳动教养制度；由来；问题；建议

富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肃清反革命运动中，经过了初期的高效与辉煌，之后一路蹒跚而行，国务院、公安部和人大常委会根据50年来客观情况的变化,多次修补,希冀此项饱受争议的制度能够为中国的和谐发展作出贡献。目前针对劳动教养制度的走向存在多种主流观点,大部分均赞同保留原制度,于法律根据和执行机关上进行必要改革,让该项制度更符合新时代法制建设、经济社会建设的要求,继续承担历史使命。

一、劳动教养制度的由来

劳动教养制度,即是对有轻微犯罪,但尚不够刑事处罚并且有劳动能力的人实行强制性劳动教育改造的处罚措施。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它是一种剥夺人生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如上所述，它诞生于建国初期，目的是为了巩固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人民政权，同时解决那些反革命不安份分子的就业生活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的一项措施。

最早的相关文件是国务院于1957年下半年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的问题的决定》，随着时代的发展，劳动教养至今已经改造教育了近300万人，在发挥巨大作用，促进社会安定发展的同时，其程序上实体上的不合法性也广受民权意识觉醒的人民大众和学者的广泛批评。为此，结合时代具体情况，国务院公布《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作了笼统性原则性的规定。在1991年的《状况》白皮书中肯定了作为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制度。1995年国务院又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上述后续的行政规章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劳动教养的认识，但是仍然不能彻底根除劳动教养的弊病。

二、劳动教养制度现存问题

首先，广受争议的是该制度于我国多部上位法和基本的法律原则冲突。法律的保留原则规定，公民基本权利的处罚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非经法律程序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第三十七条，《立法法》第八条等我国基础法律都受到了来自劳动教养制度的挑战。

其次，劳动教养的程序设计极为简易，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权力的集中导致了公安部门在劳动教养中一股独大。上述的各项法规都规定了全国各省市的劳动教养处罚决定由各省专门成立的劳动教养委员会做出，但是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的规定，往往导致了公安机关单一角色作为劳动教养的审诉机关，在案件中公安机关自诉自审，而原本的劳动教养委员会最终只“沦落”为加盖公章的盖章机构，公安机关权力极度膨胀，复议和上诉等权利无法实现，行政处罚人的权利受到极大的侵犯。

再次，权利膨胀带来的腐败问题，已经多被社会所诟病。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公安机关在整个程序中拥有无限制的权利，很容易造成许多，公报私仇的情况出现。

综上，劳动教养制度的性质变相，偏离了设计的初衷，在社会上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浪潮之中，人民内部有许多矛盾和冲突，许多法院来不及审理，公安机关来不及的案件都交给劳动教养这副万灵药。许多本该依法撤销的案件，由于公安机关不合法不合理的理由，被移交到劳动教养项下。

三、相关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同时根据我国社会现状和法律规范，建议从如下几方面改进劳动教养制度。

（一）对劳动教养的性质加以确定。目前争论有行政处罚说、刑罚说和保安处分说。个人认为，仍定性为行政处罚措施较合理。劳动教养的处罚对象是那些有犯罪行为，但是够不上刑事处罚的人员，就这一句话已经说把劳动教养档在了法院刑事庭的大门之外。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刑罚说也站不住脚。先不谈劳动教养在中国已经跟根深蒂固的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其相关配套制度都在公安机关内部发生完善，全盘改革耗时耗力，而且出动深层的权利关系，恐怕非一朝一夕之功。且设想如果把劳动教养交归法院办理，凡是遵循严格的，审判，上诉，再审，执行等严刻但低效地程序，对劳动教养相对人和审判机关来说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可见，在我国社会关系复杂，劳动教养案件频发，并且基层法院素质普遍偏低，司法资源极为薄弱的现状下，实在不该推行劳动教养的司法化改革。再说目前比较新颖的保安处分论，值得一提的是，保安处分和劳动教养仍然存在着相当的差异，保安处分的规定并不能够全盘的适用于劳动教养制度，况且保安处分诞生于国外，和国外的社区制度，民生文化息息相关，中国本土生长出相应的法制资源，仍需时日。

（二）完善规范有关劳动教养的有关法律。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先由国务院对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作出调整修改，对于劳动教养性质，劳动教养执行方式等重大问题作出明确的细致规定。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改革《行政处罚法》，将劳动教养独立成章，做出权威的规定，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成为有合法性依据的劳动教养权威的法律渊源。

（三）完善合理劳动教养执行程序。坚决改革公安机关自审自诉自查的局面，设立有效的监督民主制度。我国对行政处罚的救济途径有细致的途径，确立了复议等民主客观的制度，不是制度不好，而是制度不被执行，才引起了劳动教养问题，在《行政处罚法》第32条已经做出了相关的制度设计，只要在劳动教养定性明确的情况下，走行政的“上诉”路线，基本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实在没有必要另起炉灶，却做出类似的规定。

（四）关于劳动教养归性于行政处罚后剥夺公民人生权利的问题。学界以及坊间对于劳动教养的批判和受害人的上访对象也多集中在公安机关的腐败上，只要做好上面几个问题的制度设计，劳动教养制度完全可以符合人民的要求，继续发挥作用。从人权和法治的角度，确实也有必要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作相应的改革。劳动教养应该作特殊化处理，即针对不同的相对人，不同的主观恶性，社区评价，罪过性质作出有别于其他人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劳动教养的执行方式也应该多元化处理，针对那些主观恶性较大，社会危险性大，劳动教养屡教不改的相对人可以采用全封闭式劳动教养。半封闭式劳动教养，允许其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可以定期与家人会面，与家人通信甚至与家人朋友娱乐的时间。开放式劳动教养，可以针对那些主观恶性小，劳动教养效果良好，认罪态度诚恳的相对人施加。在劳动教养执行过程中，允许其在所住社区进行义务性劳动，同时紧密与社区的联系，做好这部分相对人的评价机制。类似于国外社区校正制度，目前有关劳动教养执行方式的改革已经在全国许多地区展开试点改革，社区校正制度也被引进，让人充分感觉到这两个制度有可能走到一起的可能。至于劳动教养的年限，做了上述的改革之后，已经不存在完全的剥夺行为人的人身自由，做好评价机制后，仍然可以在劳动教养期间将行为人的教养时间作出结合客观实际的调整，这样一来也符合了宪法和立法法中关于人身权自由只能由法律规定予以剥夺的情况。

最好的制度应该源于社会本身，任何时候都应当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和时限加以规定。盲目照搬国外的所谓先进规定，或者固执的守住某些法律原则不放都是错误的。作为在中国具有历史根基的制度，劳动教养进行改革后仍然不失为一项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制度。它可以和刑法一起构建强有力的事前震慑预防，事后惩治的体系，同时又以教育改造为宗旨，起着无可代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