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与司法关系”的法社会学解读

提出新的研究路径

关于如何平衡“言论自由”（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话题兴起于上世纪初期，得到了司法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关于此的论文多如恒河沙数。

然而，讨论众多未必意味着讨论足够深入。事实上，关于此话题的传统研究始终停留在一个较浅的层面，来回往复论证，却无法再进一步推进。这些研究或是单纯地对某国制度进行介绍和解读；①或是直接从理论层面（结合当前国家大政方针）提出我国的制度设计建议。②

不可否认，此类研究在问题提出的初期尚有其特殊的意义。但是，随着研究的一步步深入，这种单纯的“法解释学”和“对策法学”由于忽略了法律制度背后复杂的社会成因，已无法对问题进行更深入的解读和思考。

故此，笔者拟提出一种法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将法律置于其社会背景之中，去探讨法律制度与其他社会因素之间的深刻关联。本文还将结合比较法研究，通过对澳大利亚和美国有关“言论自由（媒体报道）与司法公正”的制度比较，展示出两国差异背后的种种考量以及其与众多社会深层因素之间的牵连关系。这种法社会学角度的剖析方式就如同“爱丽丝的兔子洞”——将为这一研究领域开启一个新的角度，让这些曾被反复介绍过的国家和制度呈现出不一样的事实，以带给人新的启示和理解。此外，文章结尾还将结合中国的现状进行论证，以有助于深入思考：什么是中国的现实？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

两国制度比较

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媒体法虽然都来源于英国，但历经百年发展，现在两国均有不小改变。概括来讲，美国采取的是“司法避免媒体影响模式”；而澳大利亚则更倾向于“司法限制媒体模式”。③即，在前者，是要求司法体系调整自己以适应无处不在的媒体；④而在后者，则是媒体应适应和调整自己以保障司法的公正实施。⑤具体区别如下：

1.“审判公开”、“言论自由”以及“司法公正”排序上的差别。这三种基本价值的顺位体现了制度设计基本理念的差异。在澳大利亚，源于普通法的传统，其十分重视“司法公正”。但它认为“司法公正”的具体运行和实施需要依赖于“审判公开”的监督。因此，在澳大利亚，这三者的顺位是：“审判公开”优于“司法公正”，最后才是“言论自由”。而美国则将保护言论自由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因此，在美国总体而言，“言论自由”和“审判公开”的分量要重于“审判公正”。⑥

2.具体制度的差别。在平衡媒体与司法的关系上，主要存在三种性质的机制：“威慑性制度”，即通过事后惩罚来敦促媒体在事前便不得不小心谨慎；“禁止性制度”，是在事前通过“缄口令”等方式来禁止媒体将信息披露给大众；最后一种是“补救性制度”，此类措施主要考虑如何在报道已，影响已造成的情况下通过“推迟审判”或“更换陪审团成员”等与不针对媒体的制度来保障司法的公平运行。

因为美澳两国对前三种基本价值的权衡不同，所以在这后三项具体制度的侧重和使用上便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先分析澳大利亚。在该国，最受重用的是“威慑性制度”。相较之下，“禁止性制度”则受到了较为严格的限定。这主要时因为澳大利亚将“审判公开”视为最重要的价值，所以并不提倡事前对报道予以强行的阻拦。此外，“补救性制度”在澳大利亚的使用也远没有美国频繁。⑦

相反，在美国，“补救性制度”被视作最主要的制度，使用率非常高。而“威慑性制度”和“禁止性制度”则受到了严格的控制。⑧具体而言，美国法院对“威慑性制度”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态度，媒体报道必须达到对司法会造成清晰（clear）、现实（present）、极其严重 （extremely serious）并且急迫（imminence）时方可使用。⑨此外，对“禁止性制度”，宪法第一修正案则可称之为深恶痛绝。⑩美国媒体的报道只要符合“内容真实”且“信息获取手段合法”这两个条件，便不能被禁止。⑾

3.制度间的衔接和配合也存在差异。在美国，“补救性制度”的使用可以作为媒体的免责事由。但在澳大利亚，即使“补救性制度”的使用确实可以消减媒体报道的影响，也不能凭此来减轻对媒体的处罚。因此，澳大利亚的法律实际上对媒体施以了更重的责任，来督促其不得不小心谨慎。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处理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时，澳大利亚和美国采取了迥然不同的制度。正如本文开篇提到的一样，这种差异与很多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和法律观念等因素息息相关。

首先，在探讨一个社会究竟应适用怎样的媒体法时，第一要考虑的便是该社会的基本价值、传统文化习惯和民众的接受度。任何法律都不是空中楼阁，它生长根植于具体的社会现实，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中找到依托和立足点，否则，空中楼阁式的移植必然导致法律制度的被规避、搁置甚至架空。

澳大利亚之所以采取了“司法限制媒体模式”，之所以更重视“审判公开”，在于其社会对“司法公正”最基本的认识是——正义不仅应该得到彰显，还必须以“看得见的方式”彰显出来。这项源于普通法传统的观念影响的不仅仅是司法系统的从业人员，最重要的是，广大的包括媒体界在内的澳大利亚普通民众也对此深以为然。⑿因此，虽然一系列“补救性制度”能从理性上告诉他们司法运行是公正无私的，但美国式的，被闹闹嚷嚷的媒体报道包裹着，如同自由市场一样的庭审很难得到澳大利亚人情感上的认同。⒀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澳大利亚即使“补救性制度”保障了司法公正，媒体仍旧要受到惩罚。

美国则不同，“言论自由”在这个国度被提到相当的高度，被视为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正如Mark A. Sirota所言，“保障媒体自由（在美国）已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它甚至成了一个类似宗教的信仰”。⒁

其次，此种差异还涉及到两国更深层的法律文化和政治结构的原因。事实上，美国和澳大利亚皆承认“言论自由”的重要意义，皆认为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言论不应该受到公权力的管制和约束。两国的区别在于：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在美国，“社会公共利益”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涉及司法运作的几乎一切事务，对其的讨论和批评皆在此意中。⒂相反，在澳大利亚，“社会公共利益”的范围被苛以严格界定，明确了因猎奇、八卦等心理而产生的讨论和批评不属此范围。

两国的差别反映了法律文化的分歧。在美国的社会文化里，司法机关被看作类似于政府的公权力机构。为防止其滥用权力，理应接受媒体和广大市民的监督，这也是我们所熟知的媒体的“看门人”的职责。这种现象实际上源于美国社会深层次的政治结构理念，即公权力的运行从根本上被认为是应当受到制约的，而社会从根本上而言对其抱有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⒃而在澳大利亚，虽然很多评论家也常常抱怨法院给予的言论自由的空间太狭小，但澳大利亚的政治结构决定了这种制度构建的稳定性，总体而言，其国内的各方面的压力尚未大到让法院考虑放权的程度。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两国模式的选择归根结底并不是单一角度的权衡或者逻辑上严密推理的结果，而是基于更为广泛和微妙的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我们很难简单地断定美国的法律或者澳大利亚的制度哪个更适合中国。事实上，中国有着与所有的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法律传统、政治背景以及社会现实。⒄

Liebman认为，中国的模式是：当某案件变成社会和媒体热点时，法院（司法系统）并非完全无力对抗这种来自社会的压力。媒体的报道之所以能够撼动审判，恰恰因为其影响了党政机构，通过党政机构来施压法院。所以，在媒体与司法的关系间，中国还存在着一个政府因素的介入。⒅这是和国外模式最大的差异。

本文讨论至此，似乎没能提出一个有效的对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如开篇所言，本文并不是一个“对策法学”或者“法解释学”的研究，所以这不是本文的立足点。事实上，目前国际通行的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更侧重于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窥视法律制度是如何在社会中运行，制度与社会各种因素间是如何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这种角度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刻地去理解该制度存在的意义，也是在当前“对策法学”和“法解释学”盛行的时期，笔者所希望呈现给读者的。

注释：

①李昌道：《美国言论自由的法律尺度》[J]，《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2期；张眉：《建立司法与社会之间的桥梁——管窥西澳大利亚法院的公共信息官制度》[J]，《法律适用》，2006年第6期，等等

②张泽涛：《论新闻监督与司法的制度设置》[J] 《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卞建林：《媒体监督与司法公正》[J]，《政法论坛》，2000年第6期，等等

③陈新民：《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一个比较法制度上的观察与分析》[J]，《台大法学论丛》，2000年第4期

④Stephen A. Metz：Justice Through the Eye of a Camera： Cameras in the Courtrooms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England，and Scotland. [J]， 14 Dick. J. Int'l L. 673 （1996）

⑤⑧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1941）；Pennekamp v. Florida 328 U.S.331 （1946）；Craig v. Harney 331 U.S. 367 （1946）；Wood v. Georgia 370 U.S. 375（1962）

⑥Eagles：Disclosure of Material Obtained on Discovery[J]， 47 Mod. L. Rev. 284 （1984）

⑦Murphy v. R，167 CLR 94， 99（1989）；Jago v. District Court of NSW，168 CLR 23， 46-47， 49（1989）

⑨Bridges v. California 314 U.S. 252， passim （1941）.

⑩Near v. Minnesota， ex rel Olson 283 U.S. 697 （1931）

⑾Butterworth v. Smith，110 S. Ct. 1376 （1990）

⑿⒀Hutley：Bias and Suspicion of Bias[J]， 4 Crim. L. J. 200 （1980）

⒁Mark A. Sirota：Press Law in modern democracies ： a comparative study. [J] Boston. Law. Review. 949 （1984）

⒂Karst：Equality as a Central Principle in the First Amendment， [J] Chi. L. Rev. 20 （1975）

⒃Mark R. Stabile：Free Press-Fair Trial： Can They Be Reconciled in a Highly Publicized Criminal Case？ [J] 79 Geo. L.J. 337（1990）

⒄⒅Benjamin Liebman：Watchdog or

Demagogue？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J].Colombia Law Review， 2005.VOL.105

（作者为深圳特区报法制新闻部编辑，曾任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高级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