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结局与清廷决策浅析

[摘要] 清政府决策的不同导致战争的不同结果。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不仅关系战争结果,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意义。

[关键词] 战争 结局 决策

鸦片战争与中法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影响至深的事件。鸦片战争的失败揭开了中国历史惨痛的一页,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而中法战争则由于《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中国不败而败,法国则不胜而胜,所以,在国人心中留下了难以抚平的创伤。但这仅仅是大略言之,事实上,这两次战争中清政府表现大为不同,因此真正结局绝非“失败”二字所能涵盖,这其中,又与清政府关于战争的决策有极深的联系。

鸦片战争中中国一败再败,其原因大略言之,则为长期的闭关锁国,统治者养成夜郎自大的文化心理和对西方科技的盲目排斥;而深层原因则由于清朝政治,军事的极端腐败;而在决策层面上,以道光皇帝为首的清朝政府的一系列失误,直接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一是妄自尊大,无知轻敌。以道光帝为首的清廷统治阶级不了解天下趋势,仍以“天朝上国”自居,不知鸦片战争是资本主义的英国以地球为舞台夺取市场,掠夺原料,奴役落后地区人民的侵略战争。当鸦片走私泛滥危及清政府统治时,才下令查禁鸦片。当英军决心进行鸦片贸易和战争威胁时,在军事上不做抵抗侵略的准备。道光帝的无知、无勇,战和不定,致使穆彰阿之流卖国、误国,道光帝不能采纳忠言,不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决策,致使战败,应付主要责任。腐朽的清政府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要去领导一场反侵略战争,焉有不失败之理。二是用人不当,决策失误。一八四零年七月定海失陷后,清政府大为震动,以崎善为代表的投降派官僚对抵抗派造谣中伤,道光帝对林则徐等产生怀疑,将其革职查办,接着改派崎善为钦差大臣与英军交涉,崎善投降卖国,丧师失地,后派顽固昏聩的奕山去广东主持军事,结果是对英军作战一触即溃。参赞大臣杨芳在对英作战中十分愚蠢,他看到英舰横行无阻,炮火猛烈,竞遍收民间马桶,载于木筏之上,出海拒敌,明之曰“以邪制邪”,结果失败,英军逼近广州城郊。时人作诗嘲讽杨芳说:“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这便是清廷大员的写照。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军闯入南京江面,清政府委派耆英、伊里布赶向南京订立屈辱的城下之盟。清政府的腐败,使之惧怕人民的力量,起用诸如奕山、杨芳等顽固昏聩官僚,采取敌视人民的政策,压制人民的侵略斗争,致使决策失误,一败再败。三是忽战忽和,指挥失当。道光帝在战争中受投降派影响左右,摇摆不定,从忽战忽和至转而采取一意求降的反动政策,影响了前方将士的军心,对于奋起抵抗侵略的爱国官兵造成指挥错误和束缚。四是玩固守旧,坐失良机。战争开始时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军英勇抵抗,崎善竟拒绝派兵支援,终因寡不敌众,关天培与守军数百人壮烈殉国,造成虎门炮台陷落下广州形式危机。而战后在派谴和谈大臣之时,又对以上错误不加理睬,导致一错再错,铸就了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屈辱的开端。

而中法战争则与此大为不同。一是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屡次获胜;二是在用人上,能够选拔久历战阵,富于战争经验的将军,如冯子材等出任前线统帅;而影响最大的则为第三点,即在战争形势有利于中方时,清政府所选择的和谈道路。这种做法直观看来有些令人难以理解,因此,史学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但事实上,镇南关大捷尽管政治影响很大,但在军事上,它只是中法战争中的一次局部胜利,而整体军事形势则仍不容乐观,尤其是在海战上,清政府始终处于劣势,而法国方面也没有因为一次失败而改变对华战争政策。况且当时清政府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周边形式,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预谋已逐步形成,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很难支持持续的战争。从以上分析来看,趁镇南关获胜的良机“乘胜而收”,利用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尽可能较为体面地签订中法和约,确是清政府从大局着想,在夹缝中求生存的保守性决策,不应一味予以批评。

两次战争,两种结果,事实上可算是在不同时期中清政府对时局把握程度的反映。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对时局的无知,直接导致闭关锁国政策的出现,并因此逐渐拉大了与西方新型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中法战争则发生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对外国的船坚利炮清政府已有了惨痛的认识,士兵也已不是鸦片战争中历承平日久,腐败不堪者,大多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作战经验比较丰富;更重要的,中法战争中中国的局部胜利是对洋务运动的第一次检阅,洋务运动中“以夷制夷”的思想得到较为彻底的运用,并且取得较为明显的效果,而且经历前几次战争失败后议和的教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廷官员对时局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即既不一味妄自尊大,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在大局思想的指引下做出比较务实的决策。

另外,这两次战争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也有各自的特点。一方面,两次战争都不同程度地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阻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小生产经济结构被打破,中国人开始了漫长的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过程,而中法战争首先是在“以夷制夷”思想指引下的洋务运动的出现,因此,当时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道路已经迈开,并且在中法战争以后,这种步伐进一步加快。所有这些,都与清政府的决策有关,因而可以说,不同时期清政府的不同决策,直接造就了鸦片战争与中法战争两种不同的结果。

由此可见,百余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认识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这一时期的历史,其意义决不应该局限于对其失败结果的悲哀,或者在假设中自我慰籍。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这是所有反省背后的真正要旨。中国从明朝中叶至鸦片战争,足足有三百多年的闭关锁国,而这时的世界趋势已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推行殖民霸权为中心的世界现代化运动,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面对西方先进的坚船利炮的扩张,我们无从选择这一失败的结果,但正是从那时起,古老中国开始诸多探索和抗争,放飞了竞逐富强的理想。我们再次从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可见,政府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当时国家,民族的成败兴衰。只有认识国际国内形式,才能制定出正确有效的战略决策,也才能指导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社会生活取得优异的成绩,古今中外皆然。

参考文献:

[1]刘熊祥.中国近代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12.

[2]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三联书店,1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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