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起一座“连心桥”

改革开放30年来，上海的工作在市委、市政府的部署和各级党政组织的重视下，关注民生、倾听民意、体恤民情，把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作为工作重点，反馈社情民意，维护群众利益，化解矛盾，在党和政府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架起了一座“连心桥”，为上海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倾听民声民意 关注民生民怨

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负责政法、和社会稳定工作的严佑民同志，时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人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的工作要“想民之所想，忧民之所忧，办民之所盼”，心系人民，扎扎实实地为老百姓解决好“急、难、愁”问题。他要求身边工作人员要认真处理好人民来信。凡是写给他的群众来信，重要的他都亲自阅批，要求秘书及时转请有关部门认真处理，使群众的来信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结果，桩桩有回音”，以取信于民，团结于民，造福于民。

粉碎“”后不久，上海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社会治安也急需治理整顿。有一段时间，上海发生多起拦路抢劫、污辱妇女的恶性案件，如“控江路事件”等，影响极为恶劣，致使不少群众写信向市委、市政府领导反映，要求整治。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按照中央的“严打”要求进行部署，由分管政法工作的严佑民同志亲自抓一些有影响的案件，从快、从严、从重进行公开审判。严佑民同志还身体力行，经常深夜率市政法有关部门领导，深入各区县基层检查指导、部署落实“严打”措施，增强夜间民警巡逻力量。此外，还大力宣传维护“三个秩序”，即维护工作秩序、生活秩序、治安秩序，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响应和积极参与，取得显著成效。上海的社会治安大大好转，得到了当时中央政法书记彭真同志的肯定和赞扬。

1979年初，在新疆的上海知青多次到市委、市政府集体上访，情绪激动，要求回沪。市委、市政府派严佑民同志负责接待新疆上海知青上访代表，耐心听取反映，并率领市有关部门的领导赶赴新疆，深入建设兵团基层连队找知青谈心，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和具体困难，并及时与新疆和中央有关部门商谈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回来后，及时向市委汇报，并提出建议。后经市委专题会议研究决定：让家庭确有困难仍在新疆务农的单身上海知青回沪；允许留疆知青家庭的一个子女户口报进上海。这样，既解决了新疆上海知青的实际困难，又维护了大局的稳定。

体恤民情疾苦 扎实为民解难

朱基同志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期间，非常重视工作。他要求市部门，将凡是写给他的群众来信一律转交给他，不管工作有多忙碌，每天他总是在深夜临睡前把当天的群众来信阅示完。后来，群众写给他的信不断增加，市办领导建议抽调专门人员阅处写给他的信，然后认真筛选，将其中的重要信件转呈他阅示。朱基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他要求市部门于每月初，要将他阅批转办各单位处理的进度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表格的形式向他报告。朱基对送呈他的各类报告看得非常认真仔细，对推诿扯皮、久拖不决的案件和作风狠狠批评，要求尽快处理解决，还对报告中个别的错别字进行圈点纠正，令人敬佩。

朱基特别关注民生问题，对身患重病、生活贫困的百姓家庭来信给予高度重视。1989年6月20日，家住虹口区虹镇老街一个叫李啸远的小朋友，给市长朱基伯伯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困境，希望党和政府给予关心和帮助。

他在信中写道：1976年，我降生在江阴市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父母均是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江阴澄西船厂工作的职工。母亲生下我仅三个月便因病去世，我从小是在上海由爷爷奶奶拉扯大的。1988年8月，当我高兴地拿到考入四平中学（借读）的录取通知书时，命运之神又给我开了一个冷酷的玩笑。经医院诊断，我患上了先天性免疫缺陷病，每月需输一次200毫升的血浆及肌注丙种球蛋白，否则会危及生命。因此我不得不离开向往已久的中学生活。然而雪上添霜的是，父亲自担任船厂车间主任后，由于操劳过度不幸又于当年10月去世。悲伤和病魔折磨着我，使我14岁的身体仅有21.5公斤。我变得沉默寡言，和昔日判若两人……1988年，我曾先后两次住院治疗，共花医疗费两千余元，但仅报销一半，血浆和丙种球蛋白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可这两项每月就得支出150元，而爷爷奶奶两人的退休金合计不过170元，怎能承受得起……

朱基看完此信心情难以平静，立即作出批示，并电告虹口区政府出面协调，并会同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1989年7月3日上午，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停靠在李啸远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了虹口区委、区政府、区妇联以及市政府、区政府办的叔叔阿姨。区长助理陈顺兆代表区委和区政府，双手紧紧握住李啸远的手说：“啸远小朋友，你虽失去双亲，患上重病，但你不会因此孤单的，党和政府会竭尽全力帮助你们的。”

此时，李啸远再也忍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一头扑进区妇联主任张以敏阿姨的怀中大哭起来，呜咽着说：“谢谢阿姨叔叔对我的关怀！”张阿姨忍着泪水慈母般抚摸着她的头动情地说：“不哭乖孩子，有啥困难尽管对阿姨说，以后我们会常来看你的。”

经过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李啸远的户口报入上海，区民政局、她父亲和爷爷的单位以及虹镇街道，为她解决了生活费和医药费。李啸远转入条件很好的新华医院接受专家治疗，病情基本得到控制。许多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给她送来了钱和衣物。

1989年9月1日，李啸远进入四平中学初一（五）班学习，学校免除了她的学杂费，还让她每月享受最高人民助学金待遇。国庆节前夕，李啸远小朋友又给朱基市长写了一封信：

敬爱的朱基伯伯：您好！在您的深切关心下，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单位的大力帮助下，我的生活、治疗、就读等问题得到了很好解决。生活的现实，使我深深感受到，虽然失去父母的疼爱是痛苦的，但却是暂时的；而社会主义祖国所给予的爱却是深沉的、永恒的……

夯实基层工作 就地化解矛盾

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建设的步伐加快，尤其是实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新体制后，街道和乡镇的工作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而问题的发生地和源头，大多在街道和乡镇。如何寻源头、防漏洞、化矛盾，这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针对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1996年10月23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上海市街道工作会议。时任市委副书记的王力平，对做好新形势下的街道工作提出了要求。会后，各街道、乡镇相继建立了每周一次的领导接待日制度，并参与重大案件的处理。如当时的南市区东凌家宅400余户动迁居民，联名写信反映安置小区公建设施不配套等问题，并扬言要集体上访。半淞园路街道领导获悉后，立即召集动迁单位、公安派出所、综治办等部门开会，及时落实措施，有效控制和化解了这一集访苗子。

许多街道和乡镇设立了人民来访接待室，有的还设置了办公室，列入街道、乡镇行政序列，并配备2名专职干部，统一协调处理各类问题。五里桥、乍浦、外滩、斜土、石泉等街道均建立了三级网络，将工作的触角延伸至居委会和居民小组。

一些街道的领导“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经常深入基层了解社情民意，超前工作，就地化解。如浦东塘桥街道积极会同动迁单位，深入基层了解动迁情况，上门逐户听取群众反映，配合动迁单位细化方案，耐心做好居民的动迁安置工作，使新加坡开发商在该地区建造的仁恒广场300余户动迁居民心平气顺，无一人上访来信，赢得群众好评。

学习模范人物 开展“双争”活动

为进一步推动上海的工作，搭建起一座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连心桥”，1996年7月，上海市委、市政府邀请全国优秀干部吴天祥事迹报告团来沪，向全市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干部做专场报告。武汉市武昌区办副主任吴天祥“心系百姓一心为民”，呕心沥血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生动事迹，引起了上海干部的强烈反响与共鸣。根据市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市办决定在上海全市干部中，开展向吴天祥同志学习的活动，并将这一活动与挖掘发扬本单位的先进典型结合起来，由此发现和涌现出许多感人的事迹。

虹口区干部王月芳，四年如一日，以一个母亲的情怀，无私资助一位失去母亲、生活陷入困境的大学生，其事迹感人肺腑。1996年8月，虹口区委、区政府发出“远学吴天祥，近学王月芳，全心全意当好人民公仆”的号召，以此推动全区的工作。

1992年初，虹口区一个叫张磊的高三学生，正认真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时，他妈妈不幸得了癌症，接着就是住院、开刀、化疗。为使妈妈早日康复，在精神上得以安慰，他刻苦复习，以优秀的成绩在当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使病中的妈妈得到了一丝欣慰。然而，此时妈妈的病情却一天天恶化，所需的医疗费开支也越来越大。妈妈是虹口区集管局下的一家电讯厂工人，爸爸是港务局的码头工人，两人单位效益均不佳。家庭的困境，使张磊过早地感到了生活的重负和压力。在走投无路之时，张磊想到了人民政府。他抱着一线希望，搀扶着妈妈走进了虹口区政府办的来访接待室。接待员王月芳认真耐心地倾听了母子俩的反映后，首先安慰母子俩不要着急，相信政府一定会帮助他们解决困难。然后，经过王月芳的奔波协调，在区集管局的努力下，三天之内就为张磊的母亲继续治病，落实了近两万余元的医疗费，一家人感激不已。

张磊的妈妈住院后不久，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就在张磊开学的前三天离开了人世。妈妈去世后，家里欠下了几万元的债务，使张磊的爸爸愁眉不展，更增添了张磊的心理压力。他想，爸爸每月只有300多元的工资，仅够生活开销，哪还有钱供我念大学呢？为了还债，应帮助爸爸渡过难关。懂事的张磊暗下决心，要打工还债，不上大学了。当他再次走进虹口区办来访接待室的大门，将这一想法告诉王月芳时，王月芳急了，她动情地对张磊说：“你们是下世纪的人才，大学一定要读，在经济上我会全力支持你念完大学的，希望你要安心读书。”张磊一下愣住了，听到王阿姨那充满母爱的温暖话语，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

就在复旦大学开学的前一天晚上，王月芳下班后摸黑找到了张磊家里。当她将大学第一学期所需的学费、书费、生活费以及学习用品、衣物等约计800余元，亲手交到张磊手里时，张磊再也控制不住了，突然扑在王月芳的怀里呜呜地哭了。他说：“王阿姨，等我念完大学，一定将钱还给您。”王月芳和蔼地拍着他的肩说：“钱不要还，只希望你努力学习，成长为一个对祖国建设有用的人才，让你妈妈含笑九泉。”

四年来，王月芳无私资助张磊学费、生活费等约7000余元，逢年过节还请张磊到她家里住几天。张磊做梦也没想到，王阿姨原与自己素不相识，家中有老有小，家境也不富裕。为了资助他上大学，王阿姨一家默默地履行着自己的承诺。这不仅体现了一位母亲的伟大情怀，更反映出一名干部的高尚情操。可王月芳却淡然地说：“助人为乐，解人之难，是我们干部的职业道德，这是我应该做的。”

为了进一步塑造上海窗口的良好形象，市办公室于1997年4月22日，在本市工作系统中开展争创文明室和争当先进干部(以下简称“双争”)的活动，旨在推进上海工作系统的职业道德建设，强化窗口的精神文明规范，以优质高效的工作效率，服务于民，取信于民，凝聚民心。1998年4月29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了上海市工作会议暨表彰文明室、先进干部大会。会议希望各级部门，要把“双争”活动体现出来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发扬光大，并将这一活动持之以恒，常抓不懈。

贯彻《条例》 加快法制建设

1993年10月，《上海市条例》经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十届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同年12月15日施行；1995年8月，又颁布了国务院《条例》。两个《条例》颁布以来，上海各级党政组织和部门认真学习贯彻，大力宣传实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为促进上海工作走上法制轨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例如，嘉定区徐行房产经营公司在销售商品房中，由于物价上涨等因素调整了房价，引起购房者不满。部分购房群众到区政府集体上访，情绪激烈，秩序混乱。两个《条例》出台后，他们再次集体上访时，就自觉选派五名代表，到区政府反映问题，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由于工作人员依法办事，上访人员依法，不仅维护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而且促进了事项的化解。不少群众高兴地说：“两个《条例》的实施，畅通了各级渠道，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利国利民，我们要自觉地遵守。”

2005年5月，国务院新的《条例》开始实施。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部门认真实施。2007年10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市长韩正分别主持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多次专题研究工作，并分别到市办和基层单位调研，要求各级党政组织要全力保持社会稳定，把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来抓。

2008年6月20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工作会议暨2006―2007年度表彰大会。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他语重心长地勉励全市干部：“哭声骂声埋怨声，声声入耳；关心真心责任心，心心相印。”要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的工作，为上海的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