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及对策:基于风险指标体系与业务盈利模式的分析

摘要：由于有与母体银行风险并表的需要，金融租赁公司将受到巴塞尔协议Ⅲ逐步实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本文从新标准所设定的风险监管指标体系调整出发，逐层分析了资本充足率、贷款拔备率、拔备覆盖率等指标要求调整对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盈利模式、规模扩张方式、风险管理理念和公司治理结构带来的影响，并从业务模式转型、与母体银行协同合作、专业团队、信息系统等视角提出金融租赁公司的应对策略。在巴塞尔协议新标准的要求下，金融租赁业从外延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型具有高度紧迫性。

关键词：金融租赁；融资租赁；巴塞尔协议Ⅲ；风险管理；盈利模式

中图分类号：F8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8-0043-05

按银监会要求，我国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施行新监管标准，按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分类，流动性要求、资本充足率要求和损失准备要求等多项要求将分别于2013年至2016年陆续达标。这表明，金融租赁公司参与实施新监管标准已是箭在弦上，从明年(2012年)起的两到三年时间将成为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实施巴塞尔协议Ⅲ的关键阶段。

一、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租赁业的影响

驱动金融租赁业未来转型与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新的监管法规标准。巴塞尔协议Ⅲ确立了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相结合的金融监管新模式，大幅度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本监管要求，致力于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量化标准，将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银行体系稳健性乃至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远影响。金融租赁公司作为商业银行的全资或合资子公司，也将受到协议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概括而言，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1、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时代一去不返。

自2008年银监会恢复审批金融租赁公司以来，三年时间里，我国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规模走过了几何级的扩张路径。截至2011年一季度末，金融租赁公司租赁资产规模已逾3500亿元，三年间增长10倍以上，若干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已经接近监管允许的最低水平(8％)，更多企业的资本充足率在10％上下徘徊。由于接近杠杆率扩张极限，在考量大单租赁业务时已现首尾不能兼顾。考察近年成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冲业务规模、占市场份额、争行业话语权，成为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发展模式。

巴塞尔协议Ⅲ自2012年起施行，将逐步为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扩张的时代划上句号。新标准实施后，正常条件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和非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11.5％和10.5％。需要与股东银行风险和财务并表的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要求按此执行。举例而言，如果某一家新成立的由大型银行设立的金融租赁公司实收资本20亿元，按现行杠杆要求，理论上可扩张租赁业务，把规模做到约250亿元；而按新标准，只能扩张到约173亿元；如不补充资本金，业务规模需压缩77亿元；如维持原规模，要补充资本金9亿元。无疑，无论哪一种方案，在财务上均会对公司构成可观的压力。因此，原一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侧重外延式规模扩张、轻视内涵式提升盈利能力的增长模式在新标准下行不通了，金融租赁公司的增长方式将迎来转折。

2、租赁业“类信贷”业务模式将会无利可图。

过去两到三年中，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实现高杠杆率条件下的高速扩张，相当重要的原因在于“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支撑。根据有关数据保守估计，金融租赁公司的业务中，经营性租赁合同额约占10％，融资性租赁约占90％；在融资性租赁业务中，直租赁业务不足10％，回租赁业务占90％以上。经营租赁和直租比例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租赁市场中的相应比例，而这些占比比较低的业务又是收益率比较高的品种。我国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回租业务中，又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由“类信贷”租赁业务构成的。即租赁交易仅构成完成融资交易所需的结构性要素，真实交易的担保手段、定价水平和风险管理均接近于抵押贷款。金融租赁业近年的高杠杆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因袭了“类信贷”、“二银行”的业务模式。

金融租赁公司之所以能对“类信贷”租赁业务提供的高杠杆乐此不疲，部分因素在于在目前的监管规定下此类模式仍有利可图。这之中关键一点在于目前正常类资产的拨备率为1％，对金融租赁公司的定价水平压力有限。巴塞尔协议Ⅲ要求建立贷款拨备率和拨备覆盖率监管新标准：贷款拨备率(贷款损失准备占贷款的比例)不低于2.5％，拨备覆盖率(贷款损失准备占不良贷款的比例)不低于150％，并且两者将按孰高的原则执行。这意味着，如果继续侧重“类信贷”业务，维持“类信贷”租赁业务定价水平，走外延式扩张的道路，这一类金融租赁公司将会无利可图，以至进入财务亏损。

3、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将受更多抑制。

如以上两点分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一方面办理了大量的“类信贷”租赁业务，另一方面又能在银行业竞争趋于白热化的态势下，以高杠杆率基本达到市场出清的业务规模，这意味着此类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金融产品与传统银行信贷产品之间仍存在差异化。但是，这种差异化未必是正面的，即并不意味着金融租赁公司所提供的差异化租赁业务服务全是由于其体现了融资租赁业务配置金融资源更有效率的一个侧面，如减轻信息不对称性、降低非必要交易成本、改善财务报表、提供税务优化、以融物形式达成融资等等融资租赁的优势方面。不可忽视的是，一部分由金融租赁公司提供的差异化服务源于其相对于受到更严密监管的传统商业银行更易于进行监管套利，利用交易结构绕过行业、产业、业务种类等种种政策限制。例如，对于一项水泥生产企业项目，或一项地方政府平台融资项目，或一项房地产开发企业项目，在由于监管政策限制难以从银行系统获得足够贷款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通过金融租赁公司“曲线运作”，把某种设备包装成为可以售后回租的资产，为企业提供类信贷租赁，通过监管套利获取具有较高风险的收益。今年(2011年)以来，随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投放总量和节奏的规范管理，“规模”渐渐成为资金市场上的稀缺资源，部分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行为又平添了“绕规模”因素。

针对此类监管套利，巴塞尔新标准要求，监管将进一步提升现场检查能力。督促银行加强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防止和纠正不安全、不稳健的经营行为；并建立动态调整贷款损失准备制度。监管部门将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质量差异和盈利状况的不同，对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这些举措意味着未来监管当局将致力于发展对于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的打击力量，通过差别化的监管手段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方式，全面提高银行业经营稳健性，金融租赁企业的监管套利冲动也将随之受到抑制。

4、金融租赁公司将更多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

要有效抑制金融租赁公司内在的监管套利冲动。

只有监管当局自身的努力仍是不足的。对此，股东银行要承担起责无旁贷的责任。当金融租赁公司从母行(以董事会决议形式)取得的经营目标仅仅是租赁业务规模、市场占有率、业务增长率、资产回报率、资本报酬率、利润总量、人均利润等指标时，金融租赁公司内部的高管层与决策部门就会以是否完成这些指标为标尺，有可能忽视子公司的风险偏好是否与集团整体保持一致，决策过程和执行过程自身是否符合风险控制机制的预设条件。因此，如果股东银行忽视风险层面的并表管理，仅仅运用下任务、定指标的手段管理，有可能助长租赁公司“类信贷”租赁或是监管套利行为。

针对此类现象，巴塞尔协议Ⅲ高度重视银行业集团层面的并表风险治理监管标准，包括集团层面的风险偏好设定、统一的风险管理政策、集团内部交易等。新标准还将强化持续监管，赋予监管人员更广泛的权力，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决策过程、执行过程的监管，尽早识别风险并采取干预措施；丰富和扩展非现场监管体系，完善风险监管评估框架，及时预警、有效识别并快速处置风险。这一制度安排下，股东银行将会连同业务指标，把集团风险偏好贯彻到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在风险并表和风险偏好层面，对下设金融租赁公司的风险状态做到了如指掌，从机制和技术层面打消或约束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套利冲动。

5、金融租赁公司有条件或可从股东银行融资。

要让金融租赁公司充分贯彻股东银行设定的风险偏好，除了“控”之外，还要“扶”。一方面，股东银行通过组织、机制、技术等层面严格管理子公司，另一方面，须从经营上扶助租赁子公司，创造贯彻股东意志的必要条件。在监管要求上，我国金融租赁公司(即“银行系租赁公司”)与国外银行系租赁公司有一个细微但重要的差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不得吸收银行股东的存款。然而，从母行获取资金支持恰是国外银行系租赁公司与非银行系租赁公司相比的一个重要优势。可以有力地促进金融租赁公司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水平。

巴塞尔协议Ⅲ对流动性风险管理能力高度重视，要求成员国建立多维度的流动性风险监管标准和监测指标体系，建立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流动性比例等多个流动性风险监管和监测指标，其中流动性覆盖率、净稳定融资比例均不得低于100％。虽然是非存款机构，但这些指标的核心部分对于一家大中型的金融租赁公司同样适用。

租赁公司的租赁期限基本上都在五年以上，负债绝大部分是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款，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是金融租赁业持续的课题。与从同业市场拆借相比，从母行获得的资金不仅仅价格更为优惠，而且价格稳定、可预期性强，可以有力分散流动性风险。从我国金融租赁公司业务经营中的资金需要及母体银行可提供的帮助来看，逐步放开要求、有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金融租赁公司试点从股东银行融资，将成为提升金融租赁公司风险偏好贯彻能力、降低行业流动性风险的一项积极举措。

6、金融租赁公司吃“监管大锅饭”的时代结束。

目前，各家金融租赁公司面对的是基本相同的监管要求：相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相同的融资渠道要求，相同的数据上报频率和颗粒度要求，可以称之是吃“监管大锅饭”。在新标准推动下，这一状态也将一去不复返。新标准要求，监管资源作为一种宝贵的稀缺资源，要进行最优配置和使用，发挥最佳效力。

巴塞尔协议Ⅲ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理念高度重视“分门别类”监管，未来的监管形式有可能如同“中医坐堂”，对各家机构真正“对症下药”。新标准的资本充足率要求设立了三个层次：系统重要性银行要面临增加的附加资本要求，中国银监会暂定其为1％。因此，将来金融租赁公司将按股东银行性质，分为“系统重要性银行下属金融租赁公司”及其他，按不同的并表要求，执行不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新标准明确了三个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包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充足率，分别不低于5％、6％和8％，并且引入逆周期资本监管框架，包括2，5％的留存超额资本和0到2.5％的逆周期超额资本，若出现系统性的信贷过快增长，商业银行需计提逆周期超额资本。凡此种种，监管当局都有充分的可操作空间，对不同机构施行不同要求。此外，监管当局对于其他监管核心指标的要求也会同样视各家金融租赁公司情况量体裁衣。不再一刀切，例如根据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适度调整贷款损失准备要求。

除监管指标不同要求外，监管当局对于数据上报的频率、范围和颗粒度等方面也都可针对金融租赁公司的不同情况提出政策和要求，把各公司划分为三六九等，根据口味轻重“分灶吃饭”。

二、金融租赁业应对新标准的策略

在巴塞尔协议Ⅲ细密绵长的药效下，金融租赁公司高杠杆时代结束、“类信贷”业务无利可图、监管套利冲动受到抑制。同时又要贯彻股东银行的风险偏好，并在“明察秋毫”的监管层和股东面前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应对策略何在?答案恐怕还是在于要发挥融资租赁业的行业特色与自身优势，从业务模式、市场领域、人才建设和信息系统等多个方面着力，走出一条真正有租赁业特色的发展之路。

1、内涵：业务模式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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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租赁作为商业银行重要的产品线，具有较高的附加值，只要业务更贴近于专业化租赁，就会有盈利空间。金融租赁公司在专业化、集约化经营方面迈出步，就可以在盈利能力和资本回报方面收获更多。随着巴塞尔协议Ⅲ在我国的稳步推进，各家金融租赁公司将从“提供资金”向“提供服务”的企业逐步转型，从而收获高于资金收益的服务收益。由于资产金融市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一家公司难以精通和涵盖所有市场领域，必须有所选择。因而，金融租赁公司需要在未来数年在融资租赁市场中加速明确细分市场，建立在子市场中有较强盈利能力的拳头租赁产品。

2、协同：依托股东银行在客户资源、管理手段上的优势。

与其他融资租赁公司相比，金融租赁公司能利用母行在客户资源、管理能力上的巨大资源。面对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关联交易风险等风险因素，需达到不低于传统银行或融资租赁同业的盈利能力。金融租赁公司在市场开拓和管理手段等方面均面临诸多挑战。金融租赁公司依托并加强与母体银行的合作，符合巴塞尔协议Ⅲ的意见。在跨业监管合作方面，按照新标准，针对金融租赁公司，银监会表示将加强与中央银行的协调配合，改进对有关业务的风险评估，构建“无缝式”金融监管体系。因此，加强与母行的融合与协作，充分利用母行的资源，在风控与经营中通力合作，在不断优化自身发展的同时，融入母行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和有益的探索，已成为金融租赁公司借力发展的最优选择之一。

3、团队：组建复合型、专业化的金融租赁人力资源队伍。

2010年末，我国金融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约1200人，外资和内资试点融资租赁公司有从业人员

约2000余人，两者合计仅3000余人，融资租赁市场上专业人才匮乏现象十分突出：业务所需的专业化的资产管理、风险管理和法律、会计、税务，及复合型人才不足；这在航空、船舶、机械设备等领域尤为突出。

专业化人才短缺，也加剧了金融租赁公司风险管理、资产管理和专业创新能力不足。按监管层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要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强化风险管理基础设施，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风险治理组织架构，进一步明确董事会、高管层、首席风险官、风险管理部门和相关业务条线的角色和职能，而这些都离不开专业化的管理人员和执行团队来担任或承担。按新标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应改进并完善激励考核机制，建立风险与收益平衡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制度，吸引并留住金融租赁专业人才。

4、工具：加大对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建设投入。

巴塞尔协议Ⅲ高度重视业务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对于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能力提升的作用。对此，监管层有明确的要求：金融机构要强化数据基础，通过新监管标准实施切实解决金融机构数据缺失、质量不高问题；积极开发并推广运用新型风险计量工具，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计量准确性；强化IT系统建设，为风险政策制定和实施、风险计量工具运用及优化奠定基础。

新标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要努力实现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相结合，采用产品分析、模型验证、压力测试、同业评估等监管手段，保证监管技术能够适应业务和组织机构日益复杂化的趋势：金融机构要制定恢复和处置计划、危机管理计划，增强自我保护能力。此外，金融租赁公司所需的多情景、多方法、多币种和多时间跨度的流动性风险监控体系也离不开核心业务系统和风险管理系统的支持。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满足上述内部和外部风险管理要求，金融租赁公司加大对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投入已是势在必行。

5、视野：随中资企业走向更广阔的蓝海市场。

有数据表明，欧洲银行业比北美银行面临的资本压力更为严峻。这意味着，新标准施行后，欧美金融机构将面临或设法补充资本金，或压缩业务增长的困境，因而欧美银行系租赁公司也将会被殃及，在一段时间内面临比较困难的整体市场环境，可获得的业务机会更为有限。

从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看，我国主体银行(无论系统重要性银行或其他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达标，因而在补充资本金方面受到的影响相对比较小，金融租赁公司会受到的波及也就有限。可以预期，随着新标准的施行，我国金融租赁业在全球融资租赁行业的占有率将有所增长或发力上升。从国际市场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走向全球，金融租赁公司也将随之走向蓝海市场，在全球融资租赁的舞台展现中资租赁公司的特色业务。

6、紧迫：新标准要求不达标银行“退出该行业”。

对于一部分此前重外延扩张、轻内涵增长的金融租赁公司而言，应当关注的是，要摆脱“二银行”、“类信贷”和“监管套利”的窠臼，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甚至不是一个可快可慢的过程，而是一项从监管当局到股东银行都已在关注的紧迫的现实任务。按巴塞尔协议Ⅲ的原则，为防止系统重要性银行经营模式过于复杂，降低不同金融市场风险的传染，我国会继续采用结构化限制性监管措施：维持现行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银行与控股股东、银行与附属机构之间的防火墙，防止风险跨境、跨业传染。因此，金融租赁公司向符合监管要求的通道转型和发展已是题中之，试图通过开展高风险、高收益租赁业务提升盈利能力的通道基本从公司治理的层面已经被封住。

概括而言，巴塞尔协议Ⅲ对我国金融租赁业的影响是：如果办融资租赁业务，就要风险可控，获取合理风险回报；如果继续办成“二银行”，则在新标准下盈利水平就会岌岌可危、无处可遁。因此，谋求经营转型不仅是持续满足新监管标准的内在要求，而且是在日益复杂的经营环境下提高发展质量的必由之路。对于转型缓慢、达不到股东银行期望的综合经营子公司，巴塞尔协议Ⅲ给出的解决方案是“退出行业”。这一原则也为我国监管当局承继。银监会明确：对于进行综合经营试点的银行，要建立正式的后评估制度，对于在合理时限内跨业经营仍不能达到所在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银行，监管部门将要求其退出该行业。对于金融租赁公司，所在行业即融资租赁行业。在一定意上，银行业应对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是一个“稳健”问题，而一部分金融租赁公司应对巴塞尔协议Ⅲ的要求则是一个“存亡”问题。金融租赁公司亟需切实转变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深入分析市场需求，找准市场定位，走质量提高的内涵式增长之路，才能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融合公司内部和外部力量，在未来可能的经济或行业波动中保持可持续的稳健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