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3 04:42:16
摘要：《文史通义》是一部史学理论著作，章学诚在这部书中提出了“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著名论断，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本文结合前朝后世学者对《文史通义》的评论，阐述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文史通义》
（所用版本为《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9月第4版）
《原道下》P139
“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博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
按：刘咸《识语》云：“此二语是先生论文之大义。由我者，真知真情也，其根本在气质。详《史德》《文德》《质性》诸篇。非由我者，切时切事也，其根本在风气。详《原学下》《说林》《古文十弊》第五。”此语切合实斋阐发之意。圣人贤人于世事有所感，顺势记下心中所思所想，不求著述能垂教后世，只将它当作思考的副产品，不刻意求之，此为由我者。若如夫子所说“我欲无言”，但世人须警世醒世之文，于是不得已而成文以求作用于当下，著书立说是直接的目的，此为非由我者。实际中，二者并无明显界限，我认为若能以前者为前提而发挥后者之功用是为最美者。毕竟学之为用，在于上穷天道，下醒人事，治学虽立意高远，但终要用于人伦日用之常。但若著书立说全在乎为世所用而舍弃独立的思考和内心自省，文章便索然无味，也无甚可取之处。章学诚在《与陈鉴亭论学书》中有言：“孔子不得位而行道，述六经以垂教于万世，孔子之不得已也。后儒非处衰周不可为之世，辄谓师法孔子，必当著述以垂后，岂有不得已者乎？何其蔑视同时之人，而于后世邪！故学孔子者，当学孔子之所学，不当学孔子之不得已。”非由我者乃一时之势，时代不同，其势亦不同；而由我者，为亘古不变之道，后世学者盲从一时之势而不见不变之道，似刘知几《史通・辨似》篇中所谓“貌同而心异者”。故若能持不变之道而洞悉一时之势，则所著文章必有可取之处。
《博约上》 P157
按：此篇引用苏轼读书之法，教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次读之，一次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实斋以为此法谬矣。作一意求之，若要深入其中以尽明其意，必当专精于此而尽毕生功力，学者不可得；若止于寻章摘句，浅尝辄止，则于求学之道无所补。于是，实斋于《答沈枫墀书》中有言：“博览以验其趣之所入，习试以求其性之所安，旁通以究其量之所至，是亦足以求进乎道矣。”实斋提倡博览群书，但博览群书是治学的手段而非目的，它用以帮助学者确定具体的治学领域，一旦领域确定，更多需要的是专精的功夫。况且个人资质、兴趣不同，若如子瞻所言，读书每部份都不得遗漏，那么必然会有资质不及、兴趣之外的部份，读到此处，事倍功半，难以有所见地。
《博约中》 P161
按：本篇阐述学问与功力的区别，章氏《又与正甫论文》有言：“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不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功力是对具体问题的认识，既知其然；而学问要求能对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既知其所以然。为何会有功力与学问的区别？篇中有论“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此处所谓天性、至情，刘咸《识语》中有所解释：“所谓天性，即《质性》篇所论。所谓至情，即切时切事而生者。”《质性》篇借孔子的话以明其意，“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盖世人质性，多介乎三者之间，此所谓天性，既对世事的态度。而至情多偏于感性，对于事物发乎内心的主观感受。天性与至情合称性情。所以并非功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升华为学问，而是二者始终并行发展。有性情者，治学之初，虽才疏学浅，鲜有见地，但功力每进一层，学问便进一层；而无性情者，纵使博学多识，功力愈进，却距学问愈远。性情者，与生俱来的只是一小部份，大部份取决于后来修养，所以学者应当善养性情。
《申郑》 P464
“史家著述之道，岂可不求义意所归乎？自迁、固而后，史家既无别识心裁，所求者徒在其事其文。”
按：章学诚认为，史家著述之道，在于义意所归而非其文其事。刘知几《史通・辨职》篇有言：“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此处刘知几将推崇为史官中最上者的乃是秉笔直书之人，虽死不易其节，不改其书。可以看出，章学诚推崇借事明道，而刘知几推崇据实记事。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序言中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新时代需要新史学，不是对事件的重复记述，而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中国前朝后世史书不厌其烦地重复记述同一史事，于史学一些基本问题却无所涉，其中就包括他们如此看重的“记实”是否能够成为可能这一问题。刘知几此语所代表的是中国传统史学，他忽略了“‘真实’只是陈述的一种属性，而非‘事物自身’的属性”（《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其当代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这样，对于“真实”缺乏先行认识，他所能做的只是盲从于记事，而不能理解历史。与之相比，章学诚的认识似乎更深刻，但他所推崇的“义意”不出《春秋》、《史记》、《汉书》这些传统史学著作，而且论述也很模糊。中国史学一脉相承，刘知几的局限亦是章学诚的局限，亦是当代史家的局限。
《师说》P318
“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何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按：韩愈《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一句是在劝当时之人不应以相师为耻。余中学时习得此文，觉得甚是，与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一句有异曲同工之意。今日读实斋《师说》一篇，方觉韩愈作此语是未及师之究竟也。学者，学于道也，至于具体知识，虽也得自师者，但于有志者而言，终不是学之目的。韩愈所指如与不如，皆是具体知识，所以能做出如此明确的判断。至于明道，又岂敢说巫医百工、渔樵草莽不及书生学者？韩愈此语，是言考虑师者的标准在于实而非名，然而此语一出，便可见他将知识而非道视为实终。如遇能传我道者，即刻相师，至于技曲艺业长于或不及我，明师道者不予理会，更不会多此一语。
《辨似》 P339
“（理）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
按：此语当以自勉！一书在手，初读时不得其理，故曰此书平淡无奇，不值得深推。再读时似懂非懂，于字里行间似与作者有所共鸣，但若要挥笔成文，论述详备则不可得。三读此书时，于其意方稍有所解，可写下只言词组。此时，于洞晓书中所发之理尚有距离，唯有再三推敲，学思兼备，才能有所进。故曰读书恰似博弈，若自己放弃，则理胜，于理终不可见；若持之以恒，则理败，终为己用。
《横通》P391
按：篇后叶瑛按曰：“本篇盖讥当时目录版本之学。”余以为此轮谬矣。此篇实斋论及目录版本之学时，只是以此举例，意在说明何为横通之人。自此而下，于目录版本之学无所涉及，所论多为横通之币与横通之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