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论文范文

文史论文范文第1篇

相对于作者方面的问题，编辑对引文差错问题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一般认为，相对于学术观点分歧这样的大问题，引文差错问题属于不受重视的“小问题”，极易被编辑所忽视。实际上，引文差错属于“硬伤”，这对引用原始资料与文献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对引用文献的版本选择要求更高的文史论文来说，堪称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中，大量的错误实际上都属于引文问题。具体来看，常见的引文差错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文本身的差错，即引文文字与原文献不符;二是出处差错，包括作者、著作名、版次、卷次、页码、出版时间差错等。前一方面一般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引文不认真核实，漫不经心，造成多、漏、错字。如“神祇”的“祇”误作“祗”;“一阕词”的“阕”误作“阙”;《尚书》“金縢”的“縢”字误作“滕”;农历“己未年”的“己”误作“已”;成语“亲承謦欬”的“謦欬”误作“罄咳”;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的“徵”字误作“征”，等等。最令人惊愕的是，一些诗词引文竟然发生一些不能想象的错误，如七言诗竟然只有“六言”，或“五言”成了“四言”，以致诗词不押韵，不堪卒读。严重的错误往往只是一字之差，如《后汉书•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2］3124，其中“欲老人不噎”在一篇论文中被误引作“欲老人之噎”，一字之差，意思正好相反。二是转引转抄，凭记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所引的“名家名言”往往是辗转传抄而来。最常见者，如《十三经注疏》的“注者”和“疏者”的混淆，贾公彦和郑玄、孔安国和孔颖达、徐彦和贾公彦、邢昺和孙奭，都极易混淆，从而误导读者。还有一些引文本身残缺不全，或将原文掐头去尾，或中间腰斩，也不加省略号，致使意思含糊不明。出处差错主要表现在引文的出处不明，或使用旧版本，或者只是简单标出书名、出版社，给编辑核对增加了无穷的麻烦。如个别论文只简单注明引文出自《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既无具体的版本、卷数、册数，更无具体的页码，令编辑无从查找。更有甚者，只简单标明出自影印本《四库全书》，再无其他信息，这样的引文实际上失去了引用的意义。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编辑角度来说，主要是编辑不重视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没有认真对待引文差错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是编者和作者共同的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将引文的准确作为自己的职责。引文差错问题就其产生的源头来说，作者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解决引文差错问题，首先需要作者提高责任心，把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作为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对引文负责，不断提醒作者重视引文问题，针对不同的引文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具体地说，针对引文本身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提高对论文引文重要性的认识。引文必须是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相关材料后从中摘出的以资论证的内容，应是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原著中直接引用，应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认真核对，一丝不苟。应尽量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如果因为文献资料一时难以找到而不得已转引，一定要逐字逐句认真一一加以核对，并注明所转引材料的确切来源、出处与具体页码。转引他人文章的引文极易在内容、文字等方面出现程度不同的疏漏和误差。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段引文，被某位名家误引后，又被其他作者沿袭，一再误引，产生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波及数种出版物，包括专著和期刊、几位研究者，大有三人成虎，难以挽回之势。更让人担忧的是引文方面的断章取义现象，具体表现在随意删改删节引文或对引文掐头去尾又不加省略号标明，甚至不顾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故意曲解原文原意，或前后颠倒为我所用，为自己的观点贴标签，等等。这种恶劣做法是一种极不严肃学风的表现。针对出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本着尊重原作者、对读者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态度，采用最权威的版本，认真标明出处，包括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页码。引文应来自最新版本，对于有不同版本的古籍，应采用普遍为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被学界公认的古籍出版权威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而尽量不引用地方性的非专业出版社的版本。在引用古籍文献时，应尽量采用最新的整理校勘本。如在引用经学及思想史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等精良的版本;在引用文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古体小说丛刊”等;在引用史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等，尽量不用未经整理点校的老版本。

2．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针对引文的编辑规范;利用互联网提高检索引文效率。编辑作为刊物学术质量的把关人，对学术论文的引文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为了切实防止论文引文问题的发生，学术期刊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首先要加强预审。复核引文是一项细碎而又要求严谨的工作。因为引文条目众多，出处杂乱无章，而编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可以采取抽查的方法，即随机选择部分引文进行复核，如果问题较多较严重，应该提请作者对引文重新进行复核。为了有效防止引文差错，还要依据《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明确编辑的具体责任。引文问题的严重泛滥，一方面与编辑的文字功底、业务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辑的职业态度有关。在文史论文的编辑工作中，最费时、最令人头痛的工作就是为作者的文章核对引文。一般来说，作为一名文史编辑，都具备基本的文字能力、文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的版本意识，只是出于畏难心理，许多人都以“文责自负”为借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本该由编辑负责的核对引文工作简单地推到作者那里。事实上，强调“文责自负”，并不能因此忽视“编辑把关”的作用，不能将“文责自负”简单地理解为作者应对文章负全部责任。作者的文章一经在刊物上发表，就意味着作者和编者应共同对文章负责。因此，编辑的严格把关仍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要建立针对引文问题的编辑规范。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可供遵照执行，凭经验处理成为大多数编辑的习惯做法，编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建立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有助于引文问题的解决。此外还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检索工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信息检索相对于原始手段，具有快捷、便利、灵活等特点，具有效率高、信息量大等优势。编辑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检索手段，利用电子检索、网上检索，有效地化解核对原文较困难、费力费时等问题，大大提高编辑的工作效率。在对文史论文引文的复核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开发出来的各类网上检索系统，有效解决时间紧迫等问题。如复核查阅文史图书资料，可以利用“《四库全书》原文查阅系统”、“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甲骨文全文检索及全文影像系统”、“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大正新修大藏经全文检索系统”等，也可以利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电子版本，或利用诸如“国学网”、“国际儒学网”、“简帛研究网”等文史研究网站，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或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编制的书目查询系统。复核查阅期刊论文，可以借助“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各类文史专业数据库如“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网上资源。编辑复核引文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引导学风的健康发展具有导向意义。认真对待文史论文的引文，既是编辑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对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正确传承尽到一份责任。老一辈学者在引用文献资料时一般都极为谨慎，亲自披阅大量史籍，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值得年青一代编辑好好学习和继承。

文史论文范文第2篇

一、不重视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是引文差错频现的内部原因

相对于作者方面的问题,编辑对引文差错问题的重要性往往被忽视。一般认为,相对于学术观点分歧这样的大问题,引文差错问题属于不受重视的“小问题”,极易被编辑所忽视。实际上,引文差错属于“硬伤”,这对引用原始资料与文献的准确性要求更高,对引用文献的版本选择要求更高的文史论文来说,堪称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在《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中,大量的错误实际上都属于引文问题。具体来看,常见的引文差错一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引文本身的差错,即引文文字与原文献不符;二是出处差错,包括作者、着作名、版次、卷次、页码、出版时间差错等。前一方面一般又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引文不认真核实,漫不经心,造成多、漏、错字。如“神只”的“只”误作“祗”;“一阕词”的“阕”误作“阙”;《尚书》“金縢”的“縢”字误作“滕”;农历“己未年”的“己”误作“已”;成语“亲承謦欬”的“謦欬”误作“罄咳”;音乐术语“宫商角徵羽”的“徵”字误作“征”,等等。最令人惊愕的是,一些诗词引文竟然发生一些不能想象的错误,如七言诗竟然只有“六言”,或“五言”成了“四言”,以致诗词不押韵,不堪卒读。严重的错误往往只是一字之差,如《后汉书?礼仪志中》:“仲秋之月,县道皆案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王杖,……王杖长九尺,端以鸠鸟为饰。鸠者,不噎之鸟也,欲老人不噎”[2]3124,其中“欲老人不噎”在一篇论文中被误引作“欲老人之噎”,一字之差,意思正好相反。二是转引转抄,凭记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所引的“名家名言”往往是辗转传抄而来。最常见者,如《十三经注疏》的“注者”和“疏者”的混淆,贾公彦和郑玄、孔安国和孔颖达、徐彦和贾公彦、邢昺和孙奭,都极易混淆,从而误导读者。还有一些引文本身残缺不全,或将原文掐头去尾,或中间腰斩,也不加省略号,致使意思含糊不明。出处差错主要表现在引文的出处不明,或使用旧版本,或者只是简单标出书名、出版社,给编辑核对增加了无穷的麻烦。如个别论文只简单注明引文出自《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既无具体的版本、卷数、册数,更无具体的页码,令编辑无从查找。更有甚者,只简单标明出自影印本《四库全书》,再无其他信息,这样的引文实际上失去了引用的意义。出现上述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编辑角度来说,主要是编辑不重视学术规范和编辑规范,没有认真对待引文差错问题。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1.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是编者和作者共同的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将引文的准确作为自己的职责。引文差错问题就其产生的源头来说,作者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解决引文差错问题,首先需要作者提高责任心,把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作为目标。期刊编辑应引导作者对引文负责,不断提醒作者重视引文问题,针对不同的引文问题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具体地说,针对引文本身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提高对论文引文重要性的认识。引文必须是作者在全面、正确地理解相关材料后从中摘出的以资论证的内容,应是从作者直接阅读过的原着中直接引用,应以原始材料为依据,认真核对,一丝不苟。应尽量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如果因为文献资料一时难以找到而不得已转引,一定要逐字逐句认真一一加以核对,并注明所转引材料的确切来源、出处与具体页码。转引他人文章的引文极易在内容、文字等方面出现程度不同的疏漏和误差。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一段引文,被某位名家误引后,又被其他作者沿袭,一再误引,产生如“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波及数种出版物,包括专着和期刊、几位研究者,大有三人成虎,难以挽回之势。更让人担忧的是引文方面的断章取义现象,具体表现在随意删改删节引文或对引文掐头去尾又不加省略号标明,甚至不顾具体的上下文语境,故意曲解原文原意,或前后颠倒为我所用,为自己的观点贴标签,等等。这种恶劣做法是一种极不严肃学风的表现。针对出处差错问题,应引导作者本着尊重原作者、对读者负责、对自己的作品负责的态度,采用最权威的版本,认真标明出处,包括作者、译者、出版社、版次、出版时间、页码。引文应来自最新版本,对于有不同版本的古籍,应采用普遍为学界公认的权威版本,被学界公认的古籍出版权威机构,如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而尽量不引用地方性的非专业出版社的版本。在引用古籍文献时,应尽量采用最新的整理校勘本。如在引用经学及思想史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清人注疏”、“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中国思想史资料丛刊”、“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等精良的版本;在引用文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古体小说丛刊”等;在引用史学古籍时尽量采用中华书局的标点本“二十四史”、“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中国历史文集丛刊”、“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等,尽量不用未经整理点校的老版本。

2.加强制度建设,建立针对引文的编辑规范;利用互联网提高检索引文效率。编辑作为刊物学术质量的把关人,对学术论文的引文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为了切实防止论文引文问题的发生,学术期刊一定要加强制度建设。在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首先要加强预审。复核引文是一项细碎而又要求严谨的工作。因为引文条目众多,出处杂乱无章,而编辑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因此可以采取抽查的方法,即随机选择部分引文进行复核,如果问题较多较严重,应该提请作者对引文重新进行复核。为了有效防止引文差错,还要依据《图书编校质量差错率的计算方法》明确编辑的具体责任。引文问题的严重泛滥,一方面与编辑的文字功底、业务水平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编辑的职业态度有关。在文史论文的编辑工作中,最费时、最令人头痛的工作就是为作者的文章核对引文。一般来说,作为一名文史编辑,都具备基本的文字能力、文史基础知识和基本的版本意识,只是出于畏难心理,许多人都以“文责自负”为借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把本该由编辑负责的核对引文工作简单地推到作者那里。事实上,强调“文责自负”,并不能因此忽视“编辑把关”的作用,不能将“文责自负”简单地理解为作者应对文章负全部责任。作者的文章一经在刊物上发表,就意味着作者和编者应共同对文章负责。因此,编辑的严格把关仍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要建立针对引文问题的编辑规范。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可供遵照执行,凭经验处理成为大多数编辑的习惯做法,编辑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建立有关引文差错处理的编辑规范有助于引文问题的解决。此外还需要借助于现代化的检索工具。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电子信息检索相对于原始手段,具有快捷、便利、灵活等特点,具有效率高、信息量大等优势。编辑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的检索手段,利用电子检索、网上检索,有效地化解核对原文较困难、费力费时等问题,大大提高编辑的工作效率。在对文史论文引文的复核过程中,可以充分利用已经开发出来的各类网上检索系统,有效解决时间紧迫等问题。如复核查阅文史图书资料,可以利用“《四库全书》原文查阅系统”、“二十五史全文检索系统”、“甲骨文全文检索及全文影像系统”、“全唐诗电子检索系统”、“大正新修大藏经全文检索系统”等,也可以利用《四库全书》、《续修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的电子版本,或利用诸如“国学网”、“国际儒学网”、“简帛研究网”等文史研究网站,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 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国内重要图书馆或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编制的书目查询系统。复核查阅期刊论文,可以借助“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中国学术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各类文史专业数据库如“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等网上资源。编辑复核引文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于引导学风的健康发展具有导向意义。认真对待文史论文的引文,既是编辑的职责所在,也是为了对祖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正确传承尽到一份责任。老一辈学者在引用文献资料时一般都极为谨慎,亲自披阅大量史籍,这种严谨负责的态度值得年青一代编辑好好学习和继承。

文史论文范文第3篇

《中华文史论丛》（CN：31-1984/K）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中华文史论丛》以言之有物、不尚空论为宗旨，倡导理论与考据相结合，重视把文史哲作贯通研究，注意发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论文。内容涉及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中国古代科技、敦煌学、民俗学和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等领域。该刊专业性较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文史论文范文第4篇

事实上，不仅中小学教师需要弱化论文要求，进行多方考核，大学文科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亦亟须改变。首先，需要改进目前“只唯CSSCI”的现状。CSSCI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数据库，用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目前各校职称评定采用最广的一项数据指标。CSSCI在大学文科教师高级职称晋升中占的权重很大，特别是在正高职称的晋升中。

其实CSSCI并非真的那么权威和完备。比如，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史界的著名学术刊物《文献》、《中华文史论丛》前几年都没被CSSCI收录在内，而《文史知识》、《百年潮》这类刊登较多纪实、通俗文章的刊物却名列其中，其科学性、合理性可见一斑。

除了论文指标外，文科人才评价指标还要加上其他几种难以达到的指标。笔者调查收集了数所985高校文科评审正高职称的标准，必须符合三项“硬杠杠”：必须有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或两项省部级以上项目；必须在CSSCI来源期刊的核心期刊上发表10篇以上的论文；必须有一部本人为第一作者的20万字以上的专著。而教学工作量指标还不计在内。这些“极高”的指标，让某些正教授甚至终身教授都感慨：“如果把我放在现在来评，肯定也评不上。”

更严重的是，各高校之间竞相攀比“高标准、严要求”，普通高校向211高校看齐，211高校向985高校看齐，而985高校则声称以后要朝“更高更严”的方向发展，仿佛越高越严“鞭打快马”，就能拥有一流师资。而所谓的“更高更严”，并非更科学、全面的评价，说白了，无非是论文量上再加数篇，课题数上再加几个而已。

如此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一是分散了一线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既不能专心于教学，也不能产生好的科研成果；二是助长了浮夸学风，剽窃、造假行为由此而起，学术腐败横行；三是鼓励了恶性竞争，打乱了原有的学术梯队和团队，涣散了人心，自毁长城。

上述文科人才评价机制的误区和恶果正向全国蔓延。长此以往，这种“严刑峻法”式评审标准折腾的不仅是文科教师，而且是整个高校的文科事业。高校文科人才评价指标机制，已到了非改变不可的地步了。

文史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选》史论；文体；文思；文藻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3）03-0007-06

作为南朝时期最著名的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收录的文体有39种，其选文遵从雅正，体现出编纂者文质彬彬的文学主张。在这39种文体当中，史论并非最重要的一类。但从入选的9篇史论的文章体式、内容及艺术特点来看，编者的意图及其对史论文体所持的理论观念都非常明确。如果从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体的演变过程来看，众多学者曾给予了很大程度的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如瞿林东教授《谈中国古代的史论和史评》一文从宏观角度对史论的发展给予系统总结。而杨朝蕾的博士论文《魏晋南北朝论体文研究》部分章节以及马艳辉《魏晋南北朝史论的发展及其时代特点》主要是针对史论文体的演进特征进行深刻剖析。不过，就《文选》选文体系当中的史论而言，当前学者述之甚少。虽然孙志轩在《（文选>史论体对

一、文体

从传统史学意义上讲，史论主要指史家对各种历史现象或历史人物所做出的具体评价。随着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发展，汉魏六朝时期，史论的种类逐渐增多，或附于传末，或单独成篇，或以史论专书的形式出现。但就文体分类而言，史论作为一种文体应当隶属于“论”这一文学范畴之下。正如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中所言：

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昔仲尼微言，门人追记，故[仰]其经目，称为《论语》；盖群论立名，始于兹矣。……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

刘勰认为，论这一文体源自《论语》，从内容来看，分为四类，即陈政、释经、辨史、铨文。论之为用，主要是概括各家之言来精密地研究某个道理。因此，刘勰所列文体当中，史论附属于论，不仅赋有辨史、评议的功能，而且还具有迹坚求通、钩深取极的作用。不过，同是生活于梁代的萧统及其文学集团，在编纂《文选》时，除却论这一文体之外，单列史论为一类，呈现出与刘勰不同的文体观。这又是为什么呢？

在《文选》当中，涉及论者有三种：设论、论、史论。这种分类合理与否姑且不论，但有一种文体认知结果却实际存在，即在《文选》编纂者看来，史论是与设论、论等文体并列而独立存在的一种文体。史论文章何以入选《文选》，萧统在序言中有一段著名的说明：

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

萧统认为自己编纂《文选》的原则正史不取，但录史论。因为史论，尤其是附于正史杂史之末、断人善恶的史家评议，乃是史家在记录一代历史、叙述人事变迁之后所做出的主观评判与客观总结，这些文章注重以人事为本，能够述沉思，彰善恶，明是非，畅情怀，因此，编纂者才将史论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而收存于《文选》，充分显现出史论的文学意义。

有关《文选》当中史论的分类，后人颇有微辞，如徐师曾云：“萧统《文选》则分为三：设论居首，史论次之，论又次之。较诸勰说，差为未尽。唯设论，则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三首以实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为一体，统不明言其体，而概谓之论，岂不误哉？”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教下》一文中曾对《文选》的文体分类作以分析。他认为，在文体分类的层面上，古代编者有文拘形貌之嫌：“盖编次者之无识，亦缘不知古人之流别，作者之意指，不得不拘貌而论文也。”章氏认为《文选》的文体分类存在诸多谬误：“班固次韵，乃《汉书》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纪》第一，述《陈项传》第一者，所以自序撰书之本意，史迁有作于先，故己退居于述尔。今于史论之外，别出一体为史述赞，则迁书自序，所谓作《五帝纪》第一，作《伯夷传》第一者，又当别出一体为史作赞矣。”如其所言，史述赞作为史论之后的赞语，四言偶对，以韵行文，它与史论合称论赞，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而《文选》单独列为一类，这与传统文体划分有很大区别。正因如此，章氏才提出《文选》虽是“辞章之圭臬，集部之准绳”，但其文体分类存在很多问题，以致达到“淆乱芜秽，不可殚诘”的地步。当然，章氏所言稍过。作为中国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的产生远在梁代，其时文人对文体分类的认知尚随文学的发展而不断地深化，编选者的文学批评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也是必然，但这种初步认知所体现出的鲜明的文学批评意识及其宝贵的文学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

如前所述，史论主要是指“在中国古代史学及有关历史文献中，关于客观历史如史事、人物、历史现象等问题的评论”。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史论的出现，显示出以萧统为代表的梁代文人所受到的史学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学兴盛的体验和感知。《文选》史论类载录文章9篇，分列如下：

1 班孟坚《汉书・公孙弘传赞》

2 干令升《晋纪・论晋武帝革命》

3 干令升《晋纪・总论》

4 范蔚宗《后汉书・皇后纪论》

5 范蔚宗《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6 范蔚宗《后汉书・宦者传论》

7 范蔚宗《后汉书・选民传论》

8 沈休文《宋书・谢灵运传论》

9 沈休文《宋书・恩悻传论》

这9篇文章直接取材于正史与杂史，俱为附于专传、合传、类传之后的史家评议。可见，在《文选》编纂者的意识当中，史论一体是指狭义概念而言。言其狭义，主要是因为除却正史、杂史当中存在的史论之外，还有其他的史论形式，诸如贾谊《过秦论》、陆机《辨亡论》之类，围绕某一专题展开论述的单篇文章也是史论，而在《文选》的分类当中，这些文章则被归入论而非史论，诚然，《文选》所认同的史论文体，主要是指源于《左传》之“君子曰”这种形式，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论赞》中曾述及此，其云：

《春秋左氏传》每有发论，假君子以称之。二传云公羊子、谷梁子，《史记》云太史公。既而班固曰赞，荀悦曰论，《东观》曰序，谢承曰诠，陈寿曰评，王隐曰议，何法盛曰述，扬雄曰撰，刘曰奏，袁宏、裴子野自显姓名，皇甫谧、葛洪列其所号。史官所撰，通称史臣。其名万殊，其义一揆。必取便于时者，则总归论赞焉。

无论哪种称谓，作为正史、杂史、杂传当中的史家评语，都是体现与表现史家才、学、识的直接凭借，而《文选》史论所列文章均属此类。由此可见，《文选》编纂者对史论一体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也体现出他们对传统史学史论体式的认同。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大都超越了一般史论长度，更多地具有总论、专论的性质。从内容上看，《文选》史论多以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某一现象为中心展开论述，叙致既明，论议深博，彰善惩恶，以戒视听。史论的存在，更多地代表了史书作者的主观意见，体现出史家明断的史识。

《文选》单列史论一体，反映出编纂者在文体分类方面表现出的一种鲜明的文学敏锐性，而这种选择也是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从大的史学背景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学科而单独确立，先有荀《中经新簿》分文籍为甲、乙、丙、丁四部，其中史部类别析分，种类增多，遂成后来《隋书・经籍志》四部分类的前瞻。另外，元嘉十五年（438），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标志着文学从传统史学的母体中脱离，文学概念得以进一步厘清和确立。因此，从文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史论作为史学与文学的一个交叉点与契合点，一方面它以史为鉴，内容丰博，具有辨疑惑、释疑滞的实际作用；另一方面，优秀的史论文章往往据实而论，视野宏阔，旨义深微，言辞精练。诚然，《文选》史论兼有通变与新变之义：博通古今，自人典雅之懿；文式变化，数必酌于新声。编纂者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遂以传统的史学样式，传达出了文体新变的理论信息。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此言确矣。史论正是契合了汉魏六朝史学与文学的发展变化，从而成为独立单行的一种重要的文体样式。因此，从《文选》史论选文来看，编纂者对史论概念内涵的理解，以及由此而呈现出的文史观念是非常明晰的。

二、文思

史之为用，在于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当世之务，正因如此，持正以论、秉忠疾邪的史论能够使人在把握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有效地提高自己对历史规律的认知。而作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史论的优劣与史家所具有的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息息相关。借助于史论这种文学形式，史家可以依史而论，据实而言，可以抒怀，宣扬褒贬，表述自己对历史兴亡、人事变迁的种种思考。

《文选》所选9篇史论，虽然取自四部史书，但其内容颇为广博，国家政治生活当中的很多方面，诸如盛衰之变、政权交替等，无不关涉立根之基、治国之本，史家对此类问题的探索与思考意见，能够深刻地反映出历史规律，揭示历史现象的真实本质。除此之外，史论当中有关后妃干政、宦官专权、武将分封、恩宠得势、遁世归隐、文学新变等内容，无不事关时政，发人深省。这些史论或总括一代，或分论事变，或颂扬盛世，或贬斥邪恶，立足于客观历史之上，闪耀着较强的理性色彩，具体而言，其内容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历史性。历史性是指史家善于从历史的角度审视各种历史现象、事件与人物，尤其注重以广阔的历史视野来看待问题，概括史实，纵论史事，阐发政治思想，提供鉴识之用。《文选》史论选文尤重此类。例如：盛世总结，这是国家建设的问题。在班固《汉书・公孙弘传赞》当中，他集中评述了西汉盛世的发展特点以及人才使用的重要性，乃是一篇独到而全面的历史性总结。盛世，对于有才学的人来说非常重要，正因为得遇其时，所以才能逞其所能。班固以公孙弘的人生遭际为出发点，从一个侧面揭示出西汉时期，尤其是汉武帝统治时期，“海内安，府库充实”的社会特点，在赞扬德政贤明的同时，他也指出了当时社会所存在的许多问题，如四夷未宾、制度多阙等，因此，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大汉政廷最需要的就是人才。故而，汉武帝不拘一格，通过举荐、策试等多种方式来提拔、擢用官吏，形成了人才济济、不可胜纪的状况。正如班固所论：

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倪宽，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落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其余不可胜纪。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

班氏所言，不仅是对汉武盛世的赞扬，更重要的是，在这篇史论当中，他还提出了一个富有思想性与历史性的重要政治问题。贤主明君的治世之功，集中表现在人才的使用。而对于有才之士来说，“时”就是他所面临的最核心的主题。士遇于时，故能显用；才之为用，时机成之。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这才是西汉武宣之际盛世风貌的形成基础。这些主张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是班固作为一代杰出的史学家，他对历史现象的理性认识与经验总结。

再如，朝代更迭、换代的问题。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看，政权交替、朝代更替都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在《史记》当中，司马迁就不止一次地以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探讨来说明这一问题。秦行暴政，倒行逆施。汉兴土德，顺应民意。但时近魏晋，杂乱纷起。权臣篡政，弑君者起。因此，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论晋武帝革命》一文中发表了自己对天命、人事的看法：“岂人事乎？其天意乎？”干宝在另一篇史论《晋纪・总论》中，以较长篇幅胪述西晋王朝的建立与灭亡。他认为：“国之将亡，本必先显，其此之谓乎？”国家之本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仁”这个观念上，而这种观念正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干宝明确地指出：“宣、景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桀以便事……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三分八百之会也。”正因为西晋君主“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故而“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再加上魏末晋初风气败坏，“朝寡纯德之士，乡乏不二之老。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因此，这样一个根基不稳、不施仁政的王朝，其速盛骤衰，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干宝把西晋亡国的原因归为立本不仁、尚谈务虚等等，承继贾谊《过秦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之观点，揭露西晋时弊，议论深刻，有效地发挥了史传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观过知仁的积极作用。

第二，政治性。《文选》史论注重国家政治主题，以治国立本为基础，对内政当中的很多问题均有涉及。其中，范晔《后汉书》中的传论更能切中时弊，深入挖掘政事内因，个中观点，发人深省，对后世行政者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如，外戚干政、内乱的问题。东汉一朝，女权干政，幼帝年小，母党乱政。范晔在《后汉书・皇后纪论》中，着重分析与论述这一问题，他认为后妃之用，应当“进贤才以辅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阴化，修成内则”。如果君主轻礼弛防，先色后德，那么，就会招来破国亡身的不良结局。这里，范晔提出了一个德与色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帝王妃嫔的选择，应当以德为上、以色为次，而亡国之君往往悖之，所以，才有乱政亡国之祸。如其所云：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銮，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祸速，身犯雾露于云台之上，家缨缧绁于固犴之下……终于陵夷大运，沦亡神宝。

范晔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东汉重要的政治现象――母党干政及其带来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他推源溯本，指出外戚柄用辅政、权重致祸、覆辙相寻、国家俱敝的恶果。因此，对于当政者而言，妇女干政、外戚专权也是政治生活中不可不防、不可不避的一个政治问题。

再如，宦官专权、近侍的问题。范晔《后汉书・宦者传论》就揭示了这种历史现象及其危害。《文选》李善注解题曰：“宦者，养也，养阉人使其看宫人。此是小臣，后汉用之尊重，故集为传论。”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交替执掌政权，范晔《后汉书》较好地利用史论这一平台，对这些现象进行总结和批评，其立意非常明显。他指斥宦官“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败国蠹政之事，不可殚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寇剧缘间，摇乱区夏。”东汉宦官手握王命，口衔天宪，势焰甚盛，以致东汉时人“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权强者，皆腐身薰子，以自达”。他们为所欲为，祸至极端，给东汉朝政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范晔此论与《皇后纪论》一样，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他以史论的形式，勾勒了东汉中后期影响时政的两大问题，外戚与宦官专权的问题，深刻地揭露了这两种政治现象对国家行政的重大影响及其危害，贻视后人，以供资鉴。另外，武将分功、封建的问题，也是历代君主稳坐天下之后所要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范晔《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以具体的事例来说明与肯定光武帝刘秀所采取的正确的政治举措，即“至公均被，必广招贤之路”。由此可见，《文选》的编纂者有意选择这些关涉政治根本的重大主题的史论人录《文选》，正是遵循了史论这一文体形式尊贤隐讳、奸慝惩戒的原始功用，具有鲜明的警示与启示意义。

第三，宏观性。《文选》史论内容广博，涉及国家行政与社会发展中的很多基本问题，史家所论，多直抒胸臆，观点鲜明，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而编者择取决断，奇文共赏，编选目次，略定体例，这也从另一侧面体现出史家与编纂者的宏观视野。相较两汉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朝代更迭、战乱频仍的时期，正因为风云际会、时代变幻，才引发了众多史论者对各种时事问题的关注，诸如逃遁乱世的隐逸者、南朝掌管机要的恩幸者等，《文选》史论均有涉及，体现出史家宏观博大的史学视野，以及对史事、时事的宏观把握。

东汉末年，乱世之秋，传统经学走向衰落，以往治世致用的理想，在世人的价值体系中逐渐失去了作用，世人信念出现摇动，隐逸之风遂而盛行。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异常频繁，乱世当中，贤者深居也是一种远离暴乱之害的人生选择。自魏时起，名士纷出，志节清高，务尚玄远，追求隐逸，裂冠毁冕者不可胜数，范晔《后汉书・隐逸传论》一文就谈到了遁世归隐及隐逸者的问题。范晔颂扬那些怀仁志士能够蝉蜕嚣埃之中，而自致于寰宇之外，一世优游，避害远祸。因此，范晔此论对隐逸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客观分析，从纵向发展的角度，揭示了汉魏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隐逸问题。

作为一代辞宗，沈约《宋书》不仅概括了刘宋一代历史，而且在史论当中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历史鉴识。在《宋书》类传当中，《恩幸传》非常有代表性。所谓恩俸者，主要指南朝初期由寒门出身而掌管机要的帝王宠臣。《文选》李善注解题曰：“约言当时遇幸会者，即得好官。又以晋宋之间，皆取门户，不任才能，故作此论。”其实，李善的解释只说对了一部分，沈约的这篇史论，主要是从人才选拔的角度出发，着重阐述了魏晋以来门阀制度给政治、社会带来的巨大影响，并且针对南朝帝王重用寒门掌管机要这一现象有感而发，揭示了佞幸之臣越权代级、威行内外、权侔人主的社会危害性。在《宋书・恩俸传论》中，沈约一方面追溯了高门与寒士之间对立局面的形成原因，另一方面，他还严厉批评了寒门恩幸者的劣行：

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挟朋树党，政以贿成。……权之徒，慑惮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窃国权，构造同异，兴树祸隙。

沈约的态度非常明显，他对南朝寒士涉政干政、扰乱国权的作为非常痛恨，并斥之为“鼠凭社贵，狐藉虎威”。据实而论，虽然我们不能把南朝朝代的更迭与权力变换的责任完全归结到寒门这个单一因素上，但如茹法亮、阮佃夫之类，在刘宋时期的确自取身荣，贿赂盈溢，威势熏灼，蠹国害民。沈约以史学家高度的洞察力，揭示出小人乱政的危害。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选》编纂者所选择的史论，思想深刻警醒，能从宏观层面给人启示。而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文章质实相合，文气充沛，因此，后人学习文学作品，多以《文选》为经典，因为它开启了众多丰富的文学窗口。

三、文藻

作为文学作品总集，《文选》的编选原则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编纂者多从质、文两方面来审视和确定作品的入选，从艺术表现与审美形式上看，《文选》史论中的9篇文章，与这一标准非常吻合。但不可忽视的是，作为史论，其行文特点与诗赋等文体有所不同。因为“论者，伦也”。“论者，议也。”前贤的种种阐释已经为史论行文及审美规范作出了很多解读。《文选》史论虽是以阐发史家议论为主，但也文质辨洽，审正得序，正因以情理设位，故而文采行乎其中。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繁密。刘勰在《文心雕龙・定势》中言：“史论序注，则师范于核要。”那么，史论行文，贵在约举。从篇幅上看，《文选》史论除干宝《晋纪・论晋武革命》一文之外，其余字数多在百字以上，相对于《左传》、《史记》而言，这些史论有趋繁就深的发展态势。《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往往由人由事而论，抒发了司马迁对历史变迁的种种感喟，主观意味非常浓厚。而《文选》史论诸文，更多地具有客观色彩，往往从大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方向来把握主要问题，重在揭示义理，找寻历史发展规律，显示出情发理昭、周密圆通的艺术特点。如《后汉书・二十八将传论》：

降自秦汉，世资战力，至于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缯盗狗轻猾之徒，或崇以连城之赏，或任以阿衡之地，故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起。萧樊且犹缧绁，信越终见戮，不其然乎！自兹以降，讫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故光武鉴前事之违，存矫枉之志，虽寇邓之高勋，耿贾之鸿烈，分土不过大县数四，所加特进朝请而已。观其治平临政，课职责咎，将所谓导之以法，齐之以刑者乎！

这里，范晔就武将分封的问题展开论述，客观地概括了秦汉以来武将功高震主、终被屠戮的历史事实，充分肯定了光武帝优以宽科、完其封禄的政策。此文辩而当，密而周，词义温雅，情理昭彰，正如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以自序》云：“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虽然范晔自诩甚高，但其文杰思，析理充分，确也有奇变无穷之妙。

第二，典雅。《文选》选文，尤重风雅。史论内容多就史事有感而发，因此，史论行文，具有典丽雅正的风格特征。典，指规范、典范；雅，指纯正、庄重。史论一般是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加以褒贬评判，或就一朝之政治、经济制度的具体问题发表议论。正因如此，《文选》史论言辞有典据，高雅而不浅俗。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云：“典雅者，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这说明典雅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学艺术风格，与儒学经义典重、雅致、规范、庄重的风格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论赞》亦论班固《汉书》：“孟坚辞惟温雅，理多惬当。其尤美者，有典诰之风，翩翩奕奕，良可咏也。”观之《汉书・公孙弘赞》，一番盛世景象的描绘，显现出班固严谨、庄重的行文特征。典雅者再如《宋书・谢灵运传论》：

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六义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讴谣，纷披风什。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或无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

沈约此文是说文之利害，辞之是非。他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为切入点，阐述了诗歌的起源。其文词义温雅，符采相胜，骈俪行文，兼具形文声文之美。

第三，弘丽。作为史书重要的组成部分，优秀而成熟的史论往往不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功过，而是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深入论述，富于思辨，反映出史家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深邃的史学眼光。“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文选》史论深覆史家要义，循理清通，文采清丽，多为笔端之良工。刘勰曾赞班固：“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这说明班固史论具有偶句并发、妙才激扬的特点。刘知几在推崇《汉书》史论的同时，也指出了魏晋南北朝史论绮扬绣合、雕章缛彩的发展趋势，如，其云：“自兹以降，流宕忘返，大抵皆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必择其善者，则干宝、范晔、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约、臧荣绪、萧子显抑其次也。”这一观点与《文选》史论编纂者的选择正相契合。例如，范晔《后汉书・逸民传论》就是一篇优秀的骈文作品：

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观其甘心畎亩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岂必亲鱼鸟乐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宾，屡黜不去其国；蹈海之节，千乘莫移其情。适使矫易去就，则不能相为矣。

此文赞扬了节行超逸者静默隐居、镇心躁竞的人生选择。四六成文，繁辞偶对，清丽精工，堪称美文。虽然刘知几一再批评南朝史论“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私徇笔端，苟街文彩”，但事实上，正因为这些史论寄寓了史家睿智的思考与博大的情怀，才使得《文选》在论这一文体之外，单列史论，并且仅选附于传末的评论，可见，在编纂者看来，这些优秀的史论作品已经超越了它作为史书附属的史学意义，而更多地呈现出结藻清英、典丽精工的文学特征，编者主观注重与表现的，正是这些史论客观存在的文学审美意识。

文史论文范文第6篇

近日，由中国明史学会、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安龙县人民政府主办，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承办的“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享有“南明之都，荷香之城”美誉的黔西南州安龙县举行，来自中国、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内外的70余名专家学者带着各自学术成果汇聚一堂，从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研讨南明史文化，进一步推动南明史研究，促进地方文化事业发展。

一次研究南明史的高端学术盛会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克北京城；次日，崇祯帝朱由检在北京煤山自缢身亡。五月初二，清摄政王多尔衮进京，八日迎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北京成为清朝首都。明王朝灭亡后，明宗室先后在中国南方建立了一些地方性政权，包括弘光政权、隆武政权、鲁王监国、绍武政权及永历政权，前后共历时18年，史称南明政权。

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于1652年避难于安龙，把安龙作为皇都。安龙这片长期默默无闻的土地由此升格为安龙府，也由此成为抗清的指挥中心。4年里，这里相继发生了可歌可泣的“明十八先生之狱”、悲壮惨烈的“石门关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明十八先生墓”、永历帝故宫、御校场、“三王墓”等众多历史遗迹。

近年来，安龙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历史文化工作，修缮了明十八先生墓、安龙天主教堂、兴义府试院，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安龙博物馆（皇宫），树立了张之洞塑像和招公筑堤浮雕，校释出版了贵州三大名志之一的《兴义府志》，系统地收集整理出版了140多万字的《南明史料集》。

2012年，安龙县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联合挂牌成立了南明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14年7月成立了安龙县历史文化研究会并创办了《安龙历史与文化》期刊。同年8月，安龙县政府与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成功召开了全国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40余万字的《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在这次南明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上，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长顾久在闭幕式上提出建立“中国南明史文化研究中心”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当时与会的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等专家学者的附议和肯定，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南明历史文化研究，丰富南明历史文化内涵，打造中国南明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召开南明史国际学术研究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年7月，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一历史上第一次研究南明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第一次汇聚国内外、海内外南明史专家学者集中研讨南明史，吸引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前党委书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张显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座教授李伯重，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靖晓莉，北京行政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新视野》主编高寿仙，韩国首尔数子码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和承等专家学者，中央、省、州、县的媒体记者及安龙县文化爱好者共180余人参加研讨会，会议主题包括南明政权建设与抗清斗争、永历政权与安龙、南明历史遗迹的发掘与研究、南明历史文化与安龙旅游发展等内容。

本次研讨会收到一批数量和质量较高的专题研究南明史论文，共收到论文69篇、专著1部。其中，政治・军事方面论文29篇，思想・文化方面论文21篇，人物方面18篇，其他1篇。内容涵盖了南明史研究的方方面面，研讨会也成为全面研究南明史的一次国际性、高规格、大规模的高端学术盛会。

南明史研究翻开新篇章

南明史作为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国内外明史学界所重视。“研究南明史，安龙县成为全国的首选地。”安龙县委书记邓修宇表示，“举办南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旨在搭建平台，增进友谊，借助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力量和智慧，进将一步推动南明历史文化的研究，汲取历史经验教训，发掘地方历史文化，为安龙县社会经济发展服务。”

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常务副会长毛佩琦表示，南明史在中国明清史中占用很重要的地位，但由于被当时的官方错误“修明史”以及当代通俗史错误解读等原因，南明史长期以来被错误书写。“南明史是一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毛佩琦认为，现在有句话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又往往带着成败意识来评价历史，认为谁成功了谁就是英雄，谁失败了谁就会遭到抨击，南明政权是在明末清初各种力量博弈过程中重新确定中国历史走向的舞台上存在的。“所以我们要根据历史发展的逻辑，重新把这些人放在历史发展的脉络中，去给他们一个准确的认识和判断。”

毛佩琦说：“我们要将南明这段被抹杀的、被曲解的历史真实的呈现出来，让人们明白这段历史到底是怎么回事。安龙县的党政领导和文化学者对于家乡和传统历史文化的热爱，对南明历史的深入探讨有着高度的热情、广泛的基础和迫切的愿望。召开此次具有代表性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必将推动安龙县的南明史研究、全国的南明史研究乃至明代史的南明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南明历史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研究的。”贵州省文史馆副馆长靖晓莉认为，南明王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包涵的内容却异常丰富，从永历皇帝来到安龙后，在安龙期间发生了“明十八先生之狱”、“石门关大战”等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众多历史遗址，是目前全国现存南明历史遗址遗迹富集的地方之一。同时，南明史还留下了许多深层次的东西，如中国士大夫的精神、气节，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都有重要意义。

韩国首尔数字码大学中国学系教授李和承则重点研讨了郑芝龙父子在东南亚沿海的商业活动，认为郑芝龙与郑成功对东南沿海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

文史论文范文第7篇

历史小论文是指中学生在历史老师指导下所撰写的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或论证某些历史问题的文章。该试题构思巧妙、考点新颖、活而不偏、新而不怪。它的出现，不仅丰富了试题的表现形式，使试题生动活泼勃勃生气；而且充分体现史学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使学生多维度感受“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史学原理。实践证明，学生撰写小论文，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自学能力、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自己运用历史知识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

历史小论文题近些年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尝计划、探索和发展应运而产生的一种新题型，从题目和要求到评分标准无不显示出其考查考生能力的精确性。从题目要求看，考生先要选择一个观点，然后再进行评述，“评”就是阐明自己对这个观点的看法，“述”就是运用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论证自己的看法，这就要求考生既要有明确的观点，又要有对材料信息和所学知识进行论证的能力。历史小论文篇幅不大，但既要具备小论文的三要素：论点、论据和论证，符合写论文的一般要求，更要体现“历史”的特征，要言必有据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论点要源于史实，是对史料进行分析研究后得出后的判断；论据要准确求真，要选择能证明论点的典型史料，论证就是运用论据说明论点。从论点到论据再到论证无不显示出环环相扣的精确。

评分标准按档次赋分极具开放性更显精确性，令人耳目一新。即：一等（12-10分）①紧扣评论对象，观点明确；②合理引用史实，进行多角度评论；③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表述清楚。二等（9-5分）①能够结合评论对象，观点较明确；②引用史实，评论角度单一；③论证较完整，表述清楚。三等（4-0分）①偏离评论对象，观点不明确；②未引用史实；③论证欠缺说服力，表述不清楚。这样评分打破了以往注重求同思维答案设计标准化那种相对封闭的局面，突破了“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体现了“史实是唯一的，历史结论和观念不是唯一的”教育理念，更准确地反映了考生能力层次，更有利于选拔性考试的选优。

历史小论文集论述、论证和评析于一体，能较全面地考查《考试说明》中规定的各项能力，可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锻炼学生运用历史知识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首先，从命题的角度看，充分体现了“能力立意”。如2003年上海试题第36题，以生动的历史载体，给考生营造了活生生的历史情境，让考生直接接触第一手材料，考查了考生阅读理解史料正确评价历史现象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些能力是综合考查必不可少的。其次，它可以从不同角度，全面考查学生的知识面和识记、理解、分析、比较、归纳、概括等历史学科的学科能力，给命题和答题双方都留有充分发挥的余地。同时，对学生的文史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语文角度讲，要注意格式、对象、语气；从历史角度讲，要注意“史由证来，证史一致”、“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这一特点，有据有理有情。而且，论题通过新材料的运用，新情景的创设，既注重“材料处理——历史理解——历史解释——历史评价”这一历史思维能力的考查，又从“历史假设与探究意识”、“历史证据的寻求”，“学术视野和宽容度”等方面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旨在拓宽学习者的知识面，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以古鉴今，学以致用，发挥批判性思维和创新精神，突破“标准化”和“唯一性”的束缚，其综合性的功用，不言而喻。如：2003年上海试题第36题，要求考生根据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六组不同时期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活动的图片，前后贯穿中国近代、现代160余年历史，但无明确的提示说明，要求考生自定主题、自拟题目写小论文，显然对审题论述和写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一材料作文，主题比较容易把握；多例材料作文，要兼顾所有材料，主题较难把握。不能很好地兼顾其他材料，不能从多例材料的整体角度、系统地利用材料史实、阐述观点，就不可能得到高分。选取什么角度切入，确立什么论题展开，既要切合材料范畴，又要利于自己知识优势的发挥。如何运用试题所提供的材料，论证观点，既要根据试题要求，用到所有材料，又要根据自己的论题，有所侧重，为我活用。如材料“《南京条约》抄件”，如从抗争史的角度运用该材料，重点在于说明条约对于中国的危害；如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运用该材料，则主要论证外国侵略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瓦解作用。六组历史图片蕴涵丰富的历史信息，展现漫长的历史长镜，给了考生沉思畅想的广阔历史时间，能力考查作用十分突出。

文史论文范文第8篇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时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

这是对“文史”学术规范的说明，是对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胡适此后不再谈“国学”，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胡适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文科学生讲《治学方法》，他以为：“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这种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学派而完善。胡适特别以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例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有《红楼梦考证》（1920年）、《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7年）、《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论文。他谈心得说：“《红楼梦》的考证是极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们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胡适正是采取文史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学术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细小问题，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疑难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是具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并具专业优长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自钱穆提出后，冯友兰、顾颉刚、胡适等都参加了争论。这是典型的文史考证问题，所以西方汉学家对此感叹说：“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整理国故”工作成为“古籍整理”了，没有再谈“国学”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设》编辑部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刊《文史》创刊，卷首的《编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计中国典籍的总数在八万种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实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典籍，却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计收典籍287种，其中诗文总集16种，诗文别集75种，词曲11种，传奇小说12种，共114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基础书籍。此外治古典文学尚需国学的基础知识，以下典籍是必读的：

《清代学术概论》《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通志略》《四书集注》《经学通论》《周易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老子本义》《墨子间诂》《宋元学案》《韩非子集解》《礼记集解》《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广韵》《日知录集释》《文史通义》《尚书今古文注疏》《春秋左传诂》《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三国志》《资治通鉴》

文史论文范文第9篇

本刊讯2017年5月15日，由《中国书画》杂志社、昆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九三学社昆山委员会主办，苏州市书法家协会、昆山市文联、昆仑堂美术馆承办的俞建良《从善楼论画》首发仪式暨研讨会，在昆山国际大厦举行。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会员薛永年，《中国书画》杂志社社长兼总编康守永，《中国书画》杂志社副总编任军伟，北大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墨，北京画家、书画鉴赏家夏天星，《中华书画家》编辑部主任顾工，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鲁力，江苏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州书协主席王伟林，浙江省书协副秘书长、《美术报》首席记者蔡树农，《美术报》鉴藏责任编辑姚璞，上海书画出版社副总编辑、作家田松青，上海著名书画评论家王琪森，上海著名书画评论家何柏青，上海书画出版社代表、《书与画》责任编辑凌云之君，《书画艺术》执行主薛源，山西书画理论家杨天才，昆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许玉连，昆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金乃冰，昆山市政协副主席吴伟东，昆山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郑斌齐，著名书法家陆家衡、作家老铁等6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活动由昆山市文广新局副局长、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王清主持。

俞建良，昆山人。九三学社社员。美术学研究生学历。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九三学社江苏画院首届理事、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澳门印社社员。昆山市十五届、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昆山市文联第七届、第八届副主席，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常务理事，沧浪诗社第六届、第七届理事，现任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馆长、昆山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昆山市书画院艺术委员。俞建良已结集出版专著《从善楼随笔》《从善楼藏画集》《俞建良书画集》《顾阿瑛事略》《从善楼谈艺》《从善楼诗文书法集》《话竹写竹》《俞建良书画小品集》等。书画论文散见于《中国书画报》《书法报》《书法导报》以及《书与画》《澳门印友》《书法研究》《西冷印社》《中华书画家》等多种报刊。2004年11月随团参加中法文化交流年活动，书画作品在法国巴黎展出。2016年6月随苏州市文联组团赴新加坡进行书画交流。其艺术传略，入编江苏省文化厅《江苏文化名人录》。

俞建良将所积累的30多年经验，花10年的时间，并得美术史论家、中央美术学院薛永年，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的支持，整理出版《从善楼论画》。薛永年题写了书名，台湾著名画家欧豪年为扉页题书名。《从善楼论画》共26万字、200多张插图，图文并茂，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专著。《从善楼论画》脱稿后，北京大学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墨写了《从善楼的灯光》一文，予以赞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南京博物院研究员、文物鉴定征集部主任鲁力先生撰写了《读从善楼论画》一文，认为“是一部具有学术性的专著，值得一读”。北京书画鉴定家夏天星先生在《从善楼主印象》文中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书法兰亭奖理论奖得主楚默、省国画院书画评论家黄鸡仪等给予赞誉。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及上海等地图书馆，均收藏该书。

与会专家对《从善楼论画》一书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论画著作，反映了俞建良治学的勤奋，研究的执着，收藏经验的丰富，是他学历、学问、学养的综合体现，发挥了他本身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的优势，把艺术本体的，很细敞的，只可意会的经验用在鉴定作品上。该书立足昆山，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公私藏品，材料丰富，角度新颖，论述细致。一幅画一篇文，基于技法和风格的分析，对有的画作进行年代鉴定，有的进行作者归属（真伪）判断，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这些个案贯通起来，则体现出纵向的历史观，形成美术史写作的一部分。在研究方法上，偏重审美和技法分析，县有感性、细腻、真切、深入的特征。他的书画研究既继承了传统的鉴定方法，又将文献考据与图像解说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把握作品的时代风格，用比较的方法来确定这件作品，旁征博引，涉及了作品之外书画家的和其他作品的内容和细节。把可信的真迹作为依据，从用笔用墨，从章法人手，对书画家作品进行了鉴定。对无款印中国画研究，是本书的一大亮点。该书的几个选题也非常有意思，就一个选题从方方面面去搜罗相关的作品进行分析论证和欣赏鉴定，这样的做法很有启发意义。

文史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历史；小论文；素养；环节；评价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61（2016）25-0065-01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明确把历史小论文纳入历史习作范畴，并且把历史小论文作为考查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历史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重要评价方式。如何能提升高中生的历史小论文写作水平和历史素养呢？基于历史学科特色，从探究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功能、准确把握写作环节、建立论文有效评价体系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一、立足能力培养，探究写作功能

（1）聚焦展现学生历史素养的功能。学科素养，是指在学科学习和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该学科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品质和经验的综合。历史素养就是历史学科基本知识、技能、基本方法和学习经验的积累，也包含文史常识、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等。小论文题往往渗透某种史观，紧扣教材重难点，关注社会热点与焦点，充分挖掘学科素养，拓展学科教育与鉴今功能，具有科学性与导向性。例如2013年江苏高考历史第23题在考查“罗斯福新政的机遇与挑战”这道历史论证题中，既考查学生历史学科的基础知识，又体现了学科教育与鉴今功能，这正是历史学科的价值体现。

（2）展现学生知识学习深度的功能。材料论文题既是对考生的思维与心理水平和记忆水平的考量，也是对考生建构知识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能力、理解能力、应用能力的考查。材料论文题考查知识学习的深度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选材内容丰富、来源广泛，涉及中国古代、近现代以及世界近现代的相关史料和历史评价资料；其次是学生可以把所学知识和所给材料用来理解并说明问题，做到学以致用；第三是围绕所给史料确定中心论题，然后展开论证。写作过程中应紧紧围绕确定的主题，充分利用材料，进行多角度、深层次的分析论证。

（3）深化历史认知过程的考查功能。历史小论文的考查要求考生有层次地对所给史料进行理解从而获取有效信息，提炼出史料中所隐含的中心主题，运用判断、比较、鉴别、说明等史学方法做出系统完整的论证。这种考查知识认知过程的再现，突出对“过程与方法”的考查。为了引导学生展现自己的认知过程，论文一般以某一线索或主题为线轴，提供相应的背景材料，给出相关的论题，并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论证，从而得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见解。比如2014年江苏高考历史第22题，要求以“王韬课士的近代性”为主题进行论证。通过对材料的理解和分析，提取有效信息，从主考人员、考核内容和考核结果等几个角度进行论证，并结合所学知识，联系洋务运动时期的近代教育，进行知识再创新。

二、立足学科特色，抓好写作环节

高中历史小论文主要由这样几个部分组成：论点、论据、论证和结论，总体要做到论点明确、论证符合逻辑、层次分明、史论结合，论据准确充分。

（1）画龙点睛抓论点。提炼论点，是历史小论文写作的关键一步，如果观点提炼不正确，将会影响小论文的整体质量。用材料提出问题，用小论文的形式回答，是目前检测学生历史小论文写作的主要模式。因此，在审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结合问题看清楚材料的观点。如何提炼观点呢？这要求学生浏览材料，找关键词，抓关键句，明确观点。一般而言，要把题干中的问题带到材料中去阅读。

（2）知识能力抓证据。一是注重历史主干知识的整体性。历史小论文重在考查学生的历史潜能、历史素养和历史主干知识。在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注重夯实历史基础知识，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用历史线索把零碎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二是注重学生学科思维能力培养。高考历史材料论文题考查学生正确理解和合理使用材料的能力，有效整合和分析材料的能力，依据材料进行合理论证、评价和创作的能力，这些能力正是学科思维能力的体现。要注重引导学生对历史教材知识和史学观念、基本方法进行整合，然后分析、说明某种历史观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发散思维，突破求证思维的框架。

三、立足评价标准，进行有效评价

公正合理的评价才能使教学活动更具有效性，才能使教学更加完善。历史小论文写作在评价方面主要依赖于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深层互动，而不是仅仅依赖于试卷测验，不能只注重结果评价，更应该关注对学生写作过程的评价，使学习成为一个“自我纠正系统”，从而促进学生更有效学习。在学生进行历史小论文题习作过程中，要让学生充分了解小论文的评价依据和评分标准，这对学生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帮助。立足评价标准，进行有效评价至关重要。

四、结束语

总之，在历史小论文写作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思维的层次性、逻辑性和整体性以及学生相关能力的培养。历史小论文写作是高中历史新课改成果的重要体现，是学生改变传统学习历史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在平时教学中加强历史小论文的写作指导，推动历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学生写作能力、历史思维能力的提高，还能增强学生写作和学习历史的兴趣。

参考文献：

[1]刘建明.高考历史试卷中史论评述试题的解题技巧[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