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传统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

摘要：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草畜关系

关于草原退化原因，尽管有自然原因说、人为原因说、自然和人为综合原因说等几种说法，鉴于“超载过牧”是草原退化的元凶或首要原因这一观点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和指导草原牧区工作的学术基础。尽管在退化草原的恢复途径方面比较一致地认为应当采取以“自然恢复”为主的方法，但在具体应采取什么措施来“自然恢复”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认为，绝对封育才可自然恢复。以禁牧休牧为主要内容的诸多制度安排方面的“战略”、“工程”的出台，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对这些问题应从其形成、发展的几千年的时间跨度，在世界草原畜牧业的横向比较中加以认识。

一、术语的界定

为清晰论述这一问题，需要廓清“草原”、“传统畜牧业”这两个常用术语。

1.1草原。对“草原”这一常用术语，通常有两种定义。植被学家们认为，草原就是草本植物群落的泛称，即在湿润、半湿润或半干旱气候条件下形成的以多年生草本植物或饲用灌木为主构成的植物群落，是用于畜牧业或绿化的土地。农学家们则认为，草原即草场，它意指凡能生长饲用植物，供牲畜放牧或刈割后进行家畜饲养生产的土地。

1.2传统畜牧业。蒙古高原的畜牧业至少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此当代人所说的“传统畜牧业”究竟指的是哪个时期的畜牧业？有人可以将其理解为草原承包到户之前的时期，也有人可以理解为解放前或自治区成立前的畜牧业，还有人可将其理解为凡是现代畜牧业尚未建立起来的所有畜牧业类型。

二、选择营地、寻找草场的生态知识

蒙古族草原畜牧业是否属于当今社会的主流观点认为的那种“草原无价，放牧无界，滥牧无妨”的陈旧过时的生产方式？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经营，首先是对草牧场的正确选择和有效利用问题。这样必然产生如何选择、分配、调节牧地问题。历史上出现的嫩禿兀臣（蒙古语nutugchin的音译，意为负责选择、管理牧地的官员）制度，很好地适应了当时的草原管理需要。《蒙古秘史》第279节载，窝阔台即位不久便降旨：“牧地的分配、选择、駐营，应由各千户派遣的嫩禿兀臣进行管理。”之后，从千户到浩特阿寅勒各级，均由本级嫩禿兀臣专事司营当地牧地的选择、安排、协调以及打井取水等项事务。内蒙古牧区草原管理的嫩禿兀臣制度，一直延续到草原完全有偿承包到户，从而传统游牧方式被取缔为止。

适应蒙古高原的大陆性严酷气候，山地、平原、戈壁、沙漠、半荒漠等地理单元差别，以及由此形成的气温升降幅度、年平均降水量、植被类型、植物营养成分、土壤肥力的特点，水源与盐碱的分布等环境条件，蒙古人在不同季节选择具有不同地形、不同植被、不同气候条件的场所，是蒙古族的一项创举。对不了解这一独特生产方式真谛的农耕民族而言，蒙古人的放牧只不过是“跟随畜群，逐水草而居”而已。但是对蒙古族牧民而言，局外人看似简单的“游牧”方式蕴含着根据一年四季乃至每个季节里不同时段里，在不同的空间范围与界限内如何组织迁徙；如何选择牧地，在所选牧地内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个畜种中如何根据大畜与小畜、怀胎与否、成畜与幼畜的不同，有次序、分阶段使用草场；如何根据季节、月份的不同，甚至在一天当中早晚时段、阳光强弱、风向变化、风力大小的差异组织放牧等在内的一整套制度。

“逐水草而居”成为被一些人用来表示草原畜牧业“落后”的习惯用语，已年深日久。殊不知，在像蒙古高原这样的气候条件严酷，植被、水源等状况变化无常的草原上进行游牧，是一件十分复杂的高难度任务。事实上，游牧意味着对如下的诸多问题做出决策，并且经常修订所作的决策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在一年的四个季节，甚至在不同的节气之间，在什么样的空间范围内，沿着哪个方向，以何种畜群规模，如何组织迁徙；如何结合具体的人畜情况选定新的草场；如何根据畜群中的不同畜种，在同一畜种中的大小畜、公母畜、成年畜与幼畜、怀胎与空怀等等复杂的区别利用已选定草场；根据不同季节、不同月份乃至一天期间日照、风力风向、阴晴变化，如何放养畜群，以及难以一一列举、只能将其列为“其它”的诸多问题。这是一项既懂得草原、又懂得家畜、还懂得人的人，而且是高明的人才能完成的决策。但蒙古族游牧人却完成了它。不过有一点需要加以指出，即完整、准确地论证游牧方式的科学内涵，是学术界至今还没有完成的一项工作。但指出全盘否定游牧生方式的“游牧文明落后论”站不住脚这一点，却不难做到。

三、草原畜牧业系统中的草畜关系

畜牧业中的草畜关系，是已经讨论几十年，但至今没有搞清楚的话题，因此它是个既老又新的论题。据笔者的文献追踪，关于草畜关系的论述，是以“草畜矛盾”的提法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于报刊的。但这一提法本身只强调了草原与家畜间关系中的一个方面——“矛盾”的一面，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相互依存的“统一”的另一面；国内出版或发表的关于草原生态系统的相关论著，也仅把草食动物描述为“消费者”。但综上所述，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一是蒙古族的草原畜牧业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期间，伴随蒙古民族自身的兴衰，它也曾经历形成、发展与萎缩等不同阶段。如将蒙古族草原畜牧业置于其形成发展的长期历史中考察，它属于世界草原畜牧业中的经典产业，将其视为一种“原始”、“落后”畜牧业的观点，主要来自对草原牧区生态系统缺乏认识，以及对这一经典产业的无知。二是包括内蒙古草原和蒙古草原的整个草原地区，气候与地理条件严酷，降水少且年内、年际降水的变率极大，属于典型的不平衡生态系统。从本质上说，无论农耕还是集约型舍饲畜牧业，在该地区都不适应；游牧型草原畜牧业才是其合理的产业选择。正因为这样，蒙古人另辟蹊径，从事了游牧型草原畜牧业。他们的畜牧业经营并不是毫无管理的“自由放牧”，而是蕴含丰富知识内涵的适应性管理。三是游牧蒙古牧人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种“愚昧”、“无知”的人群。他们在创造、发展草原畜牧业的千百年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该区域的人（蒙古游牧人）—畜（五种家畜）—草（草原生态系统）关系，从而经营畜牧业达数千年之久。他们丰富的生态智慧体系既是游牧文化的精髓，也是草原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四是被社会誉为科学家的许多人所掌握的知识，当然十分重要，但也有缺陷。在面对草原管理和畜牧业经营的复杂问题时，他们往往表现出“幼稚”、“单纯”，有时甚至不如普通牧民。只有科学家们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发掘、整理、传承和发展蕴藏于蒙古族牧人中的包括草原畜牧业经营智慧在内的生态智慧体系，牧区的发展才能步入正常轨道。五是在未来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草原地区的主导文化应是以游牧文化的精髓为基础，充分吸收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在内的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一种开放性体系。鉴于人们把游牧文化作为落后的东西已经年深日久，挖掘、整理其精髓的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到所有草原地区发展问题研究者们的肩上。（作者单位：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草原工作站）

参考文献：

[1]张敦福，“公共资源灾难理论与内蒙古牧区的体制变迁”，《西北民族研究》，1997年第2期。

[2]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64—265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厅修志编史委员会，《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第29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

[4]王德利、杨利民（主编）. 草地生态与管理利用（M），第211-212页。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