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战“制高点”

抢夺创新技术的制高点，夺回制造业，以冀成为新经济的引领者

尽管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博弈的大棋局中，企业会经常遇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阻碍。而过度以政治气氛渲染、大谈民族产业保护的论调并不可取。但透过中国企业遭受的一系列不平等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认为的“不可取”正被西方国家乐此不疲地实践。

在林林总总的案例中，“威胁国家安全”被作为狙击中国企业的屡试不爽的借口。以三一为代表的中国装备制造企业在海外遭遇的不平等并非偶然；美国众议院报告抹黑中国通信企业华为和中兴也并非孤案，它们还在以各种借口与罪名对中国创新企业进行打压。

究其原因：一种最容易被接受的观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已经开启，对于创新技术至高点的卡位战已然打响，那些曾经大大领先中国，如今却即将或已经被中国超越的国家，希望借此契机重新夺回制造业，并成为新经济的引领者。而以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下一代通信技术等为代表的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恰是创新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点。

这并非我们怀揣着阴谋论，也不是民族主义在作祟。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美欧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新兴产业企业的崛起持有警惕和戒备心理，三一风电事件的本质是什么？三一内部人士告诉本刊，“向总曾经有个非常鲜明的观点，就是对中国高端制造业崛起的恐惧。”

这还不是全部。中国的处境要比想象中更严峻——在未来的经济战中可谓“腹背受敌”。前面是强力的“狙击”：中国创新企业（以华为、三一、尚德等为代表）走出去的过程中处处布满了陷阱。后面是凶猛的“追兵”：印度、越南、柬埔寨等正在颠覆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而切断中国企业后路的事件也在发生，印度正修改规则，阻止中国企业进入其电力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凭借市场经济体制作用的发挥，及全球化进程的完善，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中国吸引了大量制造业。而当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已成历史，我们在电子、服装、玩具等制造业的优势正逐渐丧失。而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则扮演着“长江后浪”。

如果不做改变，中国将走上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所走的是同样路径。据《经济学人》报道，“一百多年以来，美国一直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但如今中国已与其并驾齐驱。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削减了约三成。离岸外包和海外建厂的兴起以及精细化供应链的发展，已使全世界的企业转而将中国、印度及其他低工资国家作为加工厂。”

现在，制造业总体的迁移路径已然清晰可见：从西方国家迁移到中国沿海地区，从沿海地区迁移到中国内陆；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国——“除非将来不再需要人工来制衣制鞋，否则将来这些工厂还会再一次迁移。”《经济学人》杂志的预测，没有丝毫的出格。

我们享受到制造业迁移带来的红利，也深知失去它必然面对的苦楚。西方国家将制造业迁移出去时，至少还有资本、技术支撑，而在中国的资本深化尚未完成，技术实力并不强劲等的“青黄不接”期，如果制造业迁移出去，我们知道结果很惨，但不希望这变成事实。

制造业有多重要？为什么在全球经济危机期间，一些西方政策制定者坚定地认为，是时候让国家重回制造老本行上来（此时的制造业已经不同于原来的制造业，而是智能制造）。《经济学人》杂志指出，“这说明了两件事：一是，制造业对一国及其经济仍是重要的；二是、制造业新兴方式将创造新工作——既可以创造就业岗位，又可以遏制生产技术的外流。”

该杂志同时列举了大量研究表明制造业有利于经济发展。比如克利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的苏珊·赫尔珀为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智库所做的一份报告就是其一。该报告显示：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确更高些。同时，制造业公司比其他行业公司更乐于引进开发新产品。虽然制造业产值只占美国GDP的11%，但是国内用于研发的资金中有68%用于制造业。

其引用赫尔伯的观点指出，“总体而言，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能提供更高工资的工作岗位、是创新的重要来源、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而且还能为循环利用及绿色能源等新兴‘清洁’经济产业创造机会。所有这些都是一国应重视发展制造业的理由。”

中国如何守住制造业的“根据地”？练好内功始终是任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宝，而保持企业的创新也是关键的利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世界经济研究室副研究员张茉楠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指出，“中国企业目前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是一定要创新，提升创新方面的竞争力，同时，国家一定要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

据介绍，近年来，欧美等国光伏产业的产能扩张没有中国快，但在研发、产品特色上却有不少创新，产品性能也普遍较高。而国内光伏企业的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依赖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便宜的价格，这容易给一些国家以倾销的口实。因此，在反对美国贸易制裁的同时，中国也应该完善自身的产业发展政策，通过提高技术能力来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

总之，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已经来临，这或不失为中国产业、企业崛起的最佳契机。用智能制造代替人工制造，通过3D打印、机器人等来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以能源互联网引发重大经济转型。而新能源、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则最可能成为探路先锋。

或许，此时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战略新兴产业，有更多中国企业被狙击。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那些被狙击的中国企业——

华为的悲剧

奋斗十余年，华为还是没有真正叩开美国的大门，并在其他市场或将面临更多阻力。

相关人士担心的是，在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调查报告之后，是否会出现连锁反应？一些美国传统盟友国家的政府部门是否会效仿？事实上，加拿大政府官员近日已经暗示，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加拿大政府的通信系统可能不会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而近期美国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调查报告，或将让英国下议院情报和安全委员会重新动起调查的念头。

2001年，由资深副总裁陈朝晖带领的华为先遣队择邻而居，把自己在美国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设立于科技公司扎堆的德克萨斯州Plano市。但令人遗憾的是，此后两年，华为美国公司还几乎没有签过一个大合同，甚至很少有人能准确读出它的名字。

直到思科发起的诉讼，华为才“一夜成名”。2003年1月，正当中国人准备迎接春节时，思科一纸诉状将华为告上德克萨斯州的联邦法庭。这家全球最大的企业网络设备商在70页的诉状中，列举华为种种“罪状”，其核心就是认为华为侵犯了其知识产权。

当时，华为称子公司进入美国不久，主要的职责还是研发，市场销售并未完全展开。但占据美国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主导地位的思科，已经意识到这家在中低端市场极具价格竞争力的对手，已经不愿蜷居于亚洲。思科选择了先下手为强。

到2004年，尽管该诉讼以华为、思科各自发表声明和解而收场，但这对华为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少人总是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上，对华为等中国公司先入为主。直到现在，华为不仅被排除在美国主流运营商的网络基础设施门外，而且还屡屡被美国商务部、国会、外国投资委员会等以可能损害国家安全为由，阻止其在美国的商业交易。

相关人士认为，华为遭遇的是纯竞争之外的阻挡。2007年，华为试图并购3COM公司，但被美国政府阻止；2010年5月，华为试图收购加州一个破产公司3Leaf的部分资产，也由于美国相关部门的阻挠而不得不作罢；2010年秋季，美国运营商Sprint Nextel为其网络升级招标，华为本来可以中标，但在国会和美国商务部的干预下，也失败了。

据媒体报道，去年初，华为被迫放弃收购3Leaf的交易后，曾以华为美国公司董事长胡厚崑的名义发出了一份公开信。信中不仅坦率地对长期以来笼罩在华为身上的“误解”给予说明，而且表示“愿意遵照美国政府在安全方面的任何要求，开放给美国的权威机构进行调查，我们将坦诚地给以配合。”华为履行了承诺。今年2月23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造访深圳，华为还按其后续要求提交了许多文件，并参加了9月13日的听证会。

然而，结果却是，今年10月8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仍然做出结论：华为和中兴两家中国顶尖的电信和网络设备制造商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所有美国政府部门最好将其排除在采购清单之外。

那么，华为究竟怎样才能消除西方世界对其的误会、疑虑和不信任，避免成为那些对中国心存戒备的美国人的出气筒？有人认为，华为自证清白的最好方式是在美国上市。最先消息显示，华为的确在认真考虑这一计划，并已接触投资银行寻求建议。

因为，上市是用西方世界“听得懂”、“听得进去”的语言进行沟通和对话的基础，这不仅能大大增加公司的透明度，也能提升华为在全球的品牌形象。即使不这么做，若能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增加董事会里的外部人面孔，也是可行方案之一。

但也有业内人士认为，这些担忧也不会因为华为选择IPO而轻易消除。面对美国市场的“傲慢与偏见”，华为总是以耐心来应对，但结果“受伤”的还是华为。

正如华为在其美国公司官方网站上所言：“自从2001年在美国设立第一个办公室以来，我们就致力于成为美国的就业机会提供者、本地经济的贡献者，以及社区的积极参与者。”在这一思路下，华为选择了在美国不断进行投资、雇佣当地人、设立研发中心。此外，华为在美国也效仿其他跨国公司，资助高等教育和研究项目。2011年，华为此项支出约为1000万美元，多年来的合作对象包括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知名研究型大学。

过去10年，华为“轻而易举”地成长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提供商，但要动摇美国监管部门的担忧却难上加难。来自华为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收入为13亿美元。尽管这不是一笔小钱，但从比例来看，仅占其全球超过300多亿美元总营收的约4%。“这显然没有达到应该有的水平，毕竟美国市场占据了全球电信支出的约20%。”因为，在这13亿美元中，有超过9亿美元来自于手机等终端产品的销售。在被华为作为美国市场第三阶段目标的主流运营商网络基础设施市场，华为仍然颗粒无收。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兴身上。中兴美国子公司创立于2003年，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的Richardson。直到2006年，中兴才在美国市场取得实质性的合同，一家名为Oceanic digital Jamaica的公司采购了中兴的网络设备。据中兴相关负责人透露，在目前美国每年超过100亿美元的网络基础设施市场中，中兴去年的收成还不到3000万美元，且业务均为二、三流运营商的农村地区网络覆盖。

中兴通讯的一位高管在2005年来到美国时发现，自己拜访的很多大中型运营商和一些美国政府机构，都首先会把中兴理解成一家与非洲、印度等地市场相联系的厂商，擅长打价格战，且对中兴的国企股权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多有顾虑。

业内人士认为，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美国电信运营商在电信设备上的支出约占全球的20%左右；利润率则更高，美国市场的电信设备利润约占全球的25%～30%。在这一肥沃的市场，华为、中兴历经10年，仍然不得其门而入，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因素和竞争对手出于商业利益的使绊。

愤怒的三一

向文波发飙了。在面对针对三一的不公正待遇后，这位之前在媒体眼中一向低调的三一重工总裁，终于按捺不住愤怒。日前，三一集团更破天荒“被迫高调”地召开会，向文波带队的集团高管，就奥巴马及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一事慷慨陈词。

同时，向文波又在微博上表达了观点，“从事情的整个过程来看，美国政府在处理该事件中所表现的对中国人、中国企业的随意、歧视和敌意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表示，“美国总统选举下一场辩论的主题居然是看哪个对中国更狠！看样子美国政府是要把少数所谓‘精英’多年培养的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毁个干净！看下一场将如何拿中国说事！！”

事件的起因大致如是：在CFIUS未给任何解释，没有按照法律程序的情况下，直接禁止与三一集团有密切关系的美国公司Ralls在美国经营风电场项目，而理由是其风电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面对这项任何人看来都是莫须有的罪名，三一的态度“强硬而又无奈”。

据了解，Ralls于2010年8月19日在美国特拉华州注册为公司法人，由三一集团副总裁吴佳梁持股20%，三一重工副总裁段大为持股80%，吴佳梁为首席执行长。根据Ralls提供的文件，Ralls希望在美国开发风电项目，并以此拉动三一近年来发力的风电机业务。

如果最终裁定禁止中资企业Ralls购买美国俄勒冈州的4个风电项目，相关研究员认为，这将对三一造成重大的影响：根据Ralls提供的文件显示，如果风电场在12月31日前无法并网，则Ralls将不能够获得2500万美元的联邦投资税收激励，一切投资都将泡汤。

Ralls在诉状中陈述的事实是：今年3月，该公司收购了4个位于俄勒冈州的风电项目企业，每个企业计划安装5个由三一集团生产的风力涡轮机。其所购买的4家风电项目公司成立于2009年，其中3个位于美国空军的训练限制空域附近，只有一家位于其范围内。去年和今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给20个计划安装的风力涡轮机作出“没有危害”的认定。这一认定等同于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而且这一认定过程中也有美国国防部的参与。

此外，在Ralls的4个风电项目附近还同时存在其他9个已经完工并投入运营的风电项目，其中有两个项目也位于限制空域范围内，而且所安装的涡轮机属于德国和丹麦公司制造。同样作为外资公司，丹麦和德国公司却没遇到安全问题的阻碍。而在军事限制区域的西部，存在着数百个已经完工的风力涡轮机，其中不少都是外国投资者所有，或者是外国制造。

在Ralls收购风电项目后不久，美国海军曾就其中位于军事基地内部的项目和Ralls进行过交涉，称为了减少风电项目对低空飞行训练的干扰，建议Ralls转移项目地址。此后，Ralls便将此项目搬迁到了新地址。美国海军并未就Ralls收购的其他3个项目提出过异议。

但从今年6月份开始一切就发生了变化。CFIUS在完成了30天的审核后，要求Ralls撤回并购要求。7月和8月，该委员会还两度通知Ralls，告知它们不能实施兴建风力发电项目。最终CFIUS评估了此项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并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交的分析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不能批准的意见，并将意见递交给总统奥巴马。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自始至终Ralls都没有机会查看、审核或者对所谓的“可信的证据”作出回应，而且奥巴马和CFIUS也并未出具任何证据证明Ralls收购风电项目将带来安全威胁。也有相关人士认为，Ralls事件的关键问题在于，CFIUS的审核过程漫长而且不透明。

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史剑道指出，鉴于美国宪法条款规定总统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做出的这一命令不受司法审查限制，所以Ralls诉讼的意义并不大。但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则认为，“尊严比金钱更重要”、“态度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实际上，更多国内风电企业不仅在海外投资受阻，出口也遭遇“阻击战”。美国商务部于今年1月19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应用级风塔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国内众多上市公司收到反倾销初裁“勒令”，其中包括泰胜风能、天顺风能、华锐风电等。

天顺风能董秘曾表示，“公司认为反补贴税不公平，公司正在组织中美两国的律师团进行抗辩，希望终裁和初裁的结果不一样。”今年7月27日，美国商务部公布了对中国输美应用级风塔双反调查的反倾销初步裁定结果，决定对天顺风能适用20.85%的临时反倾销税率。

光伏的噩梦

屋漏偏逢连夜雨。本身因产能过剩、市场萎缩而深陷泥潭的中国光伏企业，却又遭受致命打击。10月10日，美国商务部就中国出口美国的光伏产品“双反”调查做出终裁，中国企业反倾销税率从18.32%到249.96%不等，反补贴税率从14.78%到15.97%不等——这意味着中国光伏产品将因此彻底丧失价格优势，占近10%市场份额的美国市场或将就此关闭。

去年10月，美国太阳能电池生产商Solar World要求对中国75家相关企业展开“双反”调查，当年美国即开始立案调查。“美国太阳能产品制造商可以和任何一家中国厂商竞争，但没办法和中国政府抗衡，中国对我们的市场有一个计划——鲸吞蚕食。”Solar World美国区总裁Gordon Brinser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太阳能产品厂商得到一长串政府的非法补贴，以极具优势的价格出售来攫取美国市场。”值得注意的是，Solar World在美召开上述记者会的背景是，由于太阳能电池板价格急跌，其在一个月前关闭了在加州Camarillo的工厂。

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初裁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2.9%至4.73%的反补贴税。5月17日，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初步裁定对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主要是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征收31.14%至249.96%的高额反倾销税。强制应诉企业无锡尚德太阳能公司税率为31.22%，常州天合光能公司税率为31.14%，其他59家单独税率应诉企业税率也均超过30%。

面对糟糕的终裁结果，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也掩饰不住愤怒。他在发表谈话时表示，美国商务部无视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的合理抗辩，对中国输美太阳能电池产品采取不公正的征税措施，中方对裁决结果表示强烈不满。国内光伏巨头也纷纷表示遗憾和不满。阿斯特电力集团表示，将会继续在法律程序内与贸易保护主义做斗争。“Solar World等发动的贸易战，在惩罚中国的同时，也惩罚了美国，并最终祸及全球，不利于人类向清洁能源时代迈进。”

让部分中国企业略感欣慰的是，美国商务部进一步确认终裁判定的关税仅限于原产于中国的太阳能电池和由其组装的组件消息，还是留给中国光伏企业一线生机。中国企业可以在国外设厂生产电池，或是采购国外电池，然后在中国内地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焊接组装太阳能电池板，即可规避美国双反。尚德电力董事长施正荣对媒体表示，尚德电力早已提前行动，其在美国等全球三个国家建有工厂，将可免受美国“双反”影响。

尽管如此，多数中国光伏企业还是不能就此轻松起来。因为就在不久前，欧盟委员会正式对中国光伏电池发起迄今最大规模的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超过200亿美元。据称，欧盟已公布反倾销立案的中国应诉企业名单。此次抽样调查企业总共134家，其中六家为强制应诉企业，包括英利、尚德、赛维、锦州阳光、晶澳和旺能光电。虽然欧盟尚未最终立案，但业内人士对此多持悲观预期，因为美国的双反终裁走向将很可能影响欧盟双反的最终结果。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所林伯强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已经裁定中国光伏产品倾销，同样的套路下，欧盟最终认定中国光伏电池倾销的可能性非常大。而且由于欧盟是中国光伏产品最大市场，一旦认定倾销，光伏企业将遭受更大打击。

据悉，中国的光伏产品90%出口海外，其中，欧盟市场占60%，美国占据10%。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对欧盟的光伏产品出口额高达204亿美元。因此，如果说美国市场的双反对中国光伏业形成的冲击只是轻伤，欧盟的双反对中国光伏业来说则是重创。

这还不算完，更滑稽的“趁火打劫”事件还在上演。一份日前公开的法庭文件显示，已破产一年有余的美国加州太阳能企业Solyndra，在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双反”调查终裁结果的第二天，就以垄断为由，将无锡尚德、天合光能与英利绿色能源等三家中国光伏企业告上当地法院，称三者的垄断行为给它造成15亿美元损失，公司将为此寻求补偿。

Solyndra在诉讼书中指控称，中国光伏组件制造商与中国的多晶硅生产商、金融机构和中国政府机构共同组成了卡特尔垄断组织，使得光伏组件可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在美国销售。Solyndra表示，正是因为这一因素冲击，公司营业损失达到15亿美元，不得不进入破产程序，公司将为此寻求补偿。

作为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新能源产业发展政策的标杆企业，Solyndra一度风光无限——获得来自美国能源部5.3亿美元的贷款担保，还是风投界的宠儿。2010年5月，奥巴马参观Solyndra一处工厂时表示，Solyndra这样的光伏企业是“保证美国经济增长当之无愧的引擎”。

然而，就是这样一家明星企业，却在2011年8月31日申请破产，1100名员工遭解雇。在谈到破产原因时，Solyndra将其归咎于全球需求下降及竞争过于激烈等原因，特别是来自中国光伏同行的竞争。Solyndra高管在去年作证，称由于大量低价的中国太阳能板产品涌入美国，公司无法兑现2008年宣布的12亿美元的合同。

其实，自2011年7月以来，美国已经有三家光伏企业宣布破产，分别是Spectra Watt、Evergreen Solar和Solyndra。三者均把破产的理由归结为中国太阳能企业以极低的价格挤占市场。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市场对于中国光伏企业意见颇深，在它们眼里，中国产品低廉的价格是诸多美国本土企业破产的主要因素，而中国政府给其提供的补贴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它们却无视中国同行的处境，中国中小光伏企业纷纷破产，数目并不比美国少。

业内人士指出，在美国大选关键阶段，Solyndra的诉讼不排除是政治因素使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副理事长孟宪淦就持这样的观点。他告诉记者，“去年Solyndra公司破产时，共和党人就利用这一事件做文章。因此，这次诉讼的政治因素大于经济因素，或许是共和党攻击奥巴马政府当年新能源政策的一个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