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杨浦 第1期

一、凤凰村

我与杨浦，说来话长。

我与杨浦区的关系，不是从1978年进复旦大学读书开始的。我进复旦的时候，复旦还属于宝山县五角场镇，属于郊区城镇户口，所以我就没有将上海市区的户口转到学校去。我与杨浦的关系是从1966年开始的，那一年“”爆发，我搬到了杨浦区宁国北路(现恢复旧名黄兴路)控江路交叉口的新村工房，名曰凤凰村。

上海的新村建筑群有个变化的历史。1949年以后，最初市政府是在沪西地带盖起了一片简易的两层楼房，每层楼十户人家。两端各有一套公共厨房和厕所，以解决流浪在城市里无处安身的贫困家庭。这类房子是砖木结构，冬暖夏凉，房间都比较宽敞，一间房里同住着祖孙三代也是常有的事。老居民把这类房子叫作“两万户”，我当时年纪还小，只是跟着这么称呼，却没有探问过这“两万户”究竟是指最初建成的这批房一共有两万幢，还是解决了两万户人家。1950年代末上海人口剧增，对住房的需求急剧上升，这类新村随之增多，房型也不断改变，一般是三楼或四楼，斜顶青瓦，用红砖或青砖盖成，厨房和卫生设备都比较齐全，三四户人家合用。上海市区的四周近郊布满了这样的新村建筑：南有日晖新村，西有曹杨新村，西北有甘泉新村，东北有长白新村，北面稍晚还有彭浦新村，等等，成为当时上海城市建设的一大景观。到了1960年代中期，工人新村的提法慢慢减少了，原因是居住者的成分复杂起来，许多干部和职员也都纷纷搬迁进来，房型和建筑材料又发生了变化，那时通常使用钢筋水泥结构，平顶五层。房型变为一个个小单元，每一单元内两到三间，合用一套厨房和卫生间，也有些住房条件较好的一家可以独占一个单元，开始有了“独门独户”的概念，比较接近现在的多层建筑。为了区别旧式的工人新村，人们把原来的建筑叫作“老工房”，这类新型的新村房子叫作“新工房”。

我在1966年搬进杨浦区的“凤凰村”，就属于这类新工房。但“凤凰村”并不是新村小区的名字，而是附近一家饭店的招牌。因为那几幢楼房不属于任何新村，只是独立地矗立在马路边上，无以名状。当时人们都习惯用新村名来称呼住宅，就将近处一家饭店的招牌作了它的代号。那时的杨浦区是工业区，有大片的工厂盘踞在马路边上，居民住宅点不多，商业网点也不密集，我住的那片地段可以算作商业中心，除了一般的商店邮局外还有个文化馆可以放映电影，也有一家小型的书店，这比起我原来住的虹口广中新村还算好一些。

我家住的是一个小单元，两间并排的卧室，右面是厨房，左面是卫生间，显得很有派头。那时还不时兴“厅”，房间面积大一些，吃饭会客睡觉都在房间里，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方便。那套房是我母亲工作单位交换来的，据说本来该给一个什么长的，那个什么长嫌面积小，没要，我母亲考虑到我们都长大了，长期寄住在外祖父家也不够住，而她自己的住房自从我父亲去西安后一直空关着，得不到很好的利用。所以就提出两处换在一处，搬到了遥远的大杨浦。

那几幢楼房的居民以处长科长级别的干部居多，“”刚开始，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首先倒了霉。那家家长姓方，是个银行的退休职员，两个女儿都是社会青年，没有工作，但长得很漂亮。那时社会青年没有考上大学，都必须到农村或者新疆去，留在家里是被人看不起的，仿佛低人一等，任何小孩都可以跟在他们后面唱“社会青年别老卵，老卵要到新疆去……”这样污辱性的“歌词”。但可能是教育背景不同，那方家很讲究生活情趣，譬如家里放了个外国女人的石膏雕像，小孩见了人，不叫叔叔叫“UNCLE'’，等等，在那个时代都是很犯忌的。尤其是在工人新村里，半大的调皮孩子常常聚集在新村路口，凡看到打扮入时的女人一律叫“野骚鸡”，看到谁家装饰洋派一些的，就骂“资产阶级”，表示深恶痛绝。所以“八一八”(指1966年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接见红卫兵的日子――编者注)红卫兵运动一起来，同楼的一些干部子弟立刻就上方家的门，去“破四旧”，他们把那两个女儿拉出来“斗争”。所谓“斗争”就是强迫她们站在太阳底下，听任别人对她们的辱骂和小孩向她们扔泥巴，逼她们把一些式样时髦的衣服拿出来烧掉，“斗争会”一直开到那个大女儿被吓昏过去，那些自封的红卫兵才心满意足地在她们家门上贴了一张“勒令”，大获全胜似的回家了。从此以后，几乎天天有小孩上门来丢石子泥巴，我家因为与方家就挨着门，常常被殃及池鱼，砸破玻璃。无理性时代的野蛮风气，我最初就是从目睹这个事件后种下了印象。

不过，对“”的恐惧则是由外祖父传给我的。现在回忆起来，外祖父真是个极其智慧的老人，他博古通今，谙熟历朝掌故，但现实处世却极为谨慎。我曾听他说过，1957年大鸣大放，某单位曾请他去开会，要他给政府提意见，他去后，见别人都说政府这不好那不好的，轮到他说话时，他就说他没意见可提，如一定要说，那就建议政府可以在马路边多种些树，搞些绿化。结果那些提意见的人都被打成“”，他却安然无事。不过后来又听他说起这件事时，他没有说是他自己，只说是听来的。“”一开始，他就拿了的照片反复看，看后自言自语地说：原来以为是个吕布，结果是个李儒，看来是不长的。我小时熟知《三国》故事，知道吕布是董卓手下的猛将，而李儒则是个谋士，“凤仪亭”一出戏里李儒是小花脸，他劝董卓将貂蝉送给吕布以收买人心，董卓恨恨地骂，你怎么不把你妈送给吕布!李儒就仰天长叹：我们完了。外祖父这个比喻，我一直闷在心里不敢说出去，到1971年摔死在蒙古时，外祖父已经患老年性精神分裂，不再操心这些事了。老人晚年对时代充满恐惧，几乎是足不出户，先是在家里把一些旧时的照片、图书和他长期做下的关于文字改革的手稿全部烧掉，后来渐渐的连家里的事情也不大管了，像只地洞里的老鼠那样惊恐万状地生活着。

于是，才14岁的我就不得不担当起家里的“主管”任务。那时学校里闹革命，斗教师，搞武斗，外祖父坚决不让我到学校参加任何活动，“他们是不长的”，他反反复复说着这一句话。我反正也闲着无事，妈妈就把每月大约60元钱交给我，由我来负责开销这个家，上有外祖父和外祖母，下有两个妹妹，一家的柴米油盐酱醋和三顿饭菜安排全要管。我人小，管不过来这些琐事，外祖父就给我出了个主意，让我准备许多空火柴盒，上面分门别类地写了“房租费”、“水电费”、“菜金”等，里面放了相应的钱，按月支付，到月底各个盒子全空了，就算收支平衡。

那时父亲在西安被隔离审查，经常一两个月没有信来，母亲心里暗暗发愁，在外面还要装得无事一样，老人们一天天衰老，而我，就在那个独门独户的单元里悄悄地长大。

二、邻居老方

家住杨浦的那四年，是我的人生成长经历里最难忘的四年。1966年我在12岁到13岁之间，1970年我是16岁到17岁之间，是整个青少年时期转型和完成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我住别的地方的时间都长于四年，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这段大杨浦的经历。电许是一个人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来自他的青少年时期。

我在前面提到一位姓方的邻居，那个家庭的悲剧性遭遇是我对于时代和人性的最初认识。这以前，我还是一个孩子。

只有到那一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头接见红卫兵以后，上海街头到处涌现出自发的中学生组成红卫兵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革命”的感受才变得直接了。孩子天性都爱热闹，天上突然掉下个大自由，可以无法无天地满街奔跑，看见穿着时髦的青年男女就冲上去指着骂“资产阶级”、“流氓阿飞”，看着他们哭丧着脸求饶认错、抱头鼠窜的尴尬洋相，或者被中学生剪了裤管，剪了头发的狼狈不堪的样子，都会被刺激得兴奋莫名。但是我对这种活报剧的兴奋几乎没有延续几天，因为就在一开始的几天里，邻居老方家两个娇滴滴的女儿被拖到大门口被围攻和批斗的场景，让我倒了胃口。对于街上不认识的青年男女的遭难我或许有点兴奋，但一旦灾难降临到平时关系很好的邻居头上，我再也兴奋不起来，反而感到了恶心。

让我继续感到恶心的悲剧还在继续发展下去。老方是个退休的银行职员，平时一举一动在我们眼里很有派头。他退休后参加里弄居委会工作，这种工作本来就是义务的，但也算是基层的权力机构。老方性格有些方正严肃，有一次带了人来检查卫生，我外祖父自夸说，家里卫生间的抽水马桶是经常洗刷的，不用检查。老方当场就指着白瓷马桶里一块黑斑说，这不是脏东西吗?弄得外祖父下不了台。但过了一会，老方带了洗刷工具又跑来，帮着外祖父洗擦，结果发现是一块瓷掉了，老方才道歉，承认是他看走眼了。外祖父对这样一个银行职员热衷里弄工作很不以为然，他虽然长期无业在家里，但除了去领什么粮票肉票以外，是坚决不参加任何里弄组织的活动的。

大约是过于较真的性格，加上他有文化、懂英文，整天与那些婆婆妈妈的家庭妇女一起搞里弄工作，难免会发生龃龉。私下的矛盾是早就有了，与他对立的一派中，有一个湖南籍的妇女，丈夫姓唐，是一位老工程师，家境也是不错的。结果退休银行职员与老工程师的太太较劲了。据说，那天煽动红卫兵来抄家、把老方的女儿当作流氓阿飞批斗的幕后教唆人中，就有那位唐太太的份；但是不久，老方的报复机会来了，那位唐工程师在单位里也被揪出来了，遭遇了批斗。老方闻风而动，连夜组织人轰轰烈烈地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唐太太在里弄里的“言论”。那天晚上他急吼吼地跑来找我外祖父参加写大字报，被外祖父一口拒绝。外祖父很有心计地对他说：老方啊，我们是隔壁邻居，他们说你不好时，我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你让我揭发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唐太太，她的罪行我怎么会知道呢?我知道了不就成了同谋犯?我记得那天老方激动得满脸通红，连老花镜都忘记戴了。

问题就出在老方没有戴老花镜。他老眼昏花地写大字报攻击唐太太，却没有注意到，当时写大字报用的全是旧报纸，而那时候的任何一张报纸上都印了各种图案的领袖像。他在一张领袖头像的背面写了“诬蔑”两个字，这两个字正好写在领袖像的脸上。第二天大字报贴在门口墙上，马上被人发现了：老方犯了“诬蔑”领袖罪!以后的情况我已经忘记了，反正老方三天两头被带到红卫兵那里去审讯，连带了两个女儿也经常被哭哭啼啼地带去审讯。“红卫兵”其实也只是“中学生”而已，他们审讯人感到好玩，尤其是“审”那些漂亮的女人，这件事好像并没有公安机关插手。后来红卫兵忙着自己学校的争权夺利，事情也不了了之。但老方全家则一蹶不振。

又过了几个月，老方一家突然搬走了。那时候搬家都是悄悄进行的。前一夜老方和他的女儿突然上门造访，告诉我们搬家了，就此别过。他们是与一家住在徐汇区安福路的医生交换住房。那时的住房都是租赁的，可以自由交换。对方那家的主人是一对医生夫妇，在杨浦区的医院里工作，他们换过来，工作单位就近了。而老方一家似乎是为了摆脱杨浦的厄运，希望换到市中心“文明”一些的上只角去平静地生活。那天老方的小女儿情绪很好，天真地说：“那里淮海路上的风吹着了也是香的，不像这里，一开窗就是灰尘和臭气。”这话也不假，当时我们住房边上就是上钢二厂，一路都是废气和金属粉，相传是有毒的。

老方搬走以后，我们两家起先还有些来往，但后来慢慢就失去了音讯。外祖父他们说起老方，总是说，像这种人家，还是住在“上只角”比较适合些。此番搬家，也是得其所哉。但是，大约一两年后，有一次在大街上看到张贴着上海市公检法革委会审判犯人的布告，上面印着一连串的犯人头像，这种布告在当时是经常有的，人们也习以为常不甚关注。但这一张布告里，赫然有三个我们熟悉的名字：老方家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罪行是组织叛国外逃集团，被破获后，认罪态度较好，从宽处理，但也好像判了十几年。

三、做父亲的人

邻居老方的故事，是我少年时期关于“”上海的第一个记忆，其实像这样的人间悲剧在当时是极为普遍的，只是我年幼无知，毫无社会经验，初次遇见这种家破人亡的惨剧未免目瞪口呆，悲哀中人生开始有了精神阅历。当然这种精神阅历是一种复合型的成长，并不是单单遇到了邻居家的惨剧才发生的。究其更为隐秘的原因，是我自己家庭里也正经历了难以言说的磨难。记得在1966年8月以后的几天里，母亲变得特别不安。原因是有关我的父亲。

父亲在西安工作，一年回家探亲半个月，来去匆匆，总是不停宴请会友，旧雨新知川流不息，不是出去应酬，就是在家里醉醺醺从中午吃到晚上，酒菜余韵数天绕梁不去。反之父子间个别交流极少，好像本能里父子之间互相有些排斥。举一个例子，我的大妹妹和小妹妹都分别去过西安小住，得到过父亲的直接照顾，而我则从没有去过。每次父亲回来，与母亲住回他们自己的居所，那是在四平路上的一处工房，他们经常带我妹妹一起回去，但从未带过我回去享天伦之乐。所以父亲在我的印象里非常淡漠，非常遥远。这种感觉很早就发生了。我后来无意中读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父亲刚去西安支内时给母亲的信。那是一封普通的家信，里面谈到了对我的教育，父亲还特别l叮嘱了一句：“对阿和(我的小名)的教育要多费心，特别注意改掉坏习惯。”我算了一下，当时我大约两岁半。不知道坏习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那时候已经需要他特别费什么心来教育我。随着岁月的推移，父亲也没有特别关注过我的教育，他好像把教育我的工作完全放弃，把权利和责任都交给了我外祖父去打理。但他

又似乎对外祖父给予我的影响不很满意，或者说根本不满意。我中学毕业没有上山下乡，在家里当一个闲散人员，这是很不符合他的期望的。但他从未说过一句不满意的话，甚至也没有怎么过问我的毕业分配诸事，完全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父亲的职业也很奇怪。在过去读小学开始就要经常填写表格，每次填写总是有父母的名字、成分、单位等内容，父亲的成分是店员。“店员”这个成分类别在“”中被取消了，之前是有的，我外祖父的成分也是店员。店员成分好像是比产业工人低一个台阶，比一般公司职员又要“革命”一些。我父亲本来的职业是教员，也做过都市小报的编辑，后来在一家私人饭店里工作，从事设计宣传工作，公私合营后大约因为追求进步，被领导看中担任了公方经理，他自以为是干部。在1955年上海有关领导要求上海服务行业支援大西北城市建设，他积极带头把一家大饭店迁移到西安，那是西安第一家来自上海的粤餐馆，曾经显赫一时，后来渐渐衰落了，父亲也因为与当地北方干部意见不合，被几次调动工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店员”=我的父亲身上始终有一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情调，与这个时代总是有一种格格不入的东西。但是，从主观上他是一直很自觉地在追求进步，追求与时代步伐的合拍。这一点他与我的外祖父很不一样，也许是在这种裂缝中，他把我看作了外祖父培养的人，他是不以为然的。

“”爆发以后，他也自身难保了。我不太了解他在西安的处境，但母亲是清楚的。我母亲出身贫苦，十三岁就出去做童工养家活口，那是在沦陷区的上海，外祖父声称不与日本人合作，就躲在家里当闲人，当时家里房产早在“一・二八”轰炸中化为灰烬，一贫如洗，于是母亲就出去工作来养家。她与父亲结婚后生活条件才改善。父亲支内以后，她被安排在一家局级单位担任电话接线员，成分算是技工，按理说，没有什么可担惊受怕的。但是母亲对于单位里发生的阶级斗争发自心底害怕。有一天她回家，一声不响地开始清理父亲的旧书柜，我第一次发现旧书柜里堆满了纸张发黄的剪报，大约都是父亲当年编小报时的积累，里面有父亲写的文章，用的是笔名，都是一块一块的豆腐干文章。母亲开始处理这些陈旧的报纸刊物，先是她把自己关在厕所里，用火烧报纸，然后把灰烬倒进抽水马桶用水冲掉。后来发现这样会有烧纸的焦味传出去，于是她又把这些报纸放在水里，像洗衣服一样，把纸搓烂，再放到抽水马桶里销毁。――所有这一切都做得神秘兮兮，母亲不要家里任何人插手，一切都由她自己来完成。终于有一天，她突然把家里人召到一起，告诉我们说，她单位里已经有人在议论我父亲的情况，很可能会来抄家，她要我们保持冷静，抄家的人来了千万不要争吵，要拍手欢迎他们，除了背诵语录外，什么话也别说，等等。乌云压城城欲摧。母亲说她无所谓，她的一切都是父亲带给她的，现在也因为父亲而被拿走，大不了她离开单位，到基层去工作。外祖父阴沉着脸一言不发，外祖母直流眼泪，妹妹还懵懂无知，而我，正处于刚刚懂事的年龄，有点兴奋有点紧张地期待着一场噩梦降临。

结果那个噩梦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第二年父亲照样回来探亲，兴致勃勃地描述单位里某某人被批斗，某某人被抓了。父亲很天真，只要自己没牵连就心安理得，他还说运动初期工作队执行“资反路线”，要整他的黑材料，令人发指，说着还把“令人发指”四个字写在纸上。他在上海到处买做工精致的红色语录袋，里面各放一本“小红书”，一支笔，一个笔记本，说要带回去送给单位里的造反派。上海人无论到什么时候，都要以自己的手艺精致而自豪。当时流行穿草绿色的军装，但大多都是民间自制的，我搞到一套真的旧军装，还带军帽。其实我不喜欢军装，而父亲却穿了我的军装每天外出活动，临回西安时竟把我的军帽顺手牵羊戴在头上走了。回去不久，他就被单位里的造反派隔离审查，前后有两三年，一直到1970年才解除隔离。那时我们已经搬离了杨浦，搬到淮海路的飞龙大楼居住。算起来，我父亲在凤凰村只住过半个月，不过他很喜欢那里的居所，以后也一再说起。

父亲被隔离以后，母亲陷入了恍惚之中，常常六神无主地叹气，但是她外表一直很坚强，外人很难看得出来。但她的忧愁唯有我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深深地爱恋我的母亲，仿佛一下子长大为成年人，我挑起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操持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六口之家。当时我大约十四岁。感到庆幸的是，父亲是在外地工作，他的被隔离审查并没有影响我在中学里参加所有活动，我照常加入红卫兵，积极参加所有的教学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的活动。但是在这个唯成分论的环境里，我填了许多表格，再也不填写父亲的成分是“店员”，而是填写“干部”，后来干脆填写“工人”，我对于那个时代完全采取了虚无态度。但我的内心不是没有隐忧，这些隐忧和内心折磨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成熟。我与时代的主流不自觉地保持了精神上的距离。

四、隐忧与成长

上一节我写到了隐忧与精神成长的关系，所谓隐忧，指的是一种心理。如果别人知道我父亲还在隔离审查中，我就可能成为那个时代的另类。回想起来，当时我并没有具体的恐惧感，因为我父亲毕竟是个积极上进的“干部”，我的印象里他是一个与时代合拍的人，这样的人即使被误解一时，也不会成为那个时代的真正敌人。这是我内心的坚信。

其实当时审查我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现在说起来也是稀奇古怪的。父亲在学生时代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他一生遇到两个老师。一个是张亦庵，“五四”时期的翻译家，小说理论家，也许还做过别的什么文艺创作。关于这个人，我以前在文章里写过，父亲是在他的培养下走上文学道路的。他们编辑的第一个杂志叫《蓓蕾》，这是我父亲走上文学编辑道路的第一个台阶。他后来告诉过我，那封面是一幅木刻画，一个女孩手里举着一枝花蕾，就是张先生教他刻的。还有一个老师是左翼诗人白曙，在孤岛时期，白曙对他也有过影响，后来突然消失了。张亦庵是一位旧式文人，因为张的介绍，父亲担任小报编辑后曾经向一批旧文人约过稿子，如包天笑、周瘦鹃等。父亲从来不对我讲这些历史，直到70年代中期，当他知道并阅读了我偷偷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以后，才兴奋起来，有几次与我彻夜畅谈那段孤岛时期的历史。可惜不久以后他就在西安因脑溢血去世。一年以后，我考上了复旦中文系，研究起现代文学，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多了解父亲那一段经历。

但是父亲还是在办小报时掉进了陷阱。也是交友不慎，他结识了一个小报记者。据说这个人正在筹划一个文艺社团，拉拢了一批艺术家，也有我父亲在内。结果社团未办起来，那个小报记者已经被日本特务抓去了，还牵连了一大批朋友，父亲因此而逮捕。经审查后，

被保释出来，从此父亲就远离文艺领域，转到餐饮行业去了。尽管也是作餐饮业的文化策划和宣传，还办过几种广告性的小报，终究与文艺是越来越远了。但是这个被捕的“事件”――如果这也可以算“事件”的话，后来一直成为父亲的历史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抗日分子，一个普通的文学青年而已，在法西斯专制的时代，任何打算组织文艺社团的计划都会被视为危险分子，被误捕而保释，是很正常的事情，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一再被猜疑审查而不得信任?我从未觉得父亲会有什么“问题”，只是默默地等待父亲的问题早日被审查清楚。现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的无知导致了无畏。在“”时代无数被打入另册的所谓“地富反坏右”，哪里有过真正的“问题”，哪里是真正的“敌人”?不过我想当然地以为，既然父亲没有被定性就不能自轻自贱。我还是很坦然地参加了社会上的各种活动，自己不先被自己打倒――这个性格，后来轮到我自己人生道路上遭遇各种风波时，我也是这样来激励自己――要相信自己没有错，自己先不要被自己打倒。

但隐忧还是深藏于心间。隐忧的先决条件是相信自己没有错误，才能暗暗与社会主流保持距离。“”时代，个人微不足道，从众才会使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可是你心里一旦有了隐忧，你就无法完全泯灭自己，因为你主观上已经意识到自己与乌合之众的不一样。

我前半生的道路都与这种隐忧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我本性上与父亲很接近，这也许是遗传的力量，尽管父亲几乎没有与我一起生活过，但是他的天真、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社会潮流。追求理想，有时候会本能地支配我的行为，让我感到身心快乐；但是我从小接受的是外祖父的言传身教，外祖父对于社会主流基本上是采取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保持着孤独的怀疑精神。他对社会现象有很多智慧的判断，后来证明他总是正确的。这种怀疑精神在潜移默化中也深深地渗透到我的血液里，支配着我的理性。这两种力量在我的少年时代是不协调的，甚至是相互敌意的(至少我自己认为是这样)。我在杨浦四年的成长史中，这种角力几乎贯穿始终。

我的外祖父很快就要退出我的人格发展之路，他对我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这主要是时代的影响力弥漫了整个社会空间，当我不出门的时候，外祖父是我理解外部社会的主要渠道，但是随着我的年龄的成长，一步步迈出家门，走向更加广阔而复杂的天地，外祖父就逐渐成为一个过时人物。当时老人的身体逐年衰弱，渐渐地有了老年性臆想症的病状。记得有一次他睡午觉醒来，突然指着一本画有图画的书说，快把它糊起来，里面的老虎要出来吃人。大家都说他在讲胡话，他却真的用浆糊把一本图书一页一页地糊得密不通风。这以后外祖父的精神越来越差，整天在疑神疑鬼，不得安生。我觉得他一辈子都被内心中的隐忧折磨着，三十多岁日本人占领上海他拒不做任何事情，1949年他才五十岁不到，还是不找任何工作去做，做了几十年的闲散人员，安然无事。到了“”时代，他的内在意志终于崩溃。我似乎走出了隐忧，但其实，我一生都没有走出隐忧，也没有走出外祖父的影响，仿佛是一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