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浦马路漫记

童年记忆犹如一根线，牢牢烙刻在渐趋“失忆”的脑海里。在上海军工路一带城乡接合部的“下只角”，总是散发着各式工厂飘来的味道。如今的杨浦已拉开了新一轮开发建设的大潮，有杨浦大桥和大连路、翔殷路、军工路3条越江隧道以及6条过江轮渡线与浦东新区连接，中环线、轨道交通8号线、10号线、12号线建成开通，璀璨的北外滩建筑群逐渐成形。我印象中的杨浦阡陌道路原貌已渐趋湮没矣。

平凉路：由冷寂

走向繁华

还没上小学，我就能背出横穿平凉路的25路电车的每一个站名：终点站军工路、定海路、贵阳路……由荒凉走向热闹。沿着平凉路开到军工路的时候是个丁字路口，于是碰鼻头转弯停到了终点站――调度室兼司机休息室跟前。不是上下班的高峰时候，这里可以用人炯稀少来形容。没有住宅，没有商店，大热天等车时想吃根棒冰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丁”字的一横处，很长一段时间都挂着一幅巨型标语牌，上面是的语录：“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刚认字的小学生坐年到这里，差不多都会指着标语牌一个字一个字地稚声念出。

电车由军工路开出渐渐地闹猛起来。定海路已是一个小型的商业中心，有照相馆和布店、饮食店什么的，算是一个小高潮。车再往市区方向开，到了宁武路、临青路一带，那就是迎来了大高潮。这里电影院就有两家，一家是杨浦电影院，一家是沪东工人文化宫中的电影院。银行、公园（平凉公园）、百货公司应有尽有。还有一家杨浦区著名的“红霞服装店”。及至我成长到10多岁的时候，母亲把她珍藏的一件衬衫给我穿，并翻开领口上的商标给我看，红色的“红霞”尤其夺目。在这里.不常去市中心的居民也能完成基本的个人生活消费。再经过兰州路、眉州路略微的沉寂之后，到了通北路，又迎来了第二大高潮。这里有全市著名的室内菜场――八埭头菜场，还有沪东电影院、老大同食品店、布店、鞋店、新华书店、邮局、照相馆、饭店，甚至还有寄售商店（旧货店）。

平凉路结束于临潼路，但那里已是归属虹口区了。小时候，坐车这么一路走着，像是在看一部电影，由平淡而渐入佳境。而返程时，总带着一种散席时的伤感，电影落幕。

今天的平凉路已有了很大的改变。沿街的门面都开了各种店，热闹的地方更加热闹，但对于我们这些想要寻找儿时记忆的人来说，不免感到失落――八埭头菜场变成了家得利超市，新华书店被好德便利店挤到了楼上。

杨树浦路：与

黄浦江平行

1843年，上海开埠，建立租界。后来，允许洋人在华开办工厂。杨浦地区的黄浦江边有大批地价低廉的滩地，又有黄浦江航运之利，于是，成为中外客商竞相投资办厂的热土。1882年，官督商办上海机器造纸局（后为天章记录纸厂）投产；1883年，英商在杨树浦路建立上海最大的水厂；1890年国内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上海织布局投产；1913年建立杨树浦发电厂，1923年已成为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到1937年，杨树浦煤气厂中国肥皂公司等又在这条路上相继建成。黄浦江沿岸，西起秦皇岛路，东至黎平路，北至杨树浦路，形成总面积达160万平方米的工业街坊。这就是所谓的“杨树浦奇迹”。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发表的《上海劳工状况》一文描述，“近年来上海的工厂，一天发达一天了。其中纱厂为最多数，那贫民的生计，便因此一振。杨树浦一带，竟可称他为一个工业社会。”

杨树浦原来的名字叫“杨木浦”，19世纪后期属于上海县高昌乡二十三保管辖的一部分，是离县城较远的偏僻农村。杨树浦是纵贯于地境中部的一条主要河流。1869年，租界工部局从外滩沿黄浦江修一条马路至杨树浦，以浦为路名。19世纪末，随着中国早期工业在这里起步，江、浙、皖农村的贫苦农民远离家乡到杨树浦来谋生的人很多。据1896年的工部局年报统计，仅在杨树浦路的8家工厂，雇工有1.05万人，连同附近工厂在内，工人达2.5万人。刚来上海谋生的农民没有房子住，他们就用家乡摇来的小木船，拖到河岸边上搭草棚居住，有的连草棚也造不起，只好拿芦席卷成了半圆形，用旧的毛竹当支柱，简单地搭成“滚地龙”作为临时栖身之地，大多搭在工厂附近。住“滚地龙”的人要跪爬着才能够进出。因此，当时在杨树浦靠黄浦江边的这一侧是颇具规模、象征经济繁荣的厂房，而在马路北边，则是居住条件恶劣的棚户区。当然，工人要居住，工厂的管理层和一些高级职员也要有所安顿，所以这一带也有一些造型西化别致的高级公寓。

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消灭了“滚地龙”，但很多新搭建的私房还是显得杂乱无章。记得我曾在临青路一片低矮的私房间寻找过母亲同事的家，简直就像是走进了迷宫。近年来，这一片已在逐渐改造，一个崭新的北外滩已逐渐成形。

沿着杨树浦路由西往东走，就像是走进了近代工业革命的一个博物馆。至上世纪30年代，这里已是水（自来水厂）、电（发电厂）、煤（煤气厂）齐全。英商怡和纱厂、裕丰纱厂、天章纸厂三友实业社毛巾厂、英商中国肥皂有限公司等等。随便走进哪个大门，都如同走进了历史。这里既有殖民统治的痕迹，又有中国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的梦想，还有“芦柴棒”们的血泪史……

这条路曾经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一掠而过的厂房总让我陷入沉思。一个秋日的午后，我随意地闯入了这个宁静得只剩鸟鸣的空间――上海滨江创意产业区。一直都想来，一是因为作为一个上海土著，感念登琨艳先生重新赋予上海老旧建筑新的生命；二是因为这里曾是三叔的工作单位，小时候每次坐车路过杨树浦路都会叫道：“叔叔厂里厢”。

在三叔去世将近二十年时，我走进了他的厂。我们小时候，这里叫上海锅炉厂，不知什么时候改成电站辅机厂的。但看资料，这家1923年美国GE电子在亚洲投资最大的电子工厂当时就叫上海电站辅机厂。这里的历史变迁大概只有厂里的老工人才知道。厂区的布局并不规律，但每一处的整修都看得出登先生对原建筑的一种尊重。红柱琉璃顶的亭子上，一只饱经沧桑的仙鹤独立寒秋。一些竹竿横七竖八地搭在树上。吊在竹竿上的是一只只竹篮，一蓬蓬的文竹从上面横曳下来。斑驳的招牌上“锻热分厂”几个字提醒我们，这里曾是喧闹滚烫的车间。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又闻到了我熟悉的铁锈味。从梁架，到屋顶，到门窗，都是钢铁材质的。夕阳斜照进钢窗，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这白色铁皮上有红色的宋体标语：“确保安全生产，制止违章操作”；那边却是几只玻璃展柜，好像刚举办过什么时尚展览。犹如一块没有擦干净的黑板，物理教师的“布朗运动’’还没擦掉，历史教师的“春秋五霸”又写了_上去。两堂课，两种笔迹，两个时代，在这里重叠着。另一幢爬满青藤的两层小楼里也残存着时尚人士的展览痕迹。我喜欢这种历史的重叠感，喜欢这种比较，喜欢这种反差。

坐在咖啡工厂的二楼玻璃棚里，又不由心生感动。其中的几块玻璃不知为何并不一般齐，是往里倾斜的。细察之下，原来是为了避让窗外的几棵树。在意大利咖啡的浓香中，我追忆推测着三叔短暂的一生，又感觉自己对他太不了解了。他学历并不高，那应当是从学徒工开始做起的。从他忠厚本分的性格看，“”时他不会做什么造反派。但不知怎么后来他又作为工宣队被派去科研所领导上层建筑。他去世前是厂劳动工资科的一名职员。我无法了解三叔在工厂的生活轨迹，我所知道的三叔，是个弹得一手夏威夷吉他、爱听唱片、操持家务的上海男人。在上个世纪，这一类型的先生在上海的各个角落都找得到――上班回家两点一线，有家庭责任感而又保留着自己年轻时的一点小情趣。而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工厂，不就是由大多数这样勤勉安分的劳动者支撑着吗？

出来走到门口时看见工人正在那里铺砖。一问之下，那些砖是从苏州运来的旧砖，又想起登先生的那句话：“把别人拆掉的拿来用是出于文化保护。”再一次在心里向他致敬。

这既是对登先生的致敬，又是对老厂的致敬，也是向曾在这里奉献了一生的男工和女工们的致敬！

许昌路：墙内烟草

墙外香

许昌路，原名华盛路，那是以一个租界工部局的头头的名字命名的。小时候因为自己的姓氏，总觉得那条路很亲。每次去奶奶家都是坐25路电车在许昌路下。其实应当在通北路下，但为了省3分钱就提前一站下车。经过沪东电影院再走没几步就到下一站了。但许昌路给人更深印象的还是在长阳路这一段。任是你坐车、骑车、走路，只要走过长阳路许昌路附近，你都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道。那种香味有点接近咖啡的浓郁，有一种秋日黄昏田野里的焦香。烟叶在未经点燃时的气味真是我所喜闻的。

我们通常把这里叫作上海香烟厂但它的大名应当是上海卷烟厂（长阳路733号）。1925年英美烟公司在附近开设了韬朋路（今通北路）烟厂（又称英美炯三厂），后又改称颐中烟三厂。直到解放后的1952年政务院批准颐中烟公司转让于上海烟草公司。颐中烟三厂就此更名为国营上海卷烟二厂。以后几经合并，至1960年底，易名为上海卷烟厂成为上海唯一的一家生产卷烟和雪茄烟的大型卷烟厂。国人熟知的“大前门”、“凤凰”、“牡丹”、“熊猫”、“中华”等香烟就是从这里运往全国的。

我有一个同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个上海卷烟厂的女朋友。他很得意地告诉我们，从此，烟钱就省下了。女朋友每个月供他两条“白壳子香烟”。关于“白壳子”，曾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某卷烟厂有一天生产任务紧急，要组织人员加班。班组长、车间主任反复动员，但响应者仍不多，青工A说：“我们工资少，厂里调休单又不肯发，加一个班就弄那么几元钱。”青工B则干脆地说：“几元加班费也免了，弄一条白壳子算了。”众青工随声附和。“白壳子”给加班的青工们注入了活力。

我不太懂烟，只知道“白壳子香烟”是指烟厂内部供应的一种未经正式包装的香烟。但经查资料，才知道，其实这种香烟解放前就有了，当时的烟厂一般都生产过，在烟支钢印上多用“非卖品”来区别。也有用英文“special”（特制）等字样，一般作为福利烟每月一次或两次，无偿发给职工。这里边也包含着职工通过劳资协商争取得到的一种福利待遇。

“白壳子”二度重来是在1979年4季度，全国烟叶产量大幅下降，上海烟叶调入困难，上海卷烟厂面临减产危机。为了挖掘潜力，烟厂发现，在生产卷烟过程中，也存在不可避免因机械故障、气候影响、操作不当等因素造成的卷烟次品，都需花人工用铁丝钩子扯破次烟盘纸拆出烟丝，再按原使用等级降一级方可投产掺用，对原材料损失和人工浪费很大，最好加以利用生产白包烟，当时称作“处理烟”。经与有关部门商量准许上海烟厂可将生产环节中产生次品烟当作“处理烟”，于是经过定牌、定价、定完税率等一系列手续程序后，上海卷烟厂白壳子“处理烟”在1980年中正式出笼了。

上海“处理烟”开始时牌子较少，仅有前门、飞马、牡丹等，以后逐渐增加，直至2003年5月上海烟草（集团）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指示，停止生产“白壳子香烟”。烟票供应也在当年6月份停止。再过若干年，有谁知道，上世纪80年代，有人假装随意地掏出一包“白壳子香烟”，立刻让人对他刮目相看。

如今与上海卷烟厂隔路相望的，是中国烟草博物馆（长阳路728号）。这是一个具有收藏、展示和研究功能的专业博物馆。

时代的列车只管轰隆隆地前进，没有义务让你的记忆凝固在现实中。如今，打造知识杨浦，构建和谐社会，弘扬历史文化，传承文明记忆……百年老杨浦正展示与时俱进的活力和宏伟绚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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