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民国早期(1912～)大学训育组织变迁

摘 要： 1912年至1927年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在社会变革影响下此时的大学迎来了世纪性的挑战。大学训育作为这一时期学生管理的主要方式，发生了从学监制到训导制、学生自治会的转变，这一变化有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关键词： 民国早期 大学训育组织 变迁

一、学监处到训导处（训育主任）、学生自治指导委员会的变迁

清朝后期，在官方的书院改学堂章程中，表明“在组织管理方面，不设山长，仅委派提调一名，监院两名负责书院日常行政”[1]。198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改监院为斋务长，下设监学官、检察官。其后的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学堂等均设立监学官。

民国成立后，大学管理沿用学监制，只是“监学”改为“学监”，由学监、舍监负责管理学生。之后，1912年9月颁布的《学校管理规程》中第三条规定“校长、教员及学监负训育学生之责任”[2]，同年10月颁布的《学校操行成绩考查规程》中第一、二条对学监职能都有明确规定。具体实践中，北洋大学制定的《国立北洋大学校办事总纲》第一条、第三条分别对学监主任的地位和职务进行规定；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章程》对学监员的职能做了规定。

1914年7月教育部颁布《教育部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职员任务暂行规程》，对学监做了详细规定：“直辖专门以上学校设职员如下：校长、学长、教务主任、教员、学监主任、学监、庶务主任、事务员；学监主任承校长之命，掌学生之训育，学监承学监主任之命，分掌管理学生事宜”[3]P795-796。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学监制作为大学的组织形式存在，如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4]”；到1918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中还包括：学监主任、学监兼斋务书记、学监、学监处事务员。[3]P732。

此时学监是直接参与学生训育的人物，是训育活动的直接承担者。直到后来受到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影响，大学学生管理的观念和方法发生转变，学监的组织形态才逐渐被替代。1919年11月14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废除学监制[5]；1920年，郭秉文对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行政系统改革，取消学监处，成立校长办公处，设立各种委员会。

“五四”时期各校又将学监改为训育员，“五四”以后，学监制迅速被以训育部为主的学校训育组织取代，负责训育的人员称为“训育主任”，训育主任负责会同全体教职员研讨制定和协调统一学生的行为考察标准。与训育部建立同时，自治的训育法受到推崇，议会式的学生自治会理论风行一时，学生自治会在各高校相继成立，为了便于指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会也随之形成，负责指导管理学生的自治活动。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自治会中的两只联席会议：一种是议事联席会议，以议事会成员与学生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组织之；一种是各委员会联席会议以各委员会委员与学生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组织之。[6]

二、变迁的缘由

从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民国早期大学训育组织设施从严格管理的学监制到一定程度上关注学生由教师训导的训导制，再到注重学生主体性地位的学生自治指导委员会的变迁，是逐步由学校主导向学校和学生合作，再到学生自主主导发展转变的过程，而带来这一变迁的原因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师严道尊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教育中深入人心，改行新教育制度以后，虽然形式上有所更改，实际上担任教育的管理者，仍以师严道尊为指导，过于干涉学生行动，学生被视为机械，一言一动均须服从管理者。这种传统的教育观念，学生管理观念，使得民国初年学生的训育实施并没有多大改观。之后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教育界对教育的反思，对改造国民性的诉求，引发了对传统教育观念中封建残余式思维的反抗，给训育组织设施变迁提供了内在驱动力。因此，在学校管理上，由中央统一集中式的管理模式，向学术自由、学校自治、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也给学生管理观念的改变提供了现实的环境基础。从而在学生管理上，由严格的学规规劝、师长的监督、无条件地服从、不尊重个体的独立，向强调教师人格对学生表率作用、校友会对学生的训练的管理和训练自治相结合的模式转变，最终向学生自动、学生自治的模式转变。

（二）学监制实际操作的缺陷

民初沿用学监制，学生的管理者带有浓厚的封建积习，“至于管理，则以管理员多属官吏出身，与学生的关系免不掉‘官样’，极端缺乏人格的感化”[7]。另外，由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管理员担任，以至于“管理员所以招怨之原因，一方面则由于三十年来之新教育历史素不重视管理员，常随便以不能负教学责任者充任”[8]。

蔡元培曾指出：“前人总不放心，必要用人来管理，由是学校也生了治者——如学监、舍监都是——与被治者的阶级”，“凡有学校的学监，地位既不及教员的隆重，并且他们的职务又极干燥无味，不如教员还可以增进自己的学问”，“担任的往往因知识才能较差的”[9]。蔡元培一方面给学监定性，即学生的对立阶级，另一方面从学监的工作职能出发，表明学监工作人员不受重视、学监工作枯燥无味过于琐碎，这些都是学监制变迁的诱因。

（三）杜威学生管理观念的传入

“五四”前就有教育家关注学校管理，如郭秉文的《学校管理法》认为管理学校的体制有“教师独断于上，学生服从于下”“教师以身作则，学生以礼自守”“教师与学生分任其应尽之职务”[10]三种方式。“五四”时期，受杜威教育哲学观念的影响，学校变更了训育观念，强调学校全体人员对学生训育的指导作用，杜威曾说：“Education as Direction（教育犹指导）”、“School of the Student，by the Student，for the Student.（学生所有，学生所治，学生所享的学校。）”。表明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指导，认为针对特定对象采取过多的训管措施，即意味着学生主体性的丧失。这些新观念的引入，带来了学校管理方式的改变。

反映在实践上，郭秉文在呈教育部的《关于校内试行简章呈教育部文》中分析：“高师全部组织分教务、学监、庶务三处，学监处掌学生之训育及管理，关系一校风纪至重，惟以数百学生之德行全赖一二人负督察辅导之责，心劳力疲，而其效亦甚浅薄，故训育之责似宜为全校职员人人所共负”，“高师学生大都成人之年，其入校以前粗有办事经历者，亦复不少，似宜有学生自治会之设，以练习其自治之能力，又虑其轶轨也，则由校选派教职员组织委员会以辅导之。”[11]由郭秉文的总结可以发现，此时学生管理观念有了很大转变。

三、结语

民国早期大学训育组织从结构上延续清朝大学行政组织设施和理念上延续传统的严格管理模式，到逐渐意识到学生主体性地位，强调学生活动的重要性，重视学生社会性的培养，而先后向教师指导的训导制和学生自治委员会指导的学生自治转变。这一转变既是受西学东渐、新的学校管理方法的引入影响，更是对当时教育改革的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李国钧，王炳照.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山东：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258.

[2]不详.民国大学一览：36.

[3]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下篇）.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4]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文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247.

[5]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55.

[6]黄公觉.北京高师的学生生活.教育丛刊（第3卷），1923.2.

[7]陈翊林.最近30年中国教育史.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1931：120.

[8]舒新城.教育通论.上海：中华书局，1927：156.

[9]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生自治会演说辞，1919.

[10]郭秉文.学校管理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4：13.

[11]南京大学校庆办公室校史资料编辑.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1982：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