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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颢，字伯淳，生于北宋仁宗、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卒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河南伊川人。和其弟程颐并称“二程”，由于他们长期在洛阳讲学，传统称他们的学派为“洛学”。后来学者尊称程颢为“明道先生”、程颐为“伊川先生”。
二程是兄弟，许多哲学基本问题上，他们观点是高度一致的，程颐本人也曾明确地说“我之道盖与明道同”。但仔细推敲，不难发现存在差异。二程之间这种差异对后世理学内部形成“理学”、“心学”起了相当重要的诱发作用。
黄宗羲论其异时也曾说过：“明道，伊川大旨虽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变其说。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亲切。大程夫子当识其明快中和处，小程夫子当识其初学者年之严毅，晚年又济以宽平处……两程子接人之异，学者不可不致审焉。”
程颢“专主敬”，“明愉中和”，程颐益“穷理”“严毅宽平”，程颢重视主体的自我觉悟，体会人心与万物浑然一体的仁者精神境界，能够体现程颢哲学特点的是《识仁篇》和《定性书》这两篇文章。《识仁篇》的全文如下：
学者先须识仁。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素。苦心懈则有防，民敬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 “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已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定顽》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必有事焉而勿正，必勿忘，勿助长”，未尝致纤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貌岸然。若存得，便合有得。盖良知良能元不丧失，以昔日习心未除，却须存习此心，久则可夺旧习。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氏遗书》卷二)
黄宗羲在《明道学案》中，对程颢和《识仁篇》经予很高的评价：“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浑然太和元气之流行，其披拂于人也，亦无所不入，庶乎‘所过者化’矣。”(《宋元学案》卷十三)
在程颢看来“仁”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义、礼、智、信都是仁的表现，而且识得仁的仁者就会浑然与天地万物一体，达到孟子所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程颢认为“仁”是自己所固有的道理，而不是从外面灌注进来的，不必舍己到“外”中去穷索仁理，反对只知防止、警惕内心邪念于外物引诱和专注在外边穷理的做法。认为只要以“诚敬存”自己所固有的“仁”就能达到仁的境界。首先是识得仁，然后对心中固有的仁的体验以诚敬存养之，而后恢复固有的良知、良能，而固有的良知、良能的恢复，则要经过“反身而诚”和以新习“夺”掉“旧习”的过程。程颢认为仁的道理极其简约，关键是自己能不能守住它。真正守住了仁，就会成为“仁者”，达到“浑然与万物同体”的儒家最高精神境界。
程颢的仁学很明显与张载《西铭》中所要表达的思想有相同之处。《西铭》中说：“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舆也，”正如《识仁篇》中所说“《订顽》意思，乃备言此体。”只不过程颢更注重个人心体验，强调“不须穷索”的直觉体会，认为经过一种诚敬的修养，人就会体验到超越一切的对立，体验到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浑然整体。有了这种对宇宙的直接体会，人就有了较高的精神境界。在完全自觉中体会到精神的快乐，也就是程颢所说的“此理至约，惟患不能守。既能体之而乐，亦不患不能守也。”
程颢的仁学思想有其深刻意义，对后来学者理解“仁”起到积极的参考作用。
程颢的《答横渠先生定性书》，本来只是答复张载的一封信，但由于它开启了道学造精人微的门径，所以在道学史上具有经典之作的意义。全文如下：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已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即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
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易》曰：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恩。”苟规规于外诱之际，将见灭于东而生于西也。非为日之不足，顾其端无穷，不可得而除也。
人之情各有所蔽，顾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学为自然。今以恶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 《易》曰：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孟氏亦曰： “户斤恶于智者，为其凿也。”与其非外面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视圣人喜怒之正，为何如哉?夫人之情易发而难者，唯怒为甚。第能于怒时遽忘其怒，而观理之是非，亦可见外诱之不足恶，而于道亦思过半矣。(《程氏文集》卷二)
刘宗周给《定性书》亦很高评价，说：“引伯子发明主静立极之说，最为详尽而无遗也。”认为和濂溪学派的“主静立极之学”相比较，程颢发挥的更为深刻。
张载以书信问于程颢，表示“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张载认为“性”原来是静止的，由于外物的迁累，定不下来，人是在社会性环境中生活的，日常生活又充满着诱惑，内心的平静总是受外部事物的干扰，以至主体内心意念动荡，而根绝外物的干扰又十分困难。程颢认为如果以为性能被外物所累，说明性(心)本来就无主，没有定下来。假如“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张载是以性为内，以物为外，以内为外，以内外为二物，没能做到“合内外”。程颢认为所谓“定”并不是静止不动，而是“动亦定，静亦定”，不是因为怕被外物所牵累而不去和外物接触，而是要“中心如自固”，再说不和外物接触是不可能的。因而要“定性”，不在于是否为外物所牵累，而是能否做到“无将通，无内外”，只要做到“无内外”了，性是不会被外物所迁的，因为已经无所谓内外了，已取消了心物对象性关系。忘记内外的根本区别，即“不若内外之两忘。”程颢不主张修养执著于保持内心虚静或“规规于外诱之除”，主张本心超越内外的区分，进入与物无对的无分别境界。因此能够“廊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避免不了接触事物及产生情感，但应当使情感完全顺应事物的自然的状态，圣人的“无情”只是没有从私我利害出发的情感，他的情感顺应于事物的来去，应物而不累于物，感情出于公心，喜怒当于客观事物之理，也就是诚、敬保持了本心的自然呈现。
程颢的定性方法其核心是超越自我，还认为情感的反应不仅要合于自然，而且耍合于当然，即消除各种杂念的影响。心对外物就可以像明镜一样作出正确、恰当的反应，在日常人伦生活中正确地处事应物。这种自然顺应的超越自我的修养方法是情顺万物，以物之当喜怒而喜怒，这样就能达到定而不动的境界。
南宋“心学”派奠基人陆九渊对程颢的哲学命题多有撷取。对程颐很少恭敬，颇多微诩，对程颢却比较推崇。陆九渊说：“二程见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后来明道此意却存，伊川已失此意。”又说道“元晦似伊川，钦夫似明道，伊川蔽锢深，明道却疏通。”
明代“心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在《书陆九渊・集序》中说：“佛老之空虚，遗弃其人伦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谓吾心者，而不知物理既吾心，不可得而遗也。至宋周(敦颐)、程(颢、颐)，始复追寻孔孟之宗，而有无极而太极，定之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通之论。庶几精一之旨矣。”
“无极而太极，定之仁义中正而主静之说”是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所阐述的观点，而“动亦定、静亦定，无内外、无将通”则是程颢《定性书》中的一段话。他称程颢的这一观点为“庶几精一之旨矣”。
由此可见宋明“心学”派对程颢主观唯心主义学说的重视程度。